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伤的重阳木
梁衡
毛泽东有一首词，里面有一句：“岁岁重阳，今又重阳。”2013年重阳节刚过，我就到湖南湘潭来看一棵树，树名重阳木。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当地人的俗称。后来一查才知道这就是它的学名。大戟科，重阳木属。产长江以南，根深树大，冠如伞盖，木质坚硬，抗风、抗污能力极强，常被乡民膜拜为树神。能以它为标志命名为一个属种，可见这是一种很正规、很典型的树。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彭德怀的家乡，我曾去过多次，而这次却是专门为了这棵树，为了这棵重阳木。
这棵重阳木长在湘潭县黄荆坪村外的一条河旁，河名流叶河，从上游的隐山流下来的。隐山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南宋时胡安国在这里创办“碧泉书院”，后逐渐发展成一个著名学派，出了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等不少名人。现隐山范围内还有左宗棠故居、周敦颐的濂溪书堂等文化景点。这条河从山里流出，进入平原的人烟稠密地带后，就五里一渡，八里一桥，碧浪轻轻，水波映人。而每座桥旁都会有一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供人歇脚纳凉。我要找的这棵重阳木就在流叶桥旁，当地人叫它“元帅树”，和彭德怀元帅的一段逸事有关。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午后，太阳西斜，远山在天边显出一个起伏的轮廓，深秋的田野上裸露着刚收割过的稻茬，垅间的秋菜在阳光下探出嫩绿的新叶。河边有农家新盖的屋舍，远处有冉冉的炊烟，四野茫茫，寥廓江天，目光所及，唯有这棵大树，十分高大，却又有～丝的孤独。这树出地之后，。在两米多高处分为两股粗壮的主干，不即不离并行着一直向天空伸去，枝叶遮住了路边的半座楼房。由于岁月的侵蚀，树皮高低不平，树纹左右扭曲，如山川起伏，河流经地。我们想量一下它的周长，三个人走上前去伸开双臂，还是不能合拢。它伟岸的身躯有一种无可撼动的气势，而柔枝绿叶又披拂着，轻轻地垂下来，像是要亲吻大地。虽是深秋，树叶仍十分茂密，在斜阳中泛着粼粼的光。55年前，一个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棵树下。
1958年，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特殊年份，也是彭德怀心里最纠结不解的一年。还是在上年底，彭就发现报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大跃进”。他不以为然，说跃进是质变，就算产量增加也不能叫跃进呀。转过年，1958年的2月18日，彭为《解放军报》写祝贺春节的稿子，就把秘书拟的“大跃进”全改成了“大发展”。而事有凑巧，同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修改过的社论却在讲“促进生产大跃进”。也许从这时起，彭的头脑里就埋下了一粒疑问的种子。3月，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接着中央在成都开会，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意气风发、势如破竹。彭也被鼓舞得热血沸腾。5月，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并要求各项工作大跃进，钢产量比上年要翻一番，彭也举手同意。会后的第二天他即到东北视察，很为沿途的跃进气氛所感动。他向部队讲话说：“过去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饿肚子，今年解决了。今年钢产量1070万吨，明年2500万吨，‘一天等于20年’，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10月，他到甘肃视察，看到盲目搞大公社致使农民杀羊、杀驴，生产资料遭破坏，公社食堂大量浪费粮食，社员却吃不饱，又心生疑虑。回到北京，部队里有人要求成立公社，要求实行供给制。他说：“这不行，部队是战斗组织，怎么能搞公社？不要把过去的军事共产主义和未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12月，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说当年粮食产量已超万亿斤，彭说怕没有这么多吧，被人批评保守。他就这样在痛苦与疑惑中度过了1958年。
武汉会议一结束，彭没有回京，便到湖南做调查，他想家乡人总是能给他说些真话。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调查，他介绍说全省建起5万个土高炉，能生火的不到一半，能出铁的更少。而为了炼铁，群众家里的铁锅都被收缴，大量砍伐树木，甚至拆房子、卸门窗。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住在彭家围子自己的旧房子里。当天晚上乡亲们挤满了一屋子，七嘴八舌说社情。他最关心粮食产量的真假，听说有个生产队亩产过千斤，他立即同干部打着手电步行数里到田边察看。他蹲下身子拔起一蔸稻子，仔细数秆、数粒。他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秆子这么瘦，能上干斤？我小时种田，一亩500斤，就是好禾呢。”他听说公社铁厂炼出640吨铁，就去看现场，算细账，说为了这一点铁，动用了全社的劳力，稻谷烂在地里，还砍伐了山林，这不合算。他去看公社办的学校，这里也在搞军事化，从一年级开始就全部住校。寒冬季节，门窗没有玻璃，狮子大张口，冷风飕飕直往屋里灌。孩子们住上下层的大通铺，睡稻草，尿床，满屋臭气。食堂吃不饱，学生们面有菜色。他说：“小学生军事化，化不得呀！没有妈妈照顾要生病的。快开笼放雀，都让他们回去吧。”当天学生们就都回了家，高兴得如遇大赦。彭总这次回乡住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看了农田、铁厂、学校、食堂、敬老院。他用筷子挑挑食堂的菜，没有油水。摸摸老人的床，没有褥子，眉头皱成了一团。他说：“这怎么行，共产主义狂热症，不顾群众的死活。”那天，他从黄荆坪出来看见一群人正围着一棵大树，正熙熙攘攘，原来又是在砍树。他走上前说：“这么好的树，长成这个样子不容易啊。你们舍得砍掉它？让它留下来在这桥边给过路人遮点阴凉不好吗？”这时大树的齐根处已被斧子砍进一道深沟，青色的树皮向外翻卷，木质部已被剁出一个深窝，雪白的木渣飞满一地。而在桥的另一头，一棵大槐树已被放倒。他心里一阵难受，像是在战场上，看到了流血倒地的士兵，紧绷着嘴一句话也不说，便默默地上了车，接着前去韶山考察人民公社。周小舟见状连忙吩咐干部停止砍树。这天是195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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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之后说散文
王必胜
这在今年可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不久前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吐槽之声不绝于耳，较之往届，更是严重。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都有质疑，弄得主办方没了脾气，孰是孰非，没了下文，也很没面子。有些批评头头是道，除了网上外，公开见报的不在少数。像《文学报》“新批评”上的文章，对诗歌、报告文学中的几部作品，从文本内容到写作方式，基本上是否定。现如今，读者公众是苛刻的，信息时代资讯发达，意见可随时随意表达，手指点击之间，或可能引起海量的围观，任何失当和瑕疵都可能被纠缠，也不会因为官办或有关方面的噤声而停止热议。一时间，对于文学评奖如何看待，如何寻找客观评价标准，如何完善评奖机制，回归文学本身等，坊间口碑，手机网上，议论纷纷，当然还有那些评奖背后的种种怪象，也时有所闻。
有人说，这是好现象，一人谔谔比众人诺诺好，说明文学的民主进程精进前行，说明文学本身没有远离大众，任何讨论都会促进工作的改进。我却不以为然。为什么总是在一些常识上屡屡为人诟病？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文学，而受迷弄的也是那些真诚而执着的文学读者呢？
“鲁奖”的散文类评奖，是评作品集，获奖的多是文集，或专题散文(当然还有散文、杂文与随笔一锅煮，为同一奖项，也待商榷的)。好像前几届也如此。给人的印象是，注重集子和长篇单本，以为数量上或是体量上的厚实，才可能有文学的分量。所以，评出的作品只是散文集，无形中就把这个标准定在长而厚的规模上，评奖只评作品集，这样一来，单篇作品，包括所谓的大散文、文化散文类长文，没有了资格。这里，把散文的范围定格在作品集上，而短制、精小，作为散文文体的主要特色，就可能被模糊掉了。好像报告文学也是如此。那些精湛深邃之作，并不一定是一部长篇的结构，并不一定是一部专著的规模。而另一种文学品种小说，却分为中篇和短篇参评，其标准只是以字数篇幅的多少来定。短篇小说，也不过三五万字的篇幅，同一些单篇散文、报告文学，在字数上差不多。这样，从文体要求上，评奖的标准就畸轻畸重，忽视了还有长为数万字的单篇散文或报告文学。这对单篇作品是不公平的，特别是散文，对其特色无疑是损伤，放任散文的长篇大论，为那些近乎于纪实报告、说理式的杂谈，或者小说般的虚构类的文字开了绿灯。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有些作品中，过于写实的回忆，过分渲染甚至于编造的痕迹，芜杂而不乏自炫的叙述，丧失了散文真实性、精致化的原则。这不能不是，好大喜长，没有严格的文体要求所导致的弊端。
其实，散文是以短小精制为其特色的，现代散文自文体分工细化以后，因其体量小，制作精细，意境灵动，为读者喜爱，为研究者关注。近代以来，文学有了明细的分类，散文的角色是短小精制，注重意境，情怀盎然。或者说，她是以小见长，见微知著，是短制，多性灵之作。我们看到，众多大家作品，书写人生感悟、世道人心，阐发生活情怀、现实感受，多是一些精制之作，在题材上自由不拒，花鸟虫鱼，风花雪月，贩夫走卒，五行八作，都可成为经典之作。鲁迅的名篇《朝花夕拾》《野草》《一件小事》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周作人、孙犁等人的名篇，也多是千字文，其内涵和分量也为人所共识。散文的见微知著，散文的以一当十，散文的四两拨千斤，恰是她的特色。如此一来，散文就不能光是以那些尾大不掉高头讲章似的文字来表明她的质量和成效。我以为，散文在有些人的误区中，是过分地强调了其题材优势的，好像以题材的大小轻重先入为主成为评判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一些散文多是历史的回忆、革命的主题、民生的诉求、个人的家谱和家族账单等，让她有很多的负重，而成为纪实文学或者报告文学类界限模糊的一种文体。文体分类明细化，散文不是笼统的广义概念。可是，散文在有些场合被当成一种没有边界的文体。前几年的大散文、文化散文之说，丰富了散文的多样性，只是，过于沉重的理性情感，过分信马由缰似的随意书写，多为人诟病，没有太多的市场，也容易流于题旨上的“高大上”似的写作路数。影响所及，有些作者顽固地走着这种路子，但是，看重大题材注重历史文化，也要对短小精粹的作品，对书写生活事件中的现实情味、新鲜人事的作品，予以同样的关注。散文的出身是接近地气与呼吸民生的一种轻快的文字，如果说，史传诗赋随笔是精英文字，那么散文是民间化的普罗情结，以其闲雅清淡的风格，而获得文学身份认证的。
当于此，我以为，散文现在变得面目庄重，情感粗疏，缺少可爱而温情，一些散文家总爱标举思想旗帜，打造史诗力度，宏大的视角，而少有现代散文名篇的真性情和烟火气味，情怀、性情、气味，这样一些唯散文而独有的，却稀少仅见了。十年前，曾为散文的减负，掉书袋的迂执，写过文章呼吁，题目是《让散文卸下包袱》，而今，我仍然以为，是散文的严肃面孔，是过分负载的思想要求和史诗担当，使她变得不太亲和，不太民间，也不太灵动，如此，她与随笔、杂文以至纪实类的报告特写等文体多有相近，也常相混淆，这样的不伦不类的现状，造成了有些评奖也多遭非议，其标准难以客观到位。
因此，为年度的散文选计，固然不能忽略那些表现了一个时期社会人生现状的作品，但时下现实生活中有困境与突围，有欢笑也有眼泪，有幸运也有苦厄，有收获也有焦虑，文学也要多方面的予以关注。不能不说，书写那些细致的人生情怀、个体的精神情感，有灵性和温度的文字，是我们更要看重的，或者更接近于散文本体的要求，可是这在如今散文的海洋中已为鲜见，在一些杂志报章中这类作品也不多，只是像《北京文学》和天津的《散文》上，才读到以上的文字。于是，我们既要风云叱咤的磅礴之作，也要风月清丽的性情文字，这样的文学阵势才是完整的，这样的散文面貌才是真实的。当下的散文后者是缺少的。囿于客观条件和编选者的眼光，力所不逮，是也非也，只好请读者鉴谅了。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14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王必胜、潘凯雄主编的这本《2014中国最佳散文(精)》，既注重作品个性化的心灵感受，又注重个人体验中所折射的时代精神。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在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开始越来越多的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的文学领域在商业经济的感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往往难得一见。作为中国文坛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王必胜、潘凯雄主编的《2014中国最佳散文(精)》由王蒙等文学界多位泰斗，对2014年发表在全国各主要期刊、报纸等媒体的散文，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评选出来佳作，予以结集出版，代表了2014年散文非常高的水准。文笔细腻优美，真情挥洒，读来如沐春风，带给读者崭新丰厚的文学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