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先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他青年时期经历内忧外患中的流徙和辛劳，中年被划为“右派”，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回首前尘，笔耕不辍，有大量著作行世。

本集收录徐铸成先生晚年所撰写的人物传记二种。杜月笙和哈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也是上海滩上的“闻人”。徐铸成先生为他们立传，既是普及历史知识，也是拨开迷雾，重述史实。

本集收录徐铸成先生晚年所撰写的人物传记二种。《杜月笙正传》先于1981年间的上海《青年报》上连载，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哈同外传》先于1982年间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连载，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出版。学林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徐铸成传记三种》，此二传收入。

杜月笙和哈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也是上海滩上的“闻人”。徐铸成先生为他们立传，既是普及历史知识，也是拨开迷雾，重述史实。作者自言，“正传”就是正说，“实事求是地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再现历史人物之本来面目。“外传”则是以史实为基础，“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这也是作者的探索和尝试。

前言

杜月笙正传

 前言

 楔子

 早年的历程

 青出于蓝

 几个侧面

 鲜红的血迹

 跻身工商界

 轰动一时的闹剧

 三头六臂

 国难当头

 恒社

 “八一三”

 香港四年

 雾重庆

 物资“交流”

 “衣锦荣归”

 彷徨狡兔

 尾声和小议

 附录 为什么给杜月笙立“传”

哈同外传

 自序

 第一章

引子

“征途”

待机

直升

膨胀

 第二章

创业

风波

赐面

筑园

斗法

仓圣

 第三章

女学

祝寿

北行

登龙

辛亥

 第四章

转篷

阴谋

浊浪

兼容

土缘

罗苑

攀亲

 第五章

吸血

跌霸

晋京

陛见

秋游

赋归

 第六章

大丧

孤鹄

趁火

收场

余音

附录 徐铸成生平简表

蒋介石除了“四一二”、西安事变等等正剧以外，还有一出戏文也曾轰动一时。就在“四一二”后不久，宁汉合流，他宣告下野，到日本去逗留了个把月，回来即登出和妻妾离婚的广告，接着就大事铺张地和宋美龄结婚。现在有些“老上海”，可能已记不起“宁汉合流”、西安事变的具体过程了，对蒋宋结婚那一幕，在哪个教堂举行仪式，哪位牧师证婚，仪仗如何，甚至行列经过哪些路线，可能还会记忆犹新。

不一定是大人物，小人物也可以成为主角。比如，“九一八”以后，山东出来一个人，声称他家里埋藏巨大财产，准备全部捐献，足够抗日的军费。这不仅使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喜出望外，也震动了南京政府，从山东一直被款待到上海。后来虽证明只是一个“玩笑”，而作为报纸的新闻中心，也曾达数月之久。抗战胜利以后，又出了一个杨妹，说可以不靠吃饭而能生存，这就大大引起了粮食部的注意，准备大大推广。这新闻，也在报上显著刊载了一段时间。

我们这位杜“闻人”生平最引起轰动(不仅在上海，而且波及全国)的杰作，恐怕要算“杜祠落成典礼”这一幕了。

一个小人物“胖”大以后，总要说他“生而颖异”，而且要把他的家庭出身极事渲染一番。卖草鞋出身的刘备，一旦发迹以后，除“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异相之外，马上就被承认为“中山靖王刘胜阁下之后”，被尊称为皇叔了。

蒋介石先生“龙兴”以后，也曾考查南京蒋山的来历，并曾派人到我们宜兴去查阅蒋氏宗谱。说明一个大人物的产生，是“其来有自”的，不是鸡群里偶然飞出的凤凰。

杜“闻人”大兴土木，兴建“宗祠”，并大张旗鼓地举行“落成典礼”，除摆摆威风以外，恐怕也有这一层意思。

要立他的《正传》，对于这一幕轰动一时的闹剧，自然应该多费些笔墨了。

祠堂是从1930年初就开始破土兴建了，地点在他浦东高桥的家乡。也不特别美轮美奂，据当时报纸的介绍，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个石狮子，大概张开着血盆大口，盘弄着所谓的绣球，我无缘亲见。

1931年6月初举行的杜祠落成典礼，是正剧开始，一连庆祝了三天。毫不夸张地说，它不仅成为当时的“党国”大事，而且惊动了在野名流和租界里的外国官商。蒋介石除以总司令的名义，送了一方“孝思不匮”的大匾额外，还以主席的名义送了一幅祝词，并派杨参军(即杨虎)为代表，到场宣读颂词，行礼如仪。

此外，党国要人和在野巨头敬送匾额的也不少。于右任兼是有名的书法家，亲题了“源远流长”。张学良送的是“见义勇为”。吴佩孚送的是“武威世承”。段祺瑞和当时的班禅喇嘛，也都送了匾额。

南京和上海的党、政、军、绅、商要人，不少参加了这个典礼。恭送神主入祠。远在边陲的新疆主席金树仁也赶来参加。外国人中，则有法租界的总领事、领事，法捕房总巡，日本总领事，还有驻在上海的日军司令阪西将军。

据1931年6月10日的上海报载：9日上午7时起，法租界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到处是各种仪仗，大旗飘扬，金牌林立。9时，大队从杜公馆出发，南行经李梅路转至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东行，折至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向南行至老西门，由小东门大街直至金利源码头。然后登特备汽轮(女宾另备专轮)，直驶高桥。

一路汽车相接，爆竹声轰鸣不绝，码头搭有高大的牌楼。

参加的仪仗队伍，长达数里，其中有法租界政治部全体人员，公共租界有英籍马队巡捕，法租界的法捕、华捕、越捕(那时越南为法国殖民地，所以法租界越籍巡捕特多，其地位低于法籍巡捕，而高于华捕，仿佛公共租界之印捕——俗称“红头阿三”)及工部局军乐队。“国产”方面，有上海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乐队，各慈善团体，驻沪海军乐队。报上还特别点出，中国的武装军警，是租界所从来不许通过的，那天，却整队整队，全副武装，鱼贯而过，说明帝国主义如何给以“法”外的殊荣。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

杜祠门前，高搭着五层的彩色牌楼，祠堂四周，搭盖起高大的席棚，可摆设席面二百余桌。但是，据报载，9日那天，到的来宾逾万人，分三次开席，尚有多人未能人席。

一共是庆祝了三天，据一家小型报纸记载：“每日所开酒席，恒在千桌以上，然仍有多数来宾无法插足。车轮不敷分配，致宾客多徒步来往于浦东及高桥间，贵宾眷属，亦多尝此况味。”又据14日报载：“此次杜祠落成典礼，设办事处，由虞洽卿督率办事人员数百人，该办事处昨日已结束，大部渡浦返沪。”

最轰动全国的，是三天中日夜开演了六台堂会戏，演的全是京戏。当时，正是京剧的黄金时代，“四大名旦”正在壮年，“四大坤旦”成名不久，老生各个流派的创始人如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言菊朋等，有的还在青年，有的还未入颓唐。这些“名震南北”的名演员，除余叔岩外，全被邀请来了，加上上海的著名演员，还有闻名的票友，使这三天六台的戏，几乎全是“珠联璧合”、“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好戏。

我是喜欢京剧的，记得那时我在汉口，看到上海报上所登的剧目，也颇有“望梅止渴”之感。

我的老同事魏绍昌同志，“珍”藏一张很长的照片，是“庆典”当时摄的，前面一排藤椅，坐的全是由北京请来的名演员。后面站立的，却是以杜为中心的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金廷荪等，还有担任招待的钱新之等金融界巨头，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了。

有位朋友看了这张旧影，很不解地说：“这样一个威镇四海的人物，怎么会卑躬折节，站立在这些演员的后面呢？”其实，这就是杜月笙之所以为杜月笙，他的“气派”、做功，不同于黄金荣，就在这些地方。

记得当时我在汉口听到的“舆论”，一致赞许余叔岩，认为他能“顶”住再三的邀请，坚决不南下，真是了不起的硬骨头。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谁都知道，在旧社会，即使像梅兰芳、杨小楼这样的艺员，也是被轻视、受损害的。欣赏你的艺术，鄙视你的人格。像杜月笙这样的“一方土地”，说是邀请，其实是“霸王请客”，在这种情况下，能得罪得起么？何况这事毕竟也无关立身大节。张学良将军以这样一硬铮铮男儿，刚刚由关外入驻平津，成为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又被披上“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衮服，对上海的“闻人”，基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不也要在这“盛典”中，“敷衍”一阵么？

等到全面抗战，事关民族气节，梅兰芳就“蓄须明志”，程砚秋也退学老农，任何威胁利诱，也不再演出了。P46-50

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先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他青年时期经历内忧外患中的流徙和辛劳，中年被划为“右派”，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回首前尘，笔耕不辍，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报》和《文汇报》期间，徐铸成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新闻、通讯、游记、评论等，其中部分文章收入了他的学生贺越明编选的《徐铸成新闻评论选》(1984)、《徐铸成通讯游记选》(1986)和《徐铸成政论选》。与他人合撰了《朝鲜纪行》(1952)，还编写了《与教师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60年代初为香港《大公报》撰写旧闻掌故，后编为《金陵旧梦》(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后，徐铸成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论著，已出版的有：回忆掌故三种：《报海旧闻》(1981)、《旧闻杂忆》(1980)、《旧闻杂忆续篇》(1981)；新闻学术二种：《新闻丛谈》(1984)、《新闻艺术》(1985)；人物传记三种：《杜月笙正传》(1982)、《哈同外传》(198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杂感、随笔、游记等合集四种：《海角寄语》(1980)、《旧闻杂忆补篇》(1984)、《风雨故人》(1985)、《锦绣河山》(1987)。

徐铸成去世后，其生前完成而因故未能问世的《徐铸成回忆录》(1998)出版，部分旧著重编为《报人六十年》(1999)、《徐铸成传记三种》(1999)和《旧闻杂忆》(2000)印行。除上述著作外，徐铸成遗留的文字，还有日记、讲稿、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查和活动交代以及一些未发表的文稿。

在这次编辑徐铸成作品系列的过程中，除将有关新闻学术的著述单独结集，并把收入已出版文集中经他生前认定明显相关的文章重新归类编选之外，其他的则未做变动。这样处理，或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使读者易于了解和研究作者的思想脉络、作品成果和发表意图。这既是编者的初衷，也与三联书店的一贯风格相吻合。

在徐铸成晚年的作品中，有两部题材别致的人物传记，在当时文坛引发较大的反响。一部是《杜月笙正传》，于1981年应邀在上海《青年报》连载一部分章节后，次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曾被台湾克宁出版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翻印(1994)；另一部是《哈同外传》，系受1982年甫复刊的上海《新民晚报》邀请撰写并连载，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后由文星书店在香港印行。这两部传记，后来还收^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徐铸成传记三种》。

哈同和杜月笙，是旧上海两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为这两位向来被视作负面形象的“海上闻人”立传，在80年代的文坛，称得上是破格之举，给当时几乎千人一面的人物传记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而对作者本人的写作来讲，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

这两部传记出版前后，徐铸成分别写了《为什么给杜月笙立“传”》和《我写<哈同外传>》(二文曾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闻杂忆补篇》中)，阐释其创作缘起和立意追求。后文经作者略加修改后，置为单行本《哈同外传》自序，兹将前文改作《杜月笙正传》的附录。

编者

2009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