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菱镜与万花筒。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康狄编著的这本《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呈现了一个多彩的北洋，讲述了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位北洋军阀鲜为人知的故事。

1912年乃民国元年。民国是一个军阀横行、金戈铁马，狼烟纷飞的年代，也是一个精英涌现、风气渐开的承前启后时期。《民国百年风云系列》丛书主要邀集一些民国史专家学者从自身的研究出发，选取民国时期一些有个性特点的民国人物来写，主要以故事化的语言写他们的人物交往、性格特点等。

本书《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将讲述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位北洋军阀鲜为人知的故事。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由康狄编著。

前言／1

序言／5

枭雄之死 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张作霖殒命皇姑屯

 枭雄的一生／1

 没有“王牌”可出／3

 玩弄日本人于股掌之间／5

 “东方会议”为“去张”定调／8

 掐着脖子要好处／13

 回去之前／16

 回去路上／19

 在皇姑屯下毒手／23

 日本人嫁祸南方革命军／29

 被炸后的东北／33

 双方的调查／34

 张学良潜回奉天／39

 张学良的回忆／42

 关东军司令出现在葬礼上／44

 被吓死了的田中首相／50

 事实不容辩驳／54

 为什么要除张作霖／58

 是个有底线的军阀／64

 真相！真相！／69

伟哉，上将军 吴佩孚宁死不当汉奸

 一贯抗日的吴佩孚／72

 棺材吓跑土肥原／80

 装傻玩死大迫通贞／92

 “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96

 软硬不吃，气死川本／101

 身边的日本顾问／104

 吴佩孚之死／113

 吴佩孚葬礼／116

 为什么不当汉奸？／120

 儒将的日常生活／128

 谶纬的行家里手／135

 风雅之人／136

 支持五四与挽救故宫／141

 如何看待吴佩孚／145

放下屠刀未成佛 孙传芳血溅居士林

 投身北洋／151

 口蜜腹剑／155

 牵头反奉／159

 妄杀俘将施从滨／164

 对抗北伐／170

 施剑翘报仇／177

 侠女传美名／184

 “要人”出面得“特赦”／190

 孙传芳是汉奸否？／196

后记／202

被吓死了的田中首相

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之后，日本政府的首脑田中义一却下台了，并且吓死了。这可算是报应吧。怎么回事呢？

据著名军史专家俞天任研究，田中义一是被天皇吓死的。皇姑屯事件发生之后，天皇把田中找来，问问是怎么回事。田中就把事情的经过向天皇报告了，他还拍着胸脯保证要严惩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将相关责任人送上军事法庭。他和天皇第一次见面是这么说的。第二次，就变了。田中当然想惩治河本等人，可是日本陆军要出面保护这些人。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跳出来说，没这回事，如果田中硬说有这回事，那就是往整个日本陆军脸上抹黑。田中受到陆军的压力，又跑到皇宫向天皇报告，改变了说法，说是中国南方革命军干的。哪有这样的，堂堂首相说改口就改口。裕仁气得不行，就把田中给轰出来了。裕仁随口跟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说了一句，意思是田中前言不搭后语，见着他就烦。铃木把这句话一字不改地告诉了田中。这下子田中傻了，内阁总辞职。田中很快就死了，日本人一般的说法是挨了天皇训斥，连惊带吓病死的。

田中义一虽然没有让日军占领锦州堵死奉军撤出关外的路，而且在听闻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还有过惩戒凶手的想法，可是，这并不表明，他是一个坚持正义的政治家。实际上，田中义一是一个一贯主张对华侵略的、典型的日本军阀。在这里多说一点，因为说清楚田中义一这个人，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结果至关重要。田中义一虽然是依靠政党政治当选的首相，他是当时的日本执政党政友会的总裁，但是他在出任总裁之前，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部要员。说得直白一点，田中义一就是为了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才脱下军装，披上政客的外衣。田中义一从政之前的军衔是陆军大将，他是日本军队的统治派系之一长州阀的第二代代表人物。

田中义一于1863年出生在日本长州藩荻市，其父杉山信佑被田中勇藏藩士家收为养子，改姓田中。因其武艺超群，被藩主毛利氏器重担任护卫。明治维新后，田中家改营制伞业，家道小康。荻市是吉田松相、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所谓维新名臣辈出的地方，这些名人对田中的成长有所影响。

1876年，14岁的田中义一参加“前原党之乱”，因年幼获赦免。1883年，其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授陆军少尉军衔。甲午战争，随日军入侵中国，在旅顺战役中提出《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晋升为上尉。后又留学俄国，考察德、法、意各国军政。回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俄国课，协助陆相寺内正毅、参谋总长大山岩制定对俄作战计划。又两次出任陆军大学教官。日俄战争期间，先后参加大石桥、营口、海城、牛庄等战役，其奠定了攫取“满蒙特殊利益”，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对话侵略政策思想基础。后授陆军大将军衔，任参谋次长、陆军省军事课长、军务局长、陆军大臣等职，跻身于军部枢机部门，是日本“在乡军人会”、“青年团”的创始人，是日本增建师团法案、对华“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三次出兵中国山东的主要倡导人和决策人。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田中义一便收到了自己的亲信、辅助张作霖次子张学铭的预备役中将贵志弥次郎的报告。贵志在事件发生后，曾前往现场勘查。贵志向田中报告说：根据炸药数量和火药质量看，不是南方便衣队所能携带得了的；此外，电线一直敷设到起爆器处，这般费尽苦心的手段，也证明与日本军人大有干系。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证实，田中义一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

据河本大作本人在《河本回忆录》中回忆，日本军方并没有打算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一开始主张彻底调查的田中义一，以及主张调查的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收到了军方和关东厅长官木下的抵制。受到军部压力的田中义一，准备打哈哈，快点把这件事情“过去”，可是日本在野党民政党不放过他。当时途经奉天的松村谦三等6名民政党议员查看了现场，并进行了3天的调查，他们回国后向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进行了详细的报告。

田中义一见势不妙，于9月22日秘密成立“张作霖炸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委托外务省、陆军省、关东厅三家共同调查，并指示陆相白川义则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前往现场调查。到10月底，各方的调查报告先后呈送上来，关东军的犯罪行为已毋庸置疑。10月23日，“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审议会，围绕是否公布真相及惩罚肇事者，发生了激烈争执。陆军省军务局长杉山元、陆相白川义则、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强硬反对公开真相，并要求中止调查，防止情报外露。

可是民政党的议员中野正刚、永井柳太郎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攻击，准备倒阁。田中硬着头皮把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警备主任参谋河本大作二人，作为当事人给予停职处分，继而编入预备役，想敷衍国会，搪塞过去。

在野党对于军部的势力投鼠忌器，田中如此做法，也算给他们一个交代。可是天皇不好糊弄。前后矛盾的两次上奏，让天皇非常讨厌。时任天皇侍从长的铃木贯太郎后来向继任的本庄繁透露，裕仁天皇当时愤怒地对他说过：“如果田中总理对外发表说事件与日本军无关，尔后再对陛下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得不如此发表。与上次报告不符，十分抱歉，故请求辞职。’陛下会说‘作为政治家是不得已的’而原谅他。可是田中请求允许发表假内容。如果允许，不就是我向臣民说了假话吗？因此是不能原谅的。”失去天皇信任的田中，最后在失意中去世。

实际上，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时候，并不是和关东军的几个军官和日本在东北的几个浪人通气，他还和日本军部高层有过联系。4月27日，河本大作曾给时任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的荒木贞夫和第二情报部长松井石根写过一封密信：“如蒙二位阁下关照，暗示中央有必要于满洲方面进行某种策动之意，余者皆由我方(指关东军)适当解决可也。”他的“某种策动”的意思，就是指刺杀张作霖。现在虽然没有准确资料表明，军队的高层对于河本的计划并没有直接的指示，可是他们对于河本的意图是完全清楚的。从事后军部对于河本等人的极力维护，可以说明一点，日本军部与皇姑屯事件有着密切关联。

信中所言“某种策动”，就是要在东北制造混乱，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杀死张作霖。可见，河东大作已向军部中央报告了这一图谋，并希望得到军部中央的大力支持。究竟军部中央是怎样具体“暗示”的，尚无准确资料证明，但至少军部对河本大作要进行“某种策动”是完全知晓的，或是默许并实际上给予了很大支持。从事后对事件的处理来看，军部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为河本大作辩护，也说明了军部与阴谋策划的关联甚深。

P50-54

三场刺杀，北洋军阀时代的落幕

这本书是无心捅柳的成果，虽无心却也倾注了我很多的心力，也带给我很多的体味和收获。

季我努学社创作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付梓之后，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和读者的肯定，我的好友世知社1934工作室主任胡孝文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写作《卧底》的姊妹篇，因此，就有了《刺客：解密“风声传奇”背后的刺杀故事》一书的问世。

如果说《卧底》还没有完全地贯彻季我努学社“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作贡献”的宗旨的话，这一宗旨在《刺客》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在《刺客》一书中选取的刺杀大案，都是刺杀汉奸、日寇的，或者说是被日寇刺杀的中国政要事件。在《刺客》一书中，北洋军阀最后的三巨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刺杀故事，都是由我操刀完成的。由于本人写作喜欢搜集尽量多的材料，写着写着，我就发现自己越写越多。单单这三个人的故事就可以构成一本书了，所以就有了这样一本专门论述北洋政府最后的军阀巨头死因的书。

我之所以将这三位北洋巨头的撰写任务留给自己，是有原因的。

一来是我对于近代军阀史比较酷爱，无论是像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进人第一梯队的大军阀，还是像割据胶东的刘珍年、在河南内乡一带称王称霸的别廷芳等小军阀，都有一定的积累，史料上不是太生疏。

或许，以后我会专门写一本军阀列传，从掌握国家权柄或数省地盘的诸如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蒋中正、冯玉祥、李宗仁等头等军阀，写到诸如刘湘、杨森、李景林、张宗昌、陈树藩等掌握一省，至多两省地盘的次等军阀，再写到李家钰、井岳秀、刘珍年、别廷芳等掌握一省部分地盘，甚至只有几个县的小军阀。

中国近代的军阀史，异彩纷呈，陈志让先生在《军绅政权》一书中，对他们的群像，曾有过粗线条的勾勒。这个群体，有很多的共性，比如都想争地盘、扩充部队以保留权位；也有很多的个性人物，比如为读者熟知的姨太太成群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东陵大盗孙殿英等，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人物，或者这些曾经主导过中国发展走向的群体的个性语言和传说不胜枚举。

本书秉持的写作态度是“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希望能够写出这三位军阀巨头的血肉，而不是仅仅给读者一个印象的骨架。因此，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这_一位末代北洋军阀巨头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也能够看到他们鲜为人知的真性情的一面。

二来，这三位在当权或是下野之后，都受到过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算是站稳了脚跟。对于将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张作霖、誓死不出山充当日本人傀儡的吴佩孚的民族气节，我比较景仰，在民族大义上面，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动摇。而五省联帅孙传芳正是因为要躲避各种势力的政治纷扰，才潜心礼佛，希望在化外寻求心灵的安宁，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在内心放下屠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经过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确凿的他想要充当汉奸的证据，我曾就孙传芳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近代军政人物的研究专家苏全有教授，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在这里说的是总体，希望不要有读者与我来计较他们在细枝末节上所谓“亲日”的行径，出于生存或者扩充实力的考虑，面对日本这个虎视眈眈的声称随时愿意援助的“强援”，他们或许会做出一些妥协。在这一点上，可能吴佩孚做得更加无可挑剔，因为态度比较坚决，他号称自己是“三不将军”：毕生不出国，不人租界，不借外债。他虽然请日本军事顾问，却从来没有经由顾问这条线，而与日本侵略分子勾勾搭搭。而说张作霖这个奉系军阀的首领不“亲日”，很多读者肯定要和我展开辩论，原因很简单——奉系军阀就是依靠日本起家的。这一点说得不错，也是事实，可是依靠日本起家，未必等同于愿意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壮大自己，再利用壮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人，这正是张作霖在奉系当家的年头里做的事情。很多读者认可东北大部沦陷后，坚持抗战的马占山将军是“民族英雄”，甚至捍卫他，绝没有因为他曾经诈降日本人，骗取武器弹药之后，又反戈一击，而诟病他。张作霖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和马占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张作霖在陈述自己对待日本的态度的时候，会有很多朴实的表达，这些表达会让每一个国人热血沸腾。正是因为张作霖不肯让渡国家利益，让日本人侵蚀中国主权的阴谋得逞，日本激进派势力才会在皇姑屯布下死阵，夺去他的生命。我想姑妄大胆地说一句，如果让张作霖活到1931年，也许日本人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少帅虽然在“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两件大事上堪称民族英雄，可是与他的父亲相比，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方面，他还差很多很多。

孙传芳在名义上虽然从未做过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他不像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也不像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成为事实上的直系的老大，他只当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上还归吴佩孚和张作霖管过。但是，事实上，他的五省联军体系已经是直系势力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部队实力之强大，足以与扯虎皮当大旗的吴佩孚分庭抗礼，孙传芳也是有着问鼎中央政权的野心的。由于北伐来得太快，他迅速失败，所有才没有过多地向中央政权伸出触角。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芳跻身北洋军阀末代j巨头行列是理所应当的。孙传芳和张作霖、吴佩孚不一样，不是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死于他在争霸过程中杀害的俘将施从滨之女施剑翘的枪下。因此，他的被刺案件充满着“孝女复仇”的传奇味道。我只是依旧史料，还原他被刺杀的整个过程，至于他是不是死于政治谋杀，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在《卧底》一书中，我搜集了大量关于李克农的材料，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对克公越来越崇敬，我认为，克公就是情报战线上的周总理。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研究康德的人，一辈子服膺康德的学说，一旦陷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我发现，我有同感。我从来都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笔端常带感情”的写作者，随着对张作霖、吴佩孚了解的深入，对于他们对付日本人的手段，我是非常欣赏的。张作霖出身胡匪，是一个老练的谋略家，而吴佩孚则有宁死不降的铮铮铁骨。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么客观，因为只要是与日本侵略者对着干的团体和个人，只要他们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方面不丧失立场，在我心中总能获得比较好的评价，作为抗日英雄，我欣赏他们的硬气！

在民国的乱世之中，能够作为顶级军阀在中国军界和政坛屹立不倒，是需要相当手腕和实力的。在北洋最后的三雄中，张作霖是最具枭雄气质的人，在不失立场的前提下精于算计、毫不教条，随时准备与异己势力妥协，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则显得文人气质十足，遵循他服膺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儒家传统，宁折不弯，书生意气，显得略为刻板，他的这种刻板让他丢掉了地盘，也让他被日本人暗害；而有“笑面虎”之称的孙传芳也许是北洋三雄中最为阴鸷的人，却也不时袒露出真性情，在其洋洋得意之时，杀伐果断，不搞刘备那一套虚伪的纳降招数，可是暴发户的心态，最后也要了他的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下英雄都不入曹孟德的法眼，枭雄曹操虽狡诈，却不虚伪，在我看来，假仁假义的刘备根本称不上英雄，关羽才更具英雄气质。

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决不可庸碌无为，狗苟蝇营，度过一生。对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这三位北洋军阀末代的_一巨头，我也不想作过多的评价，还是留给读者朋友去体味吧！

康狄

2011年7月10日于北京呼家楼

我们一直在路上

这是季我努学社的第4本书。季我努学社自2009年出版《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译著)和《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以来，整个2010年都没有推出新书。一方面原因，在于团队核心成员工作较忙，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有不少时间花在了团队的组织上面。今年将陆续出版一系列书籍。

2011年的7月3日，季我努学社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季我努学社的章程和出版物试行草案，并确定了学社的口号(务实、团队、使命、荣誉)、写作宗旨(揭露日本战争暴行，讴歌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以及写作态度(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我们还决定创办我们的电子刊物《铁流》，以刊登学社成员撰写和翻译的抗战方面的文章。待时机成熟之时，季我努学社将通过开辟多个渠道与读者交流。季我努学社主张低调做事，做实事，所以不希望有太多外在的事情来干扰我们。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是民间身份，但是都有着硕士以上的学历，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希望以后出版的书籍，能够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不仅可以成为学者案头的参考书，更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抗战知识的优先选择。我们将专注于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我们所撰写和翻译的历史，将更多的是军事史和战史，而且更多的是史料层面的东西。抗战史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过我们还将关注晚清至民国期间外国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的军事史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大陆地方的学者和专家写作军事史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军事常识而使论著显得空洞笼统，充满教材式的语言，而大陆军队的专家和学者很少研究中共军队以外的战史，地方和军队系统的专家和学者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很多。而我们认为，某些作家是不适合写作军事史作品的，除非他是一个军迷，有一定的军事史知识，或者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和采访。作家因为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任意挥洒他们的想象，很多作品会让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哑然失笑。季我努学社的诸多成员都拥有写作或者翻译优秀军史作品的能力。学社有不少成员出身于史学专业、军事专业、外语专业，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文字都在30万字以上。因此，我们希望用认真的态度和扎实的成果加强国内军事史的研究。

季我努学社写作、翻译军事史有以下几个原则。

季我努学社想写的是“平民史学”作品。

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赞誉，就在于它是一部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文笔优美、形象生动的伟大著作。它是我们写作的样本，我们想呈现给读者的历史是像《史记》那样“有过程”的真实历史，而不是重视所谓“作用”、“影响”、“意义”而将过程一笔带过的历史，更不是端着一副“学术”架子、晦涩空洞、充斥着一般人看不懂的西方“新学术名词”的历史。

我们希望写出来的是“列传”、“纪事本末”，还原人物和事件本身，让读者可以用心去体验，用脑去思考，去感受人物的喜悦与彷徨，去检视事件的偶然与必然。历史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绝不是只有“边角料”可供消遣。历史追求的永远是过往的事实真相！

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可以蓄胡明志，常香玉女士可以捐赠飞机，因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戏文的主旋律，唱的是岳武穆的精忠报国。抗战期间，屈身事敌的知名戏曲大师几乎没有。戏曲就是他们的教科书，经他们的口，又去教化社会大众，让大众知道什么是“忠义”。

因此，历史绝不能成为历史学家“锁在阁楼上的小姐”，历史应该走进大街小巷，成为普通中国人如何维护国格、培养人格的“宣传员”。我们的历史书，应该让普通的中国人看得懂，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这个角度，我们的口号是“平民史学”，而不是“平民文学”、“平民历史小说”。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历史写得鲜活生动，以加强传播的效果。

我们要写的是抗日战争史。

我们想纠正一些国人关于抗战史约定俗称的说法。抗战史，应以战争史为主体。从事战争史研究、写作的历史文学工作者，应该具备基本的军事常识。关于抗战，国内有很多错误的说法，或者说片面的说法。最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日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人将日军形容成“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还有一个说法，日本军队能以少胜多，一个联队(团)可以打中央军的一个师，而对付杂牌军的一个师只要一个大队(营)就可以了。我不是军事专家，只是一个对军事很感兴趣的军迷，在这里用点笔墨，把这两个问题讲一讲。

先讲第一个，日军装备精良，到底怎么个精良法？很多历史学家、作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主要还是对装备缺乏了解。事实上，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还算得上是世界一流，日本陆军的装备水平，与西方国家比起来，连个二流都算不上。就是与国民党正规军比起来，日军的轻武器上也占不到上风。日本军队普遍装备的轻武器，比如国人熟知的日本人的手枪“王八盒子”、步枪“三八大盖”、轻机枪“歪把子”、重机枪“九二式”跟中国军队主要装备的“二十响”毛瑟手枪、“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zB26)、马克沁重机枪相比，基本上都占不到便宜。“王八盒子”弹容量小，故障率高；“三八大盖”，口径小，杀伤力弱；“歪把子”的弹匣很怪，供弹经常出问题，射击稳定性差；“九二式”采用风冷式结构，重量达到55_3公斤，是二战中最重的重机枪。日本人在重武器上，前期的确占有优势，主要是他们能够自己生产、补给。抗战初期，国军装备的火炮，尤其是重炮，大都采自美、苏、德等国，性能比日本人的好，但是数量少，弹药补给也成问题，所以发挥不出优势。实际上，日本人在火力上的最大优势，还是来自于掷弹筒和迫击炮，这两种近战的火力支援兵器装备的数量大，对于缺乏火炮支援的中国军队来说，是最致命的近战武器。国民党空军也是与日本空军装备差距最小的兵种。

很可惜，对于日本装备与中国军队装备的差异，很多国人并没有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也许是对军事常识和军事历史的不了解，笼统地概括为“日本装备先进，中国军队装备低劣”。再多说一点，对于日本装备的认知错误，在我们的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很容易发现。笔者曾在一部在央视一套热映的抗战大剧中发现很多明显的硬伤，日本军队统一装备着马克沁重机枪。一部香港的电影，日军竟然拥有一字排开的“伯福斯”山炮，这可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性武器”。还有一部国产电视剧，将日本的“歪把子”机枪当成宝贝。对于“歪把子”机枪这样的“故障王”，淮海战役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绝对不会把它当宝，因为参加淮海战役的国民党军队，诸多都是精锐，早就实现了全部美式装备。它甚至不应该出现在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当中。军队用的东西讲究的是实用性，谁也不可能扛着花架子打仗、行军。

说小鬼子可以以一当十的源头是吹嘘“皇军无敌”的日本人。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正规军溃退得太厉害，加上战法又比较死板，战线被突破，基本上败局就定了。面对一支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鬼子一个联队(团)当然可以打败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这句牛皮话，很快就在中国战场破了，到了抗战后期，牛皮筒子到处都是窟窿，话甚至要倒过来说了。别的战场不说，中国远征军发动第二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自西往东打的中国驻印军两l一个师，把日本的缅甸方面军(下辖好几个王牌师团)打得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有一支日本部队为了躲避中国军队的追求，钻进了茫茫林海，打算等远征军过去了再出来，谁知道，竟然活活饿死，足足有五六千人。中国驻印军打日本鬼子，那简直就是秋风扫落叶，日本的精锐师团就是纸糊的，别提多狼狈。建议我们的文学家多写写中国远征军，冈为提气！

国民党部队之所以会在抗战初期一溃千里，主要还是一个士气问题，不敢和日本人拼命、真干，或者说，敢拼命的将领和部队太少。日本人能打，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装备先进，而是训练有素，日本人的单兵素质，尤其是射击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武士道精神和同乡观念，日本军队是很疯狂的。在装备不够先进的中国军队面前，他们的疯狂，能够取胜，可是面对装备真正精良、并有着进取精神的盟国军队的时候，他们的疯狂，只能是自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玉碎”，这种死亡冲锋，往往是集体行为。

战争是“铁血”的碰撞，是真实的战力的碰撞。异想天开、夸大其词，甚至胡说八道，只会给战争史的研究制造麻烦。战争遵循实力法则，脱离实际的鼓吹，对于国家、军队都是一种误导。季我努学社的不少成员是具有军事学背景的，我们希望避免上述纯粹的臆想。

我们要写的抗战史遵循统一史观的指导。

抗战史的主流是全国各阶层团结在以国民党、共产党为首的统一战线之下，在盟国的支持之下，打日本鬼子。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真实的抗战历史，不是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分裂的抗战史，而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统一的抗战史。

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一切为国做出过牺牲的武装力量，无论其归属、性质，只要站稳了民族立场，都是可敬的抗日武装。合作抗战是澎湃的波涛，偶尔的摩擦，只不过是波涛中的小小漩涡。共御外侮的伟大合作，并不会因为兄弟间偶尔发生的“家务事”而改变性质。

统一的抗战史观，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方法可以大行其道。抗战史是复杂的，抗日统一战线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局的是非观，不能掩盖摩擦，更不能掩盖罪恶。客观的历史态度，追求的是真实，要让一切是是非非、明明白白、真正切切。另外，抗日统一战线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虽然可以贴上抗日的标签，但是也应该正视它具体的行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就是斗争加妥协。抗战史是明暗交替的抗战史，对抗主体、合作主体之间，都存在着纵横捭阖。

有合作，也有摩擦，有轰轰烈烈的明里的战斗，也有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一是一，二是二，褒扬，还是贬斥，都应该根据事实来说话。

在此，我拿军统举例子。

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在抗战期间极为膨胀，它不仅在国民党的谍报领域独占鳌头，还通过插手警政系统、在敌后战场建立“忠义救国军”等游击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历来被誉为“反共的急先锋”，可是在抗战中，它也是制裁日寇、汉奸的先锋。相比较于国民党其他的特务组织，比如军统的老对手中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等，惩治日寇、汉奸，军统干得更加出色。我们虽有几十人，但是水平有限，只能尽力去做，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不是仅仅依靠努力就能够做成的，一手材料的获得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必当尽力去做。

然而，军统作为忠于蒋介石政权的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匕首”，它在抗战中也对中共，甚至某些国民党将领犯下了血腥的暴行。它与青洪帮势力勾结，甚至与日伪勾结，走私、贩毒，牟取暴利。这些都是罪恶。要给抗战时期的军统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得把它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考量。从整体上而言，它是有功的，却也不能忽略它的罪恶。

季我努学社是我发起、组织起来的，事实上，也是我的精神寄托。季我努学社呱呱坠地，我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工具。我是在“假公济私”，幸好，伙伴们与我志趣相投，有着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理想，季我努学社的组织目标是重塑中国的抗战史。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2007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主流媒体工作。现在我已届而立之年，越来越感觉到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在我的身边悄悄溜走。刚毕业的时候，我感觉世界踏在我的脚下，而现在，我有着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我的人生理想，并不是腰缠万贯，也不是大权在握，而是著作等身，我希望在白发苍苍的时候，还能捧起几篇自己年轻时候写下的文章，告慰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是一个靠梦想生活的人”。品达说，“我不希冀灵魂的永生，但求穷究现实的境界。”我害怕自己事未成，而“华发”生。

年近三十的我，在日常生活中，心境日渐趋于平和。我时常对自己说，你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害怕什么。2008年的春节，刚回北京，我就经历了连续5天的40度以上的高烧，高烧持续不退，只要点滴的针头一拔，体温又上来了。高烧没让我的大脑迷糊，到了第六天，我就上班去了，一投入到工作中，病就莫名其妙地好了。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也不期望成名成家。我的文字首要的是表达我的志愿，而非为名利。我不想大富大贵，只要衣食无忧即可。如有方寸之地，容我集中全力从事写作和翻译，而无需为别的事情分心，最好不过。我只是一个写作和翻译历史的人，我从来不想成为一名作家。这年头，作家这个称号早已走下圣坛，不甚值钱了。我对于能写一笔好文章的人，仍然充满崇敬，不过，我不会用作家来称呼他们，我会用“文学家”来尊称他们。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已经离开我4年了。我对她怀着深深的歉疚。祖母十分疼爱我，教我做人的道理。她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在上小学之前，我已经会加减乘除了。因为比别的孩子早走一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这也养成了我争强好胜，说得更好听一点，就是不甘为下流的性格。毕业前夕，我获得了一项无比荣耀的荣誉，在母校数万人中，只有十名学生可获此殊荣。因为这项荣誉，正在送我祖母最后一程的我，匆匆赶回学校。领奖时我追悔莫及。不能与我最重视的人分享的荣誉和成就，与我来说又有何意义？经过此事，很多事情，我都能看开。

我的导师张连红教授一直教导我，很多事情要去做，把事情做好，先别想太多，等事情做好了，你得到的东西会比你想要得到的多得多，不过做事情要专一，心无旁骛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我一直对导师心存愧疚。

我找工作，也没有从事历史科研方面的工作，而是选择了传媒。作为一名编辑、记者，我希望以我导师的好友戴袁之老师为榜样，用我的笔和镜头记录下当代发生的历史。其实，我还是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导师有两大优点让我获益良多，第一个是严谨的治学态度，第二个是长袖善舞的处世本领。我虽未将历史专业打造得登峰造极，但是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我还算是学到了。导师的长袖善舞也给我很多启示，因为学了他这一点，我有了很多的朋友和伙伴，因为大家心齐，我的胆壮！

去年，苏全有教授到北京来，对我启示也很大，解决了心中的一个困惑。他跟我说，他认识的一位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研究的课题是东汉的小麦亩产多少斤。想来这位老教授的学术成果也不会太多。苏教授著述颇丰，他至少每年都要出一本书，学术论文更别提了。我们院里又有一位老教授，平时成果非常多，多到了别人说他不是“专家”。2007年，这位老教授出版了一部巨著，从此再无人说他不是“专家”。学术上一直讲究“厚积薄发”，所以“厚积后发”者往往遭人诟病，言下之意，发表的都不是“好东西”，“没价值”。由此，述而不作者反而可以自提身价，凭借“薄发”俨然以“专家”自居。只要不是做“主编”，只要不是剽窃别人成果，“厚积厚发”者至少比述而不作者勤奋。绝大多数情况，应该如此，不排除少数例外。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上天从来都是公平的。多付出者，必然回报多。别的不说，我在研究生阶段练出来的英语翻译能力就让我获益良多。不谦虚地说，我在历史和军事领域的翻译水准绝不低于英语翻译专业出身的硕士。因为爱好国际关系和英语翻译而锤炼出来的英语水平，不仅可以让我获得英语国家的资料，更可以让我与英语国家的出版社和作者无障碍的交流。我的第一本书的版权转让事宜，就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自己写作也好，翻译也好，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希望自己，也希望季我努学社能够多一些经世致用的文字，少制造一些文字垃圾。很多人说，自己说自己好不行，还得别人说你好，你才好。我只管写好、翻译好自己的文字，别人说我好，抑或是不好，我并不在意。我只管本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埋头往前走。就像许三多，拼死抱着自己怀里的稻草，直到它变成参天大树。

感谢家人、师长、朋友对我的支持，愿你们永远健康快乐！

2011年7月24日

于北京呼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