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欧洲“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宽容与专横的斗争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的不断搏杀，使理性的光芒不时透过专制的浓云密雾得以显现。

《宽容》则更像是一面镜子，既可以照射出历史的黑暗和余晖，也能够照得见我们内心的梦想和战栗。房龙的写作手法在过去一向为中国读者所欣赏，然而也大都是在从普及常识和知识的角度来评价的，比如郁达夫就曾写道：“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殊不知这种轻巧的戏谑与活泼的反嘲也是一种朝向理性和真知的独特努力方式，因为世界之荒诞与无奈，因为生命之疲乏与艰辛，在这场宏大悲剧中的不时的调侃和嬉笑便成了最有力量的生存姿态。

《宽容》由房龙编著。

译本序

序言

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第二章 希腊人

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

第四章 诸神的末日

第五章 监禁

第六章 生活的纯净

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

第八章 好奇求知的人

第九章 对印行文字作战

第十章 关于历史书，

尤其是本书的撰写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第十四章 拉伯雷

第十五章 旧传统的新招牌

第十六章 再洗礼派教徒

第十七章 索兹尼一家

第十八章 蒙田

第十九章 阿米尼乌斯

第二十章 布鲁诺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第二十八章 莱辛

第二十九章 托马斯·潘恩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第一章无知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来自尤斯库伯，那儿是晚近那场战争中引起激烈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任何书本知识毫无兴趣。正是在他的命令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最终被压制了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一座埃及庙宇的大门——这座庙宇在新基督教信仰的教士侵入尼罗河谷后已延续了几百年的香火了。

这座庙宇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自从人类能够记事以来，这地方就专门用来朝拜爱西斯①，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在她的非洲、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们销声匿迹后，这位女神却幸存下来。最后，到六世纪，这个小岛成了得以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少数教士仍在继续从事着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工作。

此时，在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大字不识的农夫的命令下，这座庙宇和邻近的学校被宣布为国家财产，各种雕塑和神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书法家则被投入了监牢。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由于饥饿并且无人照顾而死去后，那古老的象形文字工艺就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些是多么可惜。

假如查士丁尼（让他大祸临头）稍有松手，救下几个象形文字专家，把他们放到一个文学的“诺亚方舟”里，那就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多了。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能够再次拼写出这些奇怪的埃及词汇（而这要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但我们要理解它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却仍有极大的困难。

而在古代社会的所有其他民族中，也同样是实有其事的。

那留有奇特胡子的巴比伦人在制砖场留下了一段段的宗教文字，在他们曾虔诚地呼喊“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上帝”时，他们心中倒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地祈求神灵，力图解释他的律法，将其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在内心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为什么他们既非常宽容，鼓励教士去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又成了残忍暴虐的刽子手，他们的邻居仅仅是违背了今天并无人看重的宗教礼节，就会被他们严加惩罚呢？

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②，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发掘，破译了长达几英里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去寻找能打开这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而这时，突然地，几乎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它的后门却是一直敞开着的，随时都可以走进这屋子里。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没有坐落在阿卡德或孟菲斯的附近。

它隐藏在密林的深处。

而它差不多都要被异教徒庙宇的林立的木柱掩蔽住了。

我们的祖先为了方便抢掠，开始与他们更喜欢叫做“野蛮人”或“野人”的人种接触。

这并不是一次让人感到愉快的相会。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意图，用投射长矛和弓箭来欢迎他们。  来访者则还之以他们的大口径短枪作为报复。

从那以后，平静而没有偏见的思想交流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野蛮人统统被描写成一种崇拜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而无所事事的废物，他们理应承受苦难。

然后，转机在十八世纪来临了。让·雅克·卢梭③开始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来审视世界。他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打动，也掏出手绢加入了这场哭泣。

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笔下（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真正体现着人类的各种美德，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制度已经使这些美德丧失殆尽了。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定的考察领域，我们知道得更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如同我们在研究较高级的家养动物，二者的距离并不是太远。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辛苦会得到丰厚的回报。野蛮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在不利环境中的表现，只是他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感化。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彻底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的奇怪天性，它们被深深藏在了我们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的一层薄薄的礼仪习俗的外壳下。

这一相遇并不能让我们过于骄傲。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已经摆脱生存状态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已经取得的许多业绩的赞赏，只会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头的工作，这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让我们可以用更宽容的态度对待落伍的远亲们。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很宽泛的题目。

随意漫游的诱惑力会很大，可一旦我们离开大道，就只有老天知道我们会在哪儿驻足r。

因此，我建议让我用半页纸的篇幅，确切而具体地阐释一下我所说的宽容的意义吧。

语言是人类发明中最富有欺骗性的工具之一，所有的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一名谦逊的学生就适宜于求助于一本权威书籍，它的权威性最终被使用与写就本书相同的语言的最广大的人所接受。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该书第二十六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于拉丁文字tolemre）：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他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方针或观点持有耐心而不带偏见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为本书的目的起见，我将使自己置于《大英百科全书》的词义的指导之下。

而既然我已把自己定格（或多或少）于一个明确的方针上，我就将回到我所提到的野蛮人上，并告诉你们我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最早期社会形态的记录中能发现怎样的“宽容”。

我们一般仍会相信，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被认为是几声简单的咕哝，而原始人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化”以后才消失。

在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最近五十年来所进行的调查却显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比俄语和阿拉伯语有更多的形式、时态和变格，原始人不仅是当下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生于焦虑而死于恐怖的不幸又悲惨的生灵。P1-5

房龙这个名字对我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不光是最近十几年来，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房龙的部分著作就已被译介到我国，对当时的年轻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在后来的八十多年里，由于抗战及其他原固，几代中国人对房龙这个名字经历了由陌生到忌讳、由新鲜到热衷的戏剧性态度的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曲折的进步。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生于1882年，是个荷兰裔美国作家，他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但最终成了一名成功的“人民”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文明的开端》等，已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均有广泛的影响。但是，坦而言之，房龙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思想者，多年来我对其作品的普及性文字虽称不上鄙夷，可至少也并不过于推崇，因为在我印象中的房龙似乎实在不应归于严格意义上的严肃作家之列。然而，作为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的博学睿智，他的向人类的无知和偏见挑战的勇气，以及对理性、宽容和进步精神的不懈追求，也确实给予了我莫大的生存力量。事实上，在房龙的所有著作中，我最早接受也最为难忘的便是这部《宽容》，不仅因为那一以贯之、臻于成熟的巧妙机智，更是由于彪炳其中、熠熠闪烁的人文光芒。

在这部著作里，房龙苦苦探寻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中种种“不宽容”的根由，猛烈抨击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专制状况，并把人类的偏见和固执归于各个信仰集团和道德集团对生存的恐惧。由此他在当时以一种乐观态度推断出入类实现一种宽容的理想社会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因为人类在不断地获取知识、接近理性，也就会不断地消减恐惧。他以诗人般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敏思，在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朝向宽容理想的道路。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他就写明：“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整部著作则通过对泰勒斯、苏格拉底、伊拉谟斯、拉伯雷、蒙田、布鲁诺、伏尔泰、莱辛等人类历史上文化精英的个人命运及思想学说的描述，梳理了古希腊文明、中世纪、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乃至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思想冲突，集中展现了这些时期人类的“不宽容”对“宽容”精神的压制，以及在这种压制之下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宽容》一书的别名亦即《人的解放》，这也反映了本书的目标就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开战，寄托了作者对宽容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的由衷赞叹和期冀。我们发现，在房龙的眼里，宽容即可以认为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宗教的、政治的、信仰的和言论的宽容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得来不易的精华所在，对宽容的渴望和赞美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和赞美。在此意义上，联系人类的生存实境，我们完全认可房龙作出的如下结论——宽容这个词从来都是一件奢侈品，只有智力特别发达的人才有能力购买它。

但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以至二战的爆发，房龙意识到问题也许要比想象的棘手得多。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上帝知道，在如今的世界上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不足以表明理性、常识和彼此容忍的精神取得了胜利”。而到了1940年《宽容》再版时，房龙更是在后记中发出了愤怒的质问——“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他认为中世纪的不宽容转换为了现代的不宽容，只不过是“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代替了“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面对法西斯的倒行逆施，他开始用自身的行动去实践他的宽容理想，一直到1946年辞世。这可以看做是房龙一生所奉行的宽容理想对人类那顽愚的不宽容的凛然决斗。

而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依然充满了极权压迫、思想束缚、战争阴影、种族仇恨、宗教迫害、国际争端……在心灵世界和世俗世界，各种各样的不宽容依然比比皆是。房龙所想象不出的各种主要的、次要的不宽容形式仍在悄然衍变，《宽容》一书中所描绘的晦暗图景和人类的幼稚行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而且，就个体的人而言，虽已生活在现代却称不上是现代人的人亦不在少数。所以，房龙的宽容理想非但没有过时，相反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指涉意义。其实，我倒有个猜想，和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宽容”一样，“宽容”精神也暗暗根植于人的本性中，人的宽容的实现或许不是一个“进化的”事业，即并非由知识的普及而达到宽容和文明，而有可能刚好相反，宽容极可能是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内心开掘出来的先在物。从这个角度而言，《宽容》则更像是一面镜子，既可以照射出历史的黑暗和余晖，也能够照得见我们内心的梦想和战栗。

房龙的写作手法在过去一向为中国读者所欣赏，然而也大都是在从普及常识和知识的角度来评价的，比如郁达夫就曾写道：“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殊不知这种轻巧的戏谑与活泼的反嘲也是一种朝向理性和真知的独特努力方式，因为世界之荒诞与无奈，因为生命之疲乏与艰辛，在这场宏大悲剧中的不时的调侃和嬉笑便成了最有力量的生存姿态。

本书据纽约Sun Dial Press出版公司1939年版本译出，并由甄远宁作了全面校订。译文力求忠实干原文，但限于译者水平，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晏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