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纪念亡妻的悼亡之作。
纪德的妻子梅德琳是他的表姐,青梅竹马,纪德以之为原型,创作了不少美好的少女形象,《窄门》中的阿丽莎,《田园交响曲》中的少女,在文学画廊中给世界文学爱好者带来美好的阅读印象。纪德为引起她的注意和爱情,写了自己第一部作品。可以说,没以梅德琳,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纪德,或者大家熟知的那些美丽动人的小说人物。
然而读者所未知的是,两个相爱的人,终成眷属后的婚姻,是一场奇异、痛苦的结合。
纪德《遣悲怀》,背德者的家庭、爱情和折磨。
纪德婚姻悲剧的最好注解。
本书最少串起了四个作家的读者群:法国作家纪德、台湾作家邱妙津、骆以军,及聂华苓。将对此着手满足读者需求,发掘市场。
法国作家纪德以自身婚姻为背景创作的小说《遣悲怀》,是其一生悲剧和文学成就最好的注解。全书哀思凄楚,充满了自我谴责与自我辩解。由《遣悲怀》这本书,我们了解纪德夫人不仅在纪德的情感上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与作品。他许多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多多少少可说是纪德夫人的化身。写尽人生诸相的纪德,对于自己这一幕婚姻悲剧也始终感到惶惑。这是一部感情极为复杂,过目难忘的文学作品。
论纪德
伊妮德·斯塔基
摩门译
纪德在二元的归极作用里,寻找到他自己的和谐与运动。正如某些作家需要借犯罪以求得动态的悔恨力量,他需要借这种永恒的运动而获得创作的力量。他怀有归趋于灵性、禁欲及严谨的渴望;但同时也具有就渐于情欲、放恣和罪恶的倾向。这并非波特莱尔(Baudelaire)诗中的“抑郁”与“理想”的对立与斗争①,人类对纯洁和美的渴望与他对罪恶的必然倾向之间的冲突。纪德的问题不在此;他面临的是一个平衡与均势的问题。他必须找到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和一个跷跷板一样,在这点上他能前后相互平衡使两端的引力相当,当他堕向所谓的恶时,又能够拒斥必然的责难与悔恨。然而,在同时,他绝望地需要认可与赞同,他需要永远感觉自己是对的。当他创作《哥丽童(Corydon)》时,对于仅为自我的本能所得到的自由与豁免,他并不满足,他同时也需要科学和历史的认可与支持。同样地,在他终于接受了无神论之后,他宣告了他对圣经本身缺乏信仰。这种天性中的离奇转变,使得人们经常不公平地控诉他在知识上不忠实。但实际上,这种态度产生于他那深邃的不确然性,这是任何的成就与经验都无法治愈的。他需要知识上的认可,以证明自已行道正确。而“行道正确”正是他最需要的。但是他不愿妥协以获得它,这点导使他进入追求殉道精神的相对之情欲状态,而实际上,这和正道不过是殊途同归罢。由于不能毫无信心地信仰自己,他便被迫走向那种游逡与扭转,这是纪德式人格最具特征的一面。同样地,他渴望被爱,但没有爱能够餍足他。他年轻时写道:“我那持久不变的问题一它竟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固定观念——有谁能爱我吗?”他临终时写道:“一种非凡的,无法餍足的被爱欲;我相信这就是主宰着我毕生,并驱策我写作的东西。”
然而他未能获得使爱情绽开的完美关系,这种失败他自己也难辞其咎。他始终极度地恐惧自己会像少年时代被母亲征服那样,可能会被女人——被他的妻子——所征服,因此他摧毁了缠绕他的那些娇柔的藤蔓,在它们可能牵绊住自己之前,决然摒弃。他对待妻子的行为经常不为人了解,但这却是一个企图保持自身完整而作的逃避。
他个人的爱心与同情,倾注到卑微、可怜不安以及得不到生命恩宠的人身上。他常坐在诺曼第的乞丐孩子当中,对他们朗诵拉。封登(La Fontaine)的《寓言(Fables)》。他们视他为朋友,每当看到他老远地迈步前来,宽大的朝圣者斗篷在风中鼓荡,这时,他们便跑步迎上去。他从来不觉恶心,虽然回家之后,经常要清除衣服上的虱子。
同样的恻隐之心,他也会表现不幸的动物身上。他经常在林中拾起受伤和生病的小鸟,带回卧房中治疗,一直到它们康复,像奶幼儿似的喂它们牛乳,在情况危急的漫漫长夜里,守着它们。有一只鸟死了,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今早死去,昨夜太冷,这小小的悲哀使我非常抑郁。”
虽然纪德对其个人本身的问题特别关切,但他对今天世界上较大的个人主义问题也非常关怀。这使得他的读者遍及世界各地,那些对吾人现状之不满寻求补偿的人都归向他。纪德认为我们今天的问题——这时代真正的危机——是如何使个人不能让渡的权利与自我塑造调和,如何使这种权利和大众苦难减少的迫切需要妥协。在群性和大众思想笼罩着的今天,人们毕生追寻的目标是安全,个人很可能被官僚政治不断增长的扰攘所扼杀。对纪德而言,个人信仰与团体信仰并不抵触——他曾希望在共产主义中找到这种妥协——但他不愿牺牲每一个人灵魂的圣洁,因为他相信,只有对自己忠实,人才能对他人有所贡献与价值。他对羊群的慢慢反刍怀有恐惧,纯种的或非纯种的,反复地咀嚼着同样的观念。他宁愿徘徊迷失,也不顾遵循既成之路。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样,他深感自豪,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永恒的牧者”会跋涉在山腹间寻找他,因为他的安然归来带给天国的喜悦,将远胜过那些从未离群的九十九只羊①。
在纪德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风格不断演变,其秩序一如其思想中所发生的变化。起初,他是一位诗人,以自我为主,运用语言来发抒个人的感情——有些人对于个人艺术家的消逝深表惋惜——最后,他变成了一位道德学者,带着纯粹谨严的古典主义风格,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采用了象征主义的音乐形式,颇喜爱“灰色歌曲”(La chanson grise),这赐给他的想象力充分的自由。然而,到了第一次大战结束时,他已经摒除了自己风格中一切外来的文饰。
P1-3
聂华苓
《遣悲怀》一九七○年在台湾晨钟社出版。现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将再出版。这薄薄一本书。却引起绵绵的回忆。
我在一九六四年秋从台湾来爱荷华, 参加安格尔(Paul Engle)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白先勇正在作家工作坊。他常到我住处聊天。他比我年轻十几岁,但我们有许多共同记忆:台湾,大陆,美国。而且我父亲属于桂系,在蒋介石政权下“失业”七年。
先勇一九六五年从爱荷华回台湾,几年后和几位年轻朋友创办“晨钟出版社”。
安格尔(Paul Engle)主持“作家工作坊”廿二年之后,我建议创立“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IWP),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来这儿几个月:写作,讨论,游历美国。从一九六七年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位作家从世界各地区来过IWP,其中有海峡两岸和香港的一百五十多位作家。
回想当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四)在台湾,我和一小伙作家每月聚会一次:孟瑶,潘琦君,林海音,柏杨,周弃子,还有几位作家。诗人周弃子命名“春台小集”。小集不为写作,不为政治,只是在一起轻松一下子。在当年台湾高压的政治气氛中,“春台小集”是严寒的一抹阳光。
那时我正看纪德的英文文章,非常喜欢,读到他悼念亡妻的文章,便翻译成中文,但考虑文章的题目,周弃子先生建议“遣悲怀”。他已作古,《遣悲怀》却再生了。留此书名作为纪念。
一九七○年,“晨钟”向我要稿出版。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稿子出书。已出版的十几本书,都有版权限制。“晨钟”发现我从英文翻译的纪德文章《遣悲怀》,加上其他作者的短评,就那样子在一九七○年出版了。我很感激,但也觉得内容不够充实。
台湾似乎遥远了。但是,那儿十五年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我曾说过:“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在台湾出版的十几本书,是我写作的主干。薄薄的《遣悲怀》也有其不可少的意义。
爱荷华,二○一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