开国大典上，周恩来感慨地说：可惜今天的盛会梁漱溟先生不在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漱溟是唯一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泽东公开辩论的大儒。

本书作者受梁老之约为其立传，故自1985年6月起至1988年1月19日，最后一次谈话为止，前后约三四十次听其讲过去的经历……

梁漱溟是一位信奉佛教而又蜚声海内外的儒学大师，性格耿直，敢说敢为。他是毛泽东的挚友、诤友，也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老朋友，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有过彻夜友好的长谈，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针锋相对的吵骂，这其中的恩恩怨怨，让人惊叹，也让人称道……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梁漱溟远在四川未能参加，据说，当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感慨地说过：可惜今天的盛会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邵明叔。

一 家世

二 少年时代

三 初入社会

四 自修佛学

五 北大任教

六 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七 良师益友

八 结发夫妻

九 “以青年为友”从事乡村教育

十 救国必须走“乡村自治”的道路

十一 到河南办“村治学院”

十二 到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

十三 抗日战争前期访问毛泽东

十四 巡视敌后

十五 筹建“民盟” 创办《光明报》

十六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十七 桂林三年第二次婚姻

十八 抗战胜利为国内和平而奔忙

十九 下乡教学著《中国文化要义》

二十 全国解放再晤毛泽东

二十一 参加土改运动

二十二 一九五三年事件

二十三 “雅量之争”的余震

二十四 不是右派的“反面教员”

二十五 学习与反思

二十六 “文革”磨难

二十七 反对“批孔”

二十八 著《人心与人生》

二十九 国事与家事

三十 晚年生活与最后的讲演

梁漱溟佛儒思想探索

梁漱溟年谱简编

后记

一 家世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漱溟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出生于北京。

梁漱溟祖先是元朝宗室后裔。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灭，末代皇帝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今蒙古)，其祖先家族未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星由河南迁徙广西桂林居住。梁重的儿子即梁漱溟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住在北京，未再回桂林。梁漱溟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

梁漱溟父亲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在京城贵族那苏图家中任教(塾师)，课其子女，后官拜内阁中书等职。梁济秉性笃实，为清室忠臣，但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时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其一贯的主张。

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但事实上梁家生活却并不富裕。因为梁济的祖父做外官卸任时，无钱而负债；父亲为祖父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逝世时年36岁。当时梁济只有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梁济19岁，便在“义学”中教书，生活仍然清苦。“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愁娶一个不能过苦日子的媳妇不好办，竟因之拖延了数年才成婚。”

自清末至民初，梁济大都是在民政部门负责一些慈善事业，如慈幼堂和罪犯教养所等，其中有几年在皇史晟(清皇家档案馆)工作。清廷腐败，外患频仍，身为文官的梁济深知自己没有机会效命疆场，但他读起兵书来却手不释卷，喜爱有加。遇到风雨天别人多躲进屋，他却顶风冒雨在外面跑。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闻中国军队不经严加整顿即开拔东调，便“顿足挫胸，谬矣谬矣！”光绪下诏要实行变法，他建言“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风弊俗”。

梁漱溟后来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亦与其父梁济大有关系。青年时期的梁济悲天悯人，却对中国的政治、民情无可奈何，常常把自己的愤懑和忧虑写进日记里。此处仅举其1893年至1894年的几则日记。

1893年六月初六日记：

连年以来，天灾流行，气象惨沮，知天心即可知国运矣。真令人焦愁无计，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是诚可为痛哭也。若看今年局面又与前有异，自春间即多雨，似南方黄梅天气，而入夏以来时复连绵。农人欣欣望岁，已春雨贵如油，得此当必丰收。忽五月十三大雨竞日，其势甚猛。麦已收而未干者达十之六，熟而未割者尚居其四，原是极好收成，忽经此暴雨漂没，骤折一半。

吾君吾相曾不预思善计，每次皆必待奏报到后，一纸空言颁帑发粟，竞成循例套头，并无真实忧勤之意行乎其间。诏旨虽下，依旧嬉戏，不知敬惧。

半夜补记：

大雨彻旦，子丑时更猛。中夜起坐，心如箭攒。旁注：初九亥刻对雨悲愤。

六月十一日记：

天竟有收不住之势。当国诸君何竞无一人为民请命者！历观史鉴，水患多盛于末年。真怪衮衮诸公乃有心宴乐，耽乐忘危，时事难问。旁注：是时演戏之风方盛，有以小孩弥月而演戏者。

再看1894年日记：  自六月与日本接仗，始闻互有胜败，实则并无胜仗，只是一味望风溃退。官军虚冒粉饰，习气太坏。……论兵势则败势已成，论国势则尚未至于覆亡，断无因此遂摇本根之理。而吾观士大夫奔走相告者，交头接耳惊疑变色，纷纷流言，鄙俚不经，全不知揆察情势，其迂酸浅陋胆小无识之态异常可笑，真正不可与言。

九月初五日记：

日本兵尚在高丽境内，中国全境晏然，而京官挈眷迁徙出京早避者一二百家。旬日之间，各省京官聚其所亲商议行走，江、浙、广、楚、汴之人尤多。或将衣箱书籍等物先运回南，或仓皇逃走，官不要，轻举妄动，种种不一。……似此胆小无识，唯知全身加保妻子，国家要此负重名之大臣究有何毫末之益耶？

梁济一生从事的工作，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1906年出任民政部教养总局的总办委员，在那里，如《清史-忠义·梁济传》记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他在《留属袁、冯、林、周、彭五兄书》里有夹行细注，说他“在教养局以撙出余财三百金，不以入已，而盖小房六间。总厅不肯上达，故堂官不知”。1913年5月，梁济写信给当时做内务总长的赵秉钧，说明他上一年辞职不就内务部的高薪间职，同时希望赵派他重回教养局，未果。

梁济一向最佩服的是梁启超，认为“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第一人”；最好的朋友是新闻界著名报人彭翼仲，曾屡次资助彭办报。

1911年，梁济见官场腐败，“慨然欲挂冠去”，乃写奏章分别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陈述自己规劝性的意见。翌年，前两部写完，官德部分尚未动笔，武昌起义成功。梁济抱着观望的态度希望国家能够逐步好起来。但不久他便感到失望，在其给赵秉钧的信中说：“但为一官，则待遇与百姓判若天渊，而民国以民为主体之义，则相率而忘之。革命以后之气象，与革命以前，毫无殊异，且更黑暗加甚；此济所以心有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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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梁漱溟先生立传之缘起

本人受梁老之约为其立传，故自1985年6月起至1988年1月19日最后一次谈话为止，前后约三四十次听其讲过去之经历，按计划此传早该可以完成了。

然而不然，事出意外，有其他工作插入，把此事冲垮了：一次是写胡适传，另一次是要主编章士钊全集，兼写其传。如此一拖再拖，就把为梁老写传之事给耽误下来了。

不幸的是，在我完成上述两项工作之后，眼睛失明(视网膜脱落)，后来抢救及时，手术后有所恢复，但视力大减，看书看报都很吃力，基本上是不能看了。为梁老写传的事，实在不行了。内心感到很痛苦，也对不起其家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请我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辑李仲明同志来捉刀，由他来写、我提供基本资料：就以我过去出版过的《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和在香港出版的《东方文化》上发表的《梁漱溟佛儒思想探索》一文为主，请他加以发挥，自由论述，共同合作完成此项工作。

我们认为梁漱溟思想可说是儒家思想，梁漱溟也说过他是儒家，但也可以说是佛家。但据我多年的认识和观察，我们认为不是二元论，而基本思想是佛家的。这就是我们的心得和认识，请指正批评。

白吉庵

2008年1月24日

2006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白吉庵先生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合作，将他于1997年年末出版的《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一书补充扩写，共同完成一部梁漱溟的传稿。

我当时有点犹豫，觉得自己的学术功力不够，对于梁漱溟先生的佛学、儒学思想所知甚少。白先生说这是梁漱溟先生家人的心愿，可他眼睛不好，不能较长时间看书或查阅资料，一个人难以完成扩写的工作。我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

但是，当我大量地翻阅从图书馆借来的图书资料和白先生提供的书稿资料时，一方面，我被梁漱溟先生对国家、民族那种深厚的大爱；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对真理的探求；一生为追求佛学、儒学，致力于城市与乡村教育，为抵御外敌、国共合作奔走呼吁，为新中国建设积极献言，为完成其一生的写作计划不懈努力，一生始终敢讲真话的精神和品格所深深感动。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物并不好写，如何准确地记述、评论其一生的思想脉络与变化、学术观点、生活态度，应该说很不容易。

在白先生的鼓励下，我翻阅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文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各种传记、年谱、论文集、资料集等，开始了艰难的写作。近三年来，我边查阅资料边写作，查阅、选择资料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的时间，这也是人格与学术思想接受洗礼的一个过程，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尽管如此，当完成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很不满意，因为自己这枝拙笔实在不能高度地概括梁漱溟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高尚品质与生活情操，只有留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另外，我能够接受这个任务，不知深浅地写下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粱漱溟先生的人格魅力。诚如书中最后一章中提到借榨汁机的事，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却仍然想着先照顾别人；梁漱溟先生和我父亲是同一天(1988年6月23日)在协和医院逝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是比邻而居：在八宝山公墓东一室，两人的骨灰盒上下柜摆放。每逢清明节时，我去给父亲扫墓，也在梁漱溟先生的骨灰盒遗像前鞠上一躬，同样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在我心目中，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如千家驹先生所评论：“我最佩服的是梁先生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高贵品质，是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风亮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优良美德，值得我们向他好好学习。……在当今中国，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感谢团结出版社张阳女士，她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感谢我的妻子谭秀英为本书初稿的修改、语言的润色及颇有见地的批评建议。

李仲明

2009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