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事，说起来简单，无非就是甩开膀子大干，放开手脚一拼！其实，个中学问委实非寻常头脑所能悟得。黄帝战炎帝、伐蚩尤；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弃鸿沟之约，经垓下一战灭霸王、兴大汉；曹操灭袁术、破袁绍、征乌丸，平定北方；刘备入西川、立蜀汉；李世民兵变玄武门而创贞观盛世……固然无一不是务的实事。然而，项羽乌江马送亭长，掩面自刎；董卓废弘农、立献帝、睡婵娟；袁绍另立刘虞为帝；袁术索性自立……这中间又有哪一件事让他们务得虚了？而刘邦搬出个死义帝芈心大放悲声；刘备为屁股上长了膘就能哭得出声音来。白帝城托孤竟然对诸葛亮说出“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一篇鬼话，哄得诸葛亮也跟他一样流起泪来。这些事，表面上看起来虚到云里雾里，其实却丝毫不逊于刀兵之实。呜呼！虚实之间似乎无甚定分，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关键要看实施的效果。大凡“高祖”、“太祖”们所务之实事，未必都是凭着胆量和力气做了就是了，关键在于如何做的？哪个时辰做的？做的眼光和准头咋样？终究一句话，务到后来赢得的掌声和彩头几何，那才是定胜负、论输赢、一决雌雄的终极裁判！
察实情也好，务实事也罢，最终都须求得实效。此乃政治哲学之精髓要旨所在。察实情凭着智慧和兴趣就能做到。譬如留侯张良，自己本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陈胜起兵时，张良也拉起了百余人的竿子，本来打算投靠自立为楚假王的景驹，半路上却适逢只有数千人马的刘邦。张良一眼就看出“沛公殆天授”，于是死心塌地跟随辅佐之。火烧栈道、逾越鸿沟，都是出自张良的形势判断和计谋。再譬如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短短一篇时事演讲，把在政治军事竞技场上已角逐半生的刘备，都听得连连称“善”。张良和诸葛亮二人察实情的本领，实不在刘邦、刘备之下，却为两个地痞、混混式的人物做嫁衣裳，帮助别人成就了帝王大业。可见，二人终究还是仅有王佐之才，而无天子之命也！务实事，表面上看似乎谁都务得一两件，但要务出“高祖”、“太祖”那样的水平和成效来，就绝非一两件本领所能企及。上文所言之“高”、“智”、“实”、“韧”四字，实乃缺一而不可！
求实效与政治军事斗争的功利至上原则，是最为吻合、别无二致的。求得方能功成事就，名利双收。多得则大功，少得则小功，得到极点则面南背北、山呼万岁！求之不得则既不成功又不得利，甚至赔掉“求”的本钱。如项羽、董卓、袁绍、袁术、李建成等人那般下场。至于如何才能求得实效，此间学问自然讳莫如深，尤其不可轻易示人。幸得宗吾先生不吝捧献出“厚黑”两件法宝，惹得若干人等如聆圣训，犹如孙悟空在三星洞里领受须菩提祖师当头三戒尺一般，喜不自胜、抓耳挠腮起来。其实，万般灵药都只医得疾病，救不得性命。况且时辰拿捏不准，剂量掌握不好，“厚黑”得不得要领，照样功败垂成，弄不好还遗臭万年！更何况各人资质有别，兴致有异，“厚黑”之法岂是人人心领神会、情趣盎然，皆可趋之若鹜的？
话虽如此，宗吾先生所创“厚黑”教义，用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斗争途中，尤其在帝王天子的竞技擂台上，还是颇见其功效的。究其缘由，无非与“求实效”的功利主义原则相合也！至于如何去厚之黑之，宗吾先生厚厚一本黑皮子的作文已有详细论说。“厚黑”教徒们，自会用心参研、身体力行的。
求实效的学问除了“厚黑”二字，尚有增一“辣”字的必要。否则遇到紧要关头，空有一幅厚如城墙般的面皮，黑似漆炭样的心肝，而说不出令对头胆战心惊、斗志全消的辛辣语言；使不出让敌手望风披靡、溃不成军的毒辣手段，料也无功而返，哪里还求得来实效？
譬如项羽，他因不甘居于卿子冠军宋义之下，便以宋义不体恤士卒，徇私动用公款吃了一桌酒席为借口，于军帐之中斩了宋义的首级，又派人赴齐国，追杀了宋义的儿子宋襄。章邯所率的秦军已然投降，但项羽却因耳听来的一些秦兵私下不满的议论，便下令将20万秦兵全部坑杀！项羽后又屠毁咸阳、杀秦王子婴、义帝芈心。项羽所务的这些“实事”，所显露出的心肝之“黑”、手段之“辣”，丝毫不逊于刘邦。项羽私自手刃了他的领导宋义，反而诬陷宋义背叛祖国与齐国勾结，还妄称是奉了楚王的密令而诛杀宋义的。项羽和他的智囊范增，明明知道巴蜀地方道路险恶，是秦朝放逐犯人的去处，却硬把有先破咸阳大功的刘邦，打发到那里去作“汉王”，还煞有介事地说：巴、蜀也是关中的地方。项羽压根儿就没有把义帝芈心瞧在眼里，却表面上仍尊称他为“义帝”，找了个“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史记·项羽本纪》)的理由，把芈心迁徙到贫苦潮湿的长沙郴县。项羽这些干法，所暴露出的脸皮实在不可谓不“厚”。宗吾先生引韩信对项羽“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两句评价，就妄言项羽“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这实在是批阅错了项羽的答卷！李清照女士的两句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倒的确有些“妇人之仁”了。P14-15
20年前，当我顶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从学校走出，经过一年艰苦的折腾与被折腾，又走进另一所学校。时隔不久，有一天竟突发奇想，想出了这本书的题目。继续往深处、细处想想，不觉拍拍脑袋大笑日：开玩笑！这个题目岂是你能写得出的？这一拍，头发已大比从前少，而且已隐约现出白丝来。
后来读了几本陈年的“破”书，当初觉着不可能的想法，却愈发今自己紧张起来。“破”书里古时那些方面大耳做官的，竟有着令人叫绝的精彩表演和讳莫如深的理论总结。紧张过后，总有片刻的清醒和兴奋。犹如被人兜头一瓢冷水，一个激灵兼一阵冷战过后，那种抖擞的感觉。终于有一天，抖擞出一些文字，接着便欲罢不能，于一个又一个仅剩下灯光的寂静里，将那些孤独的抖擞串接起来，便成了此书。
50年来(其实应该是百余年来)的中国，经历着一场令古人绝难想象的惊天巨变。其变迁的规模和速度，似乎连春秋战国时代亦无与伦比。有一个词就是在这近十余年里被国人接触到，并热衷起来的，即“全球化”。“全球化”这个词非国人所发明，发言似乎也不热烈而权威。譬如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就陆续地有索罗金的趋同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阿尔温·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安东尼·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第三条道路)、罗兰·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莱斯利·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等。这些老外们显然对“全球化”拥有更多的令人瞩目的发言。然而，中国人并不会因此而自馁或自卑。因为我们的祖宗早在数千年前就创造出“天下”、“大同”，甚至“天人合一”那等玄奥得今后人无法超越的概念！而且，我们的祖宗早已有过类似的社会实践。
如何对待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主流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对待传统文化和舶来的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基本态度是“拿来主义”。而且拿来之后，还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于是，“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前提则是“拿来”的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结论是：“没有拿来的，人不能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概括起来讲，鲁迅的态度是：拥有、甄选、创新。三者之中，拥有是最简单的了。甄选就有些费事，需要动些脑筋，甚至要同自己的思想和欲念作斗争。譬如看见鸦片，既不尽数“当众摔在茅厕里”，也不舍得全部“送到药房里去”，而是藏掖起一点以供自己兴致来时品尝；“烟枪和烟灯”也留它两件，既用起来方便，还可作个人收藏，说不定将来子孙还可拿出来拍卖个大价钱！甚至连那“一群姨太太”，也觉着楚楚可怜、眉目动人，也舍不得让她们“各自走散”。拿什么保障“拿来”者不做如此的甄选？至于创新，就更需将脑髓当灯油来点咯！文化上的“新”，岂是像做件新衣裳，随便就能“创”得出来的？鲁迅先生的态度无疑是好的，但他开出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条件却准备着有些难度。至于办法嘛，对待文化的甄选，如果能像对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那样容易辨别和拆分，倒也不会太难……
什么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什么又是其糟粕？这个问题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文化，无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对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影响至为深刻的文化。而看似体系矛盾且观点相悖的儒家和法家，却是这一政治文化的共同缔造者。至少它们两家在建筑这一文化体系时砖搬得最勤，瓦也加得最多！儒家和法家共有的君权至上思想、臣民忠君思想、愚民以治思想；儒家的等级特权观念、宗法世袭观念、上下尊卑观念；法家的以法制人、以势凌人、以术御人的权谋，等等这些，都是缔造官本位封建政治文化的砖石和瓦块！尤其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封建政治实践常式，及其靠官场潜规则驱动和润滑其官僚机器的运转方式，则是封建帝王专制政治的本质和灵魂！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看，作为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显文化的官文化，其绝大部分都是糟粕，因为它反民众、反民意、反民主，还反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制！
剖析、过滤和摈除封建传统文化的毒素，以高度的民族自强力、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在继承、发扬、引入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崇高精神品质的基础上，再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走的路。中国的古代先贤，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探究、磨砺和碰撞，为我们建造出恢弘而壮丽的精神文化殿堂，使中国人的古代文明独树一帜、璀璨夺目且远扬四海。
文化的创新必是全面的、系统的，程度最复杂、工作量最大的创新。剖析、过滤和摈除封建传统文化的毒素，是保障我们的文化肌体健康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文化的创新和新文化的重建，又绝不可能是经年期月便可大功告成的。她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本人和本书所做的工作，只能算一砖一瓦，甚或只是烧造砖瓦的一杯泥土、一块劈柴。
本书共分为三部，第一部为《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场角色》，内容主要围绕中国封建帝王政治体制下的两大类政治角色展开，即君主和臣子。前者又概分之为圣君、明君与昏君、暴君四类。后者，本书依据其身份，将之分为四类权力主体，即宦官、外戚、后宫以及文人士大夫。分章逐节地论述这四类角色在封建官场上的政治表演，及其权力属性和人格特征。第二部为《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僚制度》，内容涉及官的萌芽、产生及其职能演变；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及其文武官职体系的演进；中国封建官制体系中的一些主要制度，如俸禄制度、待遇制度、特权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行政制约以及升转和刑罚、贬谪制度。并尝试对这些制度的本质和特征予以剖析、揭露、评判。第三部为《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本位文化》，对封建官制中的谋官之略、做官之诀、保官之要、升官之秘，予以尝试性的揭示。剖析中国封建帝王政治体制下的清官和贪官的现象及其文化根源，对卖官鬻爵的制度痼疾做历史的探究。对封建官制的三大制度核心，即世袭制、终身制、委任制，以及由官本位政治文化以剖析、揭露和批判。最后，就中国的封建官制及其官本位文化，与中国历史周期律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究。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原新疆昌吉电大校长马金勇同志、全国政协法制和社会委员会杨河、张武军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奉上真诚的谢意！同时，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参阅文献的有限，本书中必有一些缺漏和不足，还望读者予以慷慨的谅解，并给予善良的批评指正。
2009年8月9日于新疆昌吉后乐书屋
本书共分为三部，第一部为《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场角色》，内容主要围绕中国封建帝王政治体制下的两大类政治角色展开，即君主和臣子。前者又概分之为圣君、明君与昏君、暴君四类。后者，本书依据其身份，将之分为四类权力主体，即宦官、外戚、后宫以及文人士大夫。分章逐节地论述这四类角色在封建官场上的政治表演，及其权力属性和人格特征。第二部为《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僚制度》，内容涉及官的萌芽、产生及其职能演变；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及其文武官职体系的演进；中国封建官制体系中的一些主要制度，如俸禄制度、待遇制度、特权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行政制约以及升转和刑罚、贬谪制度。并尝试对这些制度的本质和特征予以剖析、揭露、评判。第三部为《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本位文化》，对封建官制中的谋官之略、做官之诀、保官之要、升官之秘，予以尝试性的揭示。剖析中国封建帝王政治体制下的清官和贪官的现象及其文化根源，对卖官鬻爵的制度痼疾做历史的探究。对封建官制的三大制度核心，即世袭制、终身制、委任制，以及由官本位政治文化以剖析、揭露和批判。最后，就中国的封建官制及其官本位文化，与中国历史周期律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究。
千年帝制，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几多沉浮？看历史风云，数风流人物，还剩多少“圣贤”之君或“昏暴”之王？作为臣子，他们是“俯首帖耳”，还是“中言逆耳”？
龙床上的后妃、裙带下的外戚、去势后的宦官，可怜中的文士，在中国封建帝制的温床上是否又重复着昨日的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