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涛所著的《浮城北望(重绘战后香港电影)》以战后香港国语电影的文化政治为主轴，分为三部分，分别从电影文化史、文本分析和导演论三个研究角度，重构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和流散文化。运用不同的研究角度，看来有点混杂，但在苏涛博士的笔下，却又自成系统……颇有见地。

由苏涛所著的《浮城北望(重绘战后香港电影)》打破传统电影史写作的局限，将香港电影放在华语电影发展及转折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剖析，以香港为中心，讨论冷战背景下华语电影之间的互动及影响。

《浮城北望(重绘战后香港电影)》以香港电影为主要论述对象，从历史、类型、文本等方面切入，试图以新的框架和扎实的史料重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香港电影。

序一

序二

第一部分 战后初期香港电影的文化政治

1. 香港左派电影的另一个面向--以大光明影业公司为中心

2. 时代转折、政治形塑与艺术探索--兼论1949年前后内地与香港电影的互动

3. 上海传统、流离心绪与女明星的表演政治

--长城影业公司的创作特色与文化选择

4.女明星的银幕塑形：李丽华与战后香港国语片

5.“南来影人”、流亡意识与传统的焦虑--卜万苍香港电影生涯侧影

6.“电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空间

第二部分 武侠/功夫片的类型、作者与文化想象

7.厚积薄发 一鸣惊人：胡金铨“邵氏”时期的创作

（附：胡金铨创作生平年表）

8. 浪漫暴力、男性身体与去势焦虑：张彻的武侠片、功夫片

9. 权力、性别与"形式的意识形态"：楚原的奇情武侠片

10. 功夫、谐趣与传统的回归：刘家良的功夫片

11. 功夫喜剧：类型、风格与文化想象

第三部分 家国想象与本与建构

12.《秋海棠》与《红伶泪》：一株海棠，两种风情

13.《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传奇、古典美学与南来影人的"家国想象"

14.《董夫人》：主体欲望的诗意描摹与女性主义

15. 《精武门》：功夫、暴力与国族想象

16.《半斤八两》：嬉笑怒骂中的人性批判

参考影片

参考文献

后记

香港左派电影的发展、演变及创作特色，已成为华语电影研究及历史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已有海内外多位学者对此给予关注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关于香港左派电影的研究，始终缺乏一个相对明晰的“中国视角”。在笔者看来，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政策，便是这种“中国视角”的重要体现。笔者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并结合新发现的材料重新审视和分析这段历史。本章拟讨论1949年前后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政策，主要从左派制片机构的创建与整合、中共在香港电影界的统战工作，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左派电影创作的指示等方面展开论述，并重点分析该阶段内地的政治局势对香港电影的影响、中共香港电影政策的制订及其影响等问题，力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香港电影政策作出新的解读。

一、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创建与整合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香港倾向进步的电影公司已有数家，如大光明影业公司、南群影业公司、南国影业公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形势，中共香港党组织对左派电影公司的布局作出新的调整：一方面组建新的制片机构；另一方面对现有的制片公司进行改组、整合。

1950年，中共香港党组织发起了一个同人合作社性质的制片机构，即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目的是“团结留在香港的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为其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五十年代”存在的时间不长，仅出品了两部影片，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题材的《火凤凰》(1950，王为一导演)，以及由三个故事组成的《神·鬼‘人》(1950，顾而已、白沉、舒适导演)。其后，“五十年代”的很多成员返回祖国，另有一部分加入了“龙马”。

1950年成立的“龙马”，是在中央的支持下建立的一家重要左派电影机构…，创办者为费穆，主要出资人为制片家吴性栽，总经理由费鲁伊担任。“龙马”以制作严谨著称，出品的影片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和社会批判色彩。1951年，费穆的去世和吴性栽的退出，给“龙马”造成巨大打击。为了解决“龙马”困局，凤凰影业公司于1952年应运而生，正如演员韦伟所说，“龙马赔得太厉害，结果只好组织一家‘兄弟公司’，就是凤凰”。

除了上述新组建的制片机构外，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在1950年前后经历了大范围的改组与整合，最典型者莫过于“长城”。1950年初，长城影业公司(即“旧长城”)实施改组，原创建者之一张善琨退出，航运大亨吕建康为公司注入资金，公司易名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即“新长城”)。至此，“长城”成为由左派主导的电影公司。除了上述制片机构之外，成立于1949年夏的香港南方影业公司，是一家负责向香港及海外地区发行中国内地影片的机构，亦是香港左派电影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语制片公司通过改组或组建的方式整合力量的同时，粤语片方面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1952年，新联影业公司(即“新联”)成立，力图“团结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渴望提高粤语电影水准的朋友一起努力改变粤语电影的面貌”。同年底，吴楚帆、白燕、张活游等21位电影工作者组建中联电影企业公司(简称“中联”)，使进步力量在粤语制片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加强。

事实上，倾向进步的制片公司绝不止上述几家，此外尚有多家小型公司或独立制片公司，但因其规模较小、出品影片较少、存在时间较短而被研究者所忽略。例如，在国语片方面，有新世纪影业公司(1952年成立)、艺文影业公司(1953年成立)，以及万利影业公司等；在粤语片方面，除了“新联”“中联”之外，还有多家隶属“中联”创作组的制片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独立制片公司和“一片公司”。

P21-23

关注香港电影很多年了，近来我常想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地学者研究香港电影如何有所创新？如何梳理香港电影与整个中国电影发展的关系？是否能够出现不同的观察和分析角度？最近翻阅苏涛的书稿，一些想法逐渐清晰起来。

按照习惯说法，中国电影主要分为内地电影与台港电影。人们通常把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分开进行研究，这不仅限于电影业，实际上涉及所有领域，显然是政治历史因素使然。但是，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实际存在的现象，因而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及理论问题可能被忽略。例如，有些电影人的活动是跨越内地和香港这个历史界限的。

与此相关的是时间的连续与断裂。1945年二战结束，1949年新中国成立，都是伟大的历史关键点，均造成巨大的历史转折，但是也因此导致一些电影进程发生历史断裂，使得一些电影人的生涯跌宕转折，一些电影活动被社会遗忘，一些电影现象成为电影学术研究的盲点。有些电影人物的重要性可能被忽略，例如苏涛重点研究的李丽华：她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但是她的特点正在于连续在几个时期都有电影活动，能够把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历史自然衔接起来，因此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跨时代、跨地域的人物。

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断裂问题，也涉及电影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命运。众所周知，受历史因素影响，自香港战后开始，电影人出现比较鲜明的政治态度的划分，分成“左”“右”两派。1949年之后，冷战将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剧，一切以政治划线，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亲中与亲台，等等，形成简单明了的思维模式，其影响至今不绝。苏涛的研究提示我们，事情并非那么黑白分明，往往存在另外一些可能，“左”与“右”并非截然分开，一成不变，“左”“右”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如果完全按照政治标准划线，就难免将政治的复杂性做简单化处理。苏涛尝试回归历史原点，梳理演变脉络，不仅还原历史真实，还有助于克服我们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解复杂环境中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大有助益。

苏涛的研究也涉及特定历史时期香港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电影研究将电影分成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是一种历史进步。显示创作者个性的艺术电影，被称为作者电影；满足观众一般观赏需求的商业电影，一般为类型电影。在判定何者为佳时也是各执一词，前者主张艺术至上，后者强调市场决定。以此生发的理论论述固然都有道理，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极易形成固定的思维定式。它永远正确不容质疑吗？以香港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论，完全按照欧美划分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标准生搬硬套，显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苏涛的研究以武侠动作片为例指出：一方面武侠片有可能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即使是商业电影中的武侠片类型，表面看似简单，实际上如果研究者能够深入开掘，也能够从中感悟到独特的美学特征，阐发出复杂丰富的含义，因此，一些武侠动作电影也是符合我们对于“好电影”的理解的。

新一代学者在进行电影研究时采用什么方法？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观察苏涛，他的研究方法新鲜而务实，是将哲学的综合方法与历史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

现在比较有成绩的内地电影学者，在电影理论方面不再孤陋寡闻，多少都受过多方理论训练，只是每个人并不坚守某一种，多为杂取各家，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这也是苏涛采取的研究策略。他看中的并非新颖研究方法的炫耀，而是回归到学术研究目的本身，重在课题的选择和观点的出新。不是盲从主流观点，但是也并非刻意颠覆旧有观点，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来说，这是走入学术研究轨道的必经之途。

苏涛的研究应该属于史学研究与艺术批评相结合。既然属于一种历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重实证，重视史料。史学研究要有新意，应该开辟新史源。他的经验是高度重视影片文本，对重点影片进行文本细读。过去内地学者看香港电影比较困难，特别是一些冷门电影，无从看到，根据文字资料就妄加评论，这种状况应该终结。另外，苏涛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资料，将一些过去很少出现的报刊、资料等纳入史源，文章读起来惊异连连，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历史发展契机带来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领域拓展。过去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代表国家立言，比较注意宏观角度，习惯高屋建瓴，通观全局，建构庞大体系，以论带史，先确立观点，再找史料，由于缺乏实证，难免空话连篇，表面“政治正确”，却欠缺自己的观点。这代年轻人可以比较多地独立思考，代表自己发言。

苏涛的研究放弃建构宏观体系，但也并非小题小做，常发现一些边缘地带的偏门课题，深入开掘，适度展开，独立成章，言之有物。各个问题之间有所勾连呼应，构成一定的问题集合，隐约透露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有了总体性的倾向性，但是并不急于做出宏观结论，似乎暗示，研究尚未到瓜熟蒂落的阶段。

苏涛的史学方法与宏观史学不同，应属微观史学，不注重归纳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个人，关注在历史进程中个人的独特命运，以及个体的精神气质。每个研究对象身上承载着历史使命，代表着一定的符号，需要挖掘和阐释。他们也许不是伟人，但是只要在那个时代出现，就是一个文化标本，很多问题在他们身上凝聚，这些正是分析的重点。当然，这种研究与纯粹的史学考据和研究有区别，是历史研究与文艺批评的结合，必然融入研究者更多的情感因素，受到个人精神因素的影响。他的研究不仅表达了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也把读者带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折射出时代的心态与情感，不免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

苏涛尚年轻，学术道路漫长，研究有待炉火纯青，但是给我们的启示却是丰富而有益的。

 后生可畏，亦可期待。  2014年4月12日夜

如果从2004年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算起，今年已是我进入电影研究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我从一个对电影懵懂无知的学生，变成了以教书为业的职业研究者，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其中的甘苦、困惑、愉悦、收获全都积淀在心中，犹如电影片段一般历历在目。这本小书可算作我对这十年来学习、研究的一个小小总结，尽管深知此书的浅薄、零散，仍不免敝帚自珍。

我对香港电影的兴趣始自研究生阶段，并一度着迷于香港的武侠片、功夫片，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尝试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经过一番挣扎和摸索，从2012年开始，我将研究重心转移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香港电影史。几乎是在无意间，通过模糊的影像片段、泛黄的旧期刊纸页，伴随着扑面而来的霉味，我发现了一个如此丰富驳杂而又有趣的香港电影史：在历史转折关头，大批上海影人南迁香港，以客居甚或“流亡”的心态在此落脚，将上海电影的传统带到这个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小岛，并由此引发华语电影的分流与裂变；在政治局势复杂微妙的香港影坛，既有身在香港、心向祖国的左派电影工作者，也有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右派影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引入关注。尽管时代久远，很多事件都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遭到人为的遮蔽和遗忘，但是通过反复观看影片文本，仔细翻阅当年的文献档案和原始资料，一段不同于想象之中的香港电影史逐渐浮现，令我兴奋不已、欲罢不能。

本书的出版得到多位师长、朋友的帮助。胡克教授最早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在鼓励之余还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并为本书拨冗作序。胡老师深厚的学养，以及宽厚、平和的人生态度令我受益良多，老师的教诲、鞭策和期望，令我既感动又惶恐。傅葆石教授是当今世界研究香港电影史的权威学者，我曾不揣冒昧地将几篇习作发给他指正，不想竟得到他的鼓励和肯定，此后他又多次通过电子邮件与我沟通交流。此次傅教授慨然应允为本书撰写序言，实在是我之幸也！李道新教授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中国电影史学者，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史方法对我影响颇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向李老师求教，并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罗卡先生是我敬重的香港电影史专家，之前曾多次与我通过电子邮件沟通。2011年底赴香港搜集资料时，终于有机会见到卡叔，在香港西湾河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卡叔与我有一次愉快的长谈，他对香港电影史的熟稔，以及平易、谦和的态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初的台湾之行给我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此行幸得王少华女士及林盈志先生的大力协助：少华姐对我们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甚至帮我们规划好了行程；盈志兄则在资料收集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甚至任由我在他的个人收藏中“大肆劫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书也见证了这段因电影而起、跨越台湾海峡的友谊。好友沙丹与我意气相投，我们曾多次就书中的问题深入讨论、相互启发，他慷慨地让我分享了大批珍贵资料。好友小宇从海外带来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各种电影画刊，若没有这些“宝贝”的支撑，本书的写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本书的责任编辑姜贞是我的老同学．正是她的不断敦促和细致编校．才有了本书的问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彬先生为此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谨此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部分章节的删节版曾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衷心感谢吴冠平、陈宝光、王纯、谭政、张煜、张文燕、檀秋文、杨文火等诸位编辑师友的肯定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李频、何超与我合作完成部分章节的写作，符辉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第一本学术著作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我电影上的启蒙老师——陆绍阳教授，当年若不是他将我带进电影艺术的大门，或许我此生都不会和电影研究发生任何关联。陈旭光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多年来对我关心、鼓励、帮助，我始终感念于心。最后，感谢父母、妻子和妹妹对我毫无保留的支持、毫无怨言的奉献，以及没有底线的宽容，谨将这本小书献给他们。

苏 涛

201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