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再次爆发金融“海啸”，全球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证券业巨头美林证券面临收购，华尔街五大投行仅剩两家，是否还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倒下？风雨飘摇的投资银行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曾经呼风唤雨的投行精英未来路在何方？本书首次揭开投资银行业的内幕，让外界得以窥见金融业背后的真相！

过去的10年，见证了投资银行业的热闹纷呈，也交替着经济的繁荣与衰落。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贝尔斯登，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曾经让无数聪明而富有野心的年轻人心生向往、顶礼膜拜。投资银行家这群神秘、富有、极具权势的社会精英，是如何操控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大宗并购，影响商业巨头、企业财团重大商业决策的？

本书作者乔纳森·尼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进入了华尔街极具声望的高盛银行，而后跳槽到摩根士丹利。他见证了这个行业经历的一段特殊时代——因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惊人业务量的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以及之后随泡沫破灭而出现的灾难。作者以促人深省的幽默和无所畏惧的坦诚，揭开了投资银行家的神秘面纱，展现了投行业的原始面貌，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充满魅惑力的故事——藏于华尔街最有权势的公司背后的故事。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与投资银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二章　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

第三章　独立王国

第四章　“问西德尼·温伯格吧”

第五章　投资银行家到底在干些什么

第六章　并购文化

第七章　约翰·桑顿的崛起

第八章　摩根士丹利

第九章　门面已破

第十章　天才银行家的戏剧人生

第十一章　代表买方

第十二章　为能人准备好红地毯

第十三章　投资银行高层

第十四章　精英神话

第十五章　中小公司之王

第十六章　漫长的道别

尾声　寻找西德尼·温伯格

“希斯顿集团！”一个顶着秃脑袋的庞大身躯出现在我桌前，咆哮着。

我正吃着午餐，突如其来的叫喊差点让我噎着。如果不是那声叫喊，今天将和信孚银行伦敦办公室往常的气氛一样在平静中度过。这个家伙叫安德鲁‘凯彼曼(Andrew Capitman)，从美国转过来的并购高级经理，他在那儿幸灾乐祸地冲我咧嘴笑着。我张着塞满了馅饼的嘴打量着这个家伙。很明显，他期望我理解这个名词的深刻含义。也就是几秒钟窒息般的沉默，看到我一脸无知的表情，他的笑容消失了。

“鸡肉。”他更大声地又蹦出一个词，显然有点恼怒，觉得这么重要的事不应该需要解释。

“哦，是的，不错。”我小声结巴着回答，脑袋里其实并没有想出来他说的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当一名投资银行家，去读商学院原本只是一次玩乐。1983年到1984年间，我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念书，拿着扶轮基金会给予的全额奖学金。当我意识到必须找点事情做的时候，学习生涯也结束了。我很想主修哲学，但又希望有一天能将伟大的理论用于实际用途，于是最终选择了了申请去耶鲁的法学院读书。之后，有人告诉我说斯坦福大学是商学院里的耶鲁法学院。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确切的意思，但可以感觉出它意味着去斯坦福学习有一定难度。我对MBA的兴趣，完全来自于有着哲学思想的年轻人对“职业经理人”这个词居然成为现代文化标志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态度。更通俗地说，我喜欢这样的想法：等我有了MBA证书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因为拥有一个时髦的MBA头衔而胜我一筹。

同时进入这两所大学之后，我不断通过电话与别人联系并且很快认识到，不管这两个学校在某些方面如何相似，但在满足学生的需求方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耶鲁法学院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几乎愿意做任何事，而斯坦福大学只想学生乖乖地被动接受。最后，我发现如果把在斯坦福大学的时间延长一年，那么第三年就可以在耶鲁度过，并且在斯坦福的许多学分可以重复计分，这样我要比在同一个学校里通过传统方法取得法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JD/MBA)双学位的学生节省很多时间。我在大洋两岸同时求学，先是在帕洛阿尔托连续待了两年之后又到纽黑文待了一年。这是个很好的主意，我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居住，并且轻易获得MBA学位，这是全盘思考的额外奖励。

我的第一份(当时认为可能是最后一份)投资银行工作就是1987年在伦敦的信孚银行的暑期实习，也就是现在整天讨论鸡肉的地方。许多圣三一学院的同窗好友来到伦敦，我也在市场上寻找一份高薪工作好让自己有机会跨过大西洋去工作。信孚银行当时正竭力想挤进一流投资银行的行列，对暑期实习生的态度要好过那些一流的投资银行。另外，他们提供的薪酬也相当慷慨——就像商业银行将员工派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居然对伦敦的暑期实习生也是如此。除每周1000美元的薪水，我还在高尚社区Sloane街得到了一室一厅的漂亮公寓房，那里提供清洁服务，还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电话，另外还有每天50美元的免税生活补贴。待遇真的很不错。

另一方面，工作就没那么有趣了。1986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取消了对伦敦金融市场的管制，这一“大震荡”在美国机构中形成涌向英国淘金的热潮，他们四处寻找市场机会进行投资。美国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准加入伦敦股票交易所，许多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界赫赫有名的大牌纷纷在伦敦设立执行机构，或是将原有的机构大手笔扩张。但是，最初的那段时间里，“震荡”基本上就是一场闹剧。

新的规则允许外国机构向潜在的英国客户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而并购一开始就被看做是最具营利性的机会之一。一家公司的并购顾问既可以选择和追踪并购目标，也可以在最高价位卖出公司的分支机构、部分业务或是整个公司。由于多数公司专注于自身业务，它们需要一个在并购方面懂行的专家来有效执行交易，这是个不错的投资，也可以避免公司管理层的分心。并购顾问通常只收取占整个交易很小比例的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高达几百万美元，尤其是那些大单子。并购在理论上能吸引市场上的新人者，原因在于它并不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资本的投入。既不需要整层的交易厅，也不需要资本金的支持。整个业务只需几个举止得当、收入丰厚、看上去有着专业模样的人就可以开始干了。

但这个理论的麻烦在于，在文化层面上，英国的公司管理层没有习惯为买卖公司提供建议而支付报酬，至少达不到美国市场的收费水准。能够支付的绝大多数顾问费都流入了那些为当地企业服务了几个世纪的英国金融公司。因此，来自美国的新机构面临双重挑战，他们既要说服英国公司在并购中必须聘用顾问，又要劝说他们放弃长久以来以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关系建立起来的金融关系，转而投向这些入侵的美国佬。

在被美国机构瓜分后的微小市场份额里，信孚银行只占更小的一点。结果是，并购组的银行家们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思考挖掘项目，进行电话营销，偶尔得到机会就去向客户正式“拼取”(pitch)他们的服务，尽管几乎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投资银行向客户推销金融服务时，通常会使用一种道具，这种在投资银行家生涯里举足轻重的东西就叫做“建议书”。

即使在今天，不管是伦敦还是别处，胡乱编就一本本厚厚的建议书可能是从事投资银行的年轻分析师和经理们最感乏味的事情。典型的建议书往往页数很多，封面通常都做成蓝色(因此，业内也称之为“蓝皮书”)，其主要内容包括：(1)与潜在客户、其竞争对手、所处行业以及潜在收购对象有关的任何公开信息概要；(2)当前的“标准模板”，其内容包括向客户描述所有可能用到的投资银行产品，诸如“当前并购环境”，“当前资本市场环境”，“我们最新完成的项目”等；(3)投资银行业绩，其中充斥着许多代表已完成项目的公司的彩色标志，“排行榜”则说明它们是现在正在推销的这个行业产品当仁不让的头块牌子。阅读“建议书”最有趣的部分在于排行榜下面的脚注，这些绞尽脑汁的脚注使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第一名”，诸如：“包括某年1月1日后完成的5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不包括某年1月1日后完成的5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排行榜不包括Comcast与AT&T并购项目，也不包括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并购项目”，等等。无数分析员花费无数个不眠之夜对数据拼拼凑凑再删删减减，最终以最不荒谬的方式得出市场排名第一的结论。情有可原的是，有时他们得不出“第一”的结论，于是就简单地做一张综合排行表，包括所有时间、所有产品，自称在自己已完成的所有项目里占有100％的市场份额。

哦，我差点忘了。有时候，当然不总是如此，在两张蓝色封面厚纸夹着的建议书里，字里行间也会散落着一个实际可行的战略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很少是深思熟虑的，或者是原创的。当然，如果这个想法既经过深思熟虑又是原创的，那真可以称得上是弥足珍贵了。

有趣的是，对客户的持续调查显示，读建议书要比做建议书乏味得多。如果说投资银行管理层对此早已心知肚明，那么客户讨厌建议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中层人员和一些更高级别的银行家继续坚持做建议书，其原因没那么容易说明白。简单地说，就是“表演恐慌症”。不带点材料去客户那里开会，心里就会发慌，就像演员第一次脱开剧本登台演出。只有你、你的想法和听众，这样的氛围让人害怕。对演员来说，台下的观众包括懂行的导演和同行，他要取得这些人的认同。对银行家来说，听众是CEO或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本行烂熟于胸，却来看银行家们班门弄斧，或许他们最近已经听过众多投资银行竞争对手的推介。银行家在“市场里”的声誉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高管通过这些会议累积起来所得到的综合印象。因此，那些缺乏经验和缺乏信心的银行家的某些举动就不奇怪了，他们参加客户会议要么捧着本建议书照本宣科，要么带了众多随从人员作为保护，而那些随从人员到底起什么作用对客户高管们来说一直是个谜(客户最常抱怨的事之一，就是随从人员的规模与建议书的厚薄成正比)。

P2-5

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不断传来华尔街上著名投资银行的坏消息。5家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以及贝尔斯登纷纷传出巨额的次贷减值损失或亏损。根据2008年4月21日出版的《财富》杂志，自2007年中期以来，贝尔斯登、美林和摩根士丹利三家的资产撇账已高达400亿美元以上。5家投资银行的股价从2007年的历史高位年均暴跌了42％，这还不包括贝尔斯登终因不敌巨额亏损，以清盘价卖给了摩根大通。

这些一向颐指气使的顶尖投资银行怎么了？是它们偶一失足栽了跟头，还是它们生不逢时赶上了杀伤力极大的次贷危机？它们是危机中无辜的受害者，还是其本身就是次贷危机的肇事者以至于咎由自取？抑或它们与危机互为因果，推波助澜，由小疾而演变成不可救药的大患？

在这段期间，我们有幸读到了乔纳森·尼先生的这本书，对上述困惑多少有了一点解答。本书出版于2006年，尼先生当然没有预见到今天这场惊心动魄的次贷危机。他以其个人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10年工作经历，描绘了在千禧年之际全球网络泡沫的兴起和破灭过程中，美国投资银行在这一期间的行为举止。他在书中的描述、分析以及评论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投资银行家，一个令无数人向往和羡慕的职业。过去几年，在前往美国各大名校进行校园招聘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MBA还是博士生，都充满期待地想象着自己离开校园的第一份工作能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很多人共同的问题是：你们投资银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而他们心里盘算着的则是：我到底够不够格？那种渴望，那种追求，有时是刻意表现出来的执著和决心，让人不禁怦然心动。

作为一份职业，投资银行家的吸引力在哪里？有人说，投资银行家的收入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尼先生半路出家去当投资银行中的经理(相当于MBA毕业后的级别)，第一年就可以挣22.5万美元，比他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前一份工作收入多了一倍还多。到尼先生2003年离开投资银行时，他已成为董事总经理级别的高级投资银行家，他的年收入高达两三百万美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美国现任总统的年薪也只有40万美元，而美联储主席的年薪还不到20万美元。可见，投资银行家的薪酬确实令人垂涎三尺。

当然，也有人说当投资银行家是因为这份工作既令人兴奋又富有挑战性。投资银行家参与企业的重组上市，动辄在全球融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成为大众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投资银行家策划于密室，决胜于商场，完成一件件令人震惊的收购兼并项目，更是使自己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华尔街上的明星。

还有人说投资银行家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精英——从企业大亨到社会名流，因此这份人生阅历是丰富多彩的。确实，当与精英们“耳鬓厮磨”的时候，近朱者赤，你离成为精英也就不远了。

本书作者尼先生认为，当投资银行家最有价值的是影响决策。尼先生认为，即使与政府官员或公营机构的人员相比，投资银行家的判断及建议事实上对企业家的决策影响更大，因而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大。当你的企业客户听取了你的判断分析，接受了你的结论建议，并很快付诸企业的决策之中，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应该获得最大程度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我想尼先生的感觉是深刻的。因为即使你收入很高，工作挑战性很强，还能接触名流明星，但你若不能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决策，以至于无所成就的话，所有那些东西都会变得表面和肤浅。可是投资银行家如何才能真正影响客户的决策并最终有所作为呢？作者认为影响决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银行家与客户的关系。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传统上说，在投资银行领域，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实际上为各自不同的客户服务。比如摩根财团(包括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长期致力于为《财富》500强企业服务；高盛历史上则因其犹太背景而强于为犹太人企业服务，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原先中等规模的客户成长起来成为《财富》500强成员，高盛才开始正面争夺摩根财团的传统客户；而规模较小的后起之秀帝杰主要为发行垃圾债券的中小企业服务。投资银行家的价值在于你手中是否有稳定的能长期提供服务机会的客户。作者所推崇的高盛历史上的领袖西德尼·温伯格，他关注的是为谁服务，而不太在乎能赚多少钱。摩根士丹利长期秉承的宗旨是“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然而，时过境迁，在所观察到的10年变迁中，尼先生发现这种传统上被顶尖投资银行视做圭臬的以长期客户关系为核心的投资银行文化已经逐步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交易驱动型的投资银行模式。所谓交易驱动型，是指投资银行已不把客户的选择以及和客户的长期关系放在首位，而注重于单项交易项目的获得、完成以及赢利。只要这项交易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竞争，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投资银行的竞争来自商业银行，也就是所谓“金融超级市场”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金融结构乃至于全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都受《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塑造，其基本原则就是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各自分开，经营于不同的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专注于银行信贷，投资银行则专注于证券发行和交易。由于长期的监管限制，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每况愈下，投资银行却因资本市场的规模性发展而获利甚丰。经过多年的努力，商业银行终于在2000年推倒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之墙”，闯人投资银行的传统禁地，与投资银行分享其中的“蛋糕”。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一般商业银行都有相对充足的资本实力，它们把证券承销与银行贷款挂钩，用贷款作为诱饵来蚕食投资银行家长期覆盖的客户。投资银行在长期客户失去昔日的忠诚度时不得不放弃“绅士”风度，有一单做一单，追求短期的收入。这种对赢利的持续挑战使得投资银行家的行为更以交易为导向。另外，成本结构又给投资银行家们造成无情的压力，迫使他们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项目。

在金融产品的创新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就是并购、垃圾债券以及各种衍生产品。本来并购作为一种金融产品非常依赖于投资银行家与其客户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双方高度信赖的基础上，企业领导才会将极少数人知道的意向告知投资银行家并索取必要的建议。然而，因为每一项成功的并购都会使参与其中的企业领导以及投资银行家成为大众传媒聚光灯下的焦点，并购浪潮在创造航母般超大企业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位位闻名于世的企业名流和华尔街上的并购天才。于是产品反过来主宰了关系。企业经常为成功完成某次并购而去寻找并购天才来操刀主持，投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则退居二线。更有甚者，与并购密切相关的垃圾债券这一金融产品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在投资银行，要从一个并购项目中获得巨额收费，尤其在承当买方企业的并购顾问时，是非常难得的，但因购买企业而发行垃圾债券(现称为高收益债券)却会为投资银行带来丰厚的收人。说得简单一点，投资银行在为并购方提供并购顾问建议的时候，顺便向并购方发放了一笔高利贷，从整个并购过程来说，后者才是投资银行的获利主源，并购建议常常蜕变成一份诱饵。在企业客户方面，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根据投资银行是否能提供融资来挑选并购顾问。所谓“给钱才给活”，这种做法冲淡了投资银行家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同时也淡化了企业想要的附加的顾问价值，从而造成投资银行威望的普遍下降。交易型模式驱使投资银行家变得更加势利，更加见风使舵，更加不在乎是否真正提出高质量的建议。

20世纪90年代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投资银行不断地通过创新产品来寻找新的赢利空间。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其中已经造成惊人破坏力的就是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形成一种新的衍生产品，然后打包给各种投资机构。平心而论，投资银行创新的各种衍生产品原本具有降低金融风险的功能，但是，通过证券化打包起来的风险，在转移到投资者的过程中，出现了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象。可悲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平时被人们视为最“公允的”信用评级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信息不对称达到了极致。由此可见，对短期利益的贪婪追逐是使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各种中介机构失去自制力的最重要原因。

理想的状态是，当投资银行家提供一项金融服务时，他能使自己所服务的客户、他所在的投资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大众这三者的利益都得到提高。这也是历史上很多投资银行家竭力追求的一种境界，正如摩根士丹利的商业准则是“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也正如高盛的原则，以短期的商业机会作为代价来投资于长期的客户关系。

在当今金融世界中，这种理想状况已经日益鲜见。华尔街上流行的话叫“IBG，YBG”，意思就是“我会离开，你也会离开”，潜台词则是：何必当真，把交易做成就行了，赚一单是一单，别看那么远，做项目，创造收入和曝光度。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这样的投资银行秘密暴露无遗，正应了沃伦·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当海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在臭名昭著的安然事件中，人们看到，美林的投资银行家为使安然在公告赢利时有一块利润，安排美林适时“购入”安然在尼日利亚三艘游艇的股权，安然私底下答应美林在6个月内回购这些股权，而美林则换取未来的投资银行业务。通过这类资产负债表内外之间的动作，操纵利润，转嫁风险，令无数局外人蒙受损失。人们还看到，在推销网络公司时的振振有词、慷慨激昂，被一封这些公司实际不过是“一堆狗屎”的电子邮件而无情戳穿。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所组成，众所周知，投资银行的主要财富就是有一批投资银行家，可是当有些投资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以客户利益和投资银行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时候，还能指望这些投资银行稳如泰山吗？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格局下，风险随时存在，危机迟早爆发。2000年的互联网狂潮如过山车般的表现，无非是华尔街整体堕落的一次演练，而今日被称为50年未遇的次贷风暴则是这一现象的一次集中表现。作者在书中说，正是投资银行使得种种泡沫变成可能。而当泡沫破裂时，作为始作俑者的投资银行能一次又一次地独善其身吗？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每当泡沫兴起，一些投资银行家本能地把它看做是千载难逢的大发横财之机，但是个别人的行为往往给投资银行带来长期的财务和名誉上的破坏，而最终的代价则是由众多机构乃至于社会公众来共同承担。2008年贝尔斯登的境况，以及众多投资银行的窘境，足以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

作者认为，投资银行在历史上是具有正直品格的为企业家所信赖的顾问，而当今投资银行日益唯利是图的态度破坏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和效率。顶尖投资银行先前占主流的追求卓越的公司文化和为客户服务的精神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取而代之的是明星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标准降低，其中包括招聘标准、承销标准、研究标准、应对冲突的标准、工作质量标准、团队合作标准以及行为标准。

尼先生的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这之前还没有一本这样从“里面”进行观察投资银行的书。他从自己半路出家入门当投资银行家的观察、思索入手，给我们揭开了华尔街10年中变迁的内幕。其文笔诙谐，视角独特，没有投资银行切身经历的人是无法写出来的。书中既描写了投资银行家的基本工作——“拼取”项目、炮制“建议书”、杜撰估值模型、推销并购理由，又揭示了投资银行内部的结构、文化、升迁之道乃至投资银行高层的政治争斗。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展示出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以及投资银行正从传统的中介机构逐步演变成直接投资人的过程。作者的笔触尖锐深刻，但却以一种华尔街肥皂剧的形式表达出来，读起来轻松而又回味无穷。

无论年轻人对投资银行家的职业多么憧憬，无论投资银行家们对自己的职业多么自以为是，事实上，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社会大众对投资银行家究竟在干什么所知甚少；第二，投资银行家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们这份职业的角色的历史演变所知甚少。正是基于这两点事实(或者说判断)本书确实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生动地告诉社会大众投资银行家们究竟在干什么，同时，也让投资银行家知道传统的投资银行家与当今的投资银行家有多大的本质差别。从这一意义说，这本书无论是对憧憬投资银行职业的年轻学子，还是对已经衣冠楚楚忙于交易项目的投资银行家，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对华尔街、对金融现象抱有兴趣的广泛社会人士，都具有很大的阅读价值。

贝多广

2008年4月于北京三元桥

本书以流畅的译笔在告诉国人：国际投行头上的光环已暗淡了些，本是无可非议、利润至上的投行，同样是把“双刃剑”。读罢此书值得玩味：如何抵消“韧锋”所指、冲击一国经济稳定的负面影响？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译者以生动的语言，将作者作为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展现给中国的读者，使对投资银行感兴趣的人，能够了解投资银行家神秘、炫目和充满诱惑背后的真实生活和巨大利益驱动的文化价值理念。相信读者阅后会对“挑战”、“雄心勃勃”、“社会精英”、“资本运作”等与投资银行家紧密相连的词汇有新的诠释和理解。  ——汪建熙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投资银行家们一向声称，他们用知识和不断创新的工具，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但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也看到了，在经济金融化、资产证券化的大潮中，投行的传统价值——专业、诚信、长期化的客户关系，已经被短期利益严重侵蚀，不少投行的行为都在异化和变质，并成为扭曲的“资产依赖型经济”的一部分。这本生动而严肃的著作，让我们清醒，让我们反思。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本书作者乔纳森·尼通过一个业内人的视角，以风趣而不失严谨的笔调，详尽记录了投资银行业十几年来的变迁，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揭开了投资银行家这群社会精英的神秘面纱，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有关投行业的书籍中，难得一见的佳作！  ——关文 《上海证券报》总编辑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为精彩的关于投资银行家的一本书。它非常生动地告诉人们投资银行家的功能及角色，对于人们深刻理解金融业及投资银行业乃至宏观经济，都非常有帮助。译者贝多广先生确实对投资银行实践及学术都有自己独特的眼光，选准了这本好书，值得读者感谢。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