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影视业的上下游都行动起来了，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首先是资本的行动。以前，除了体制内的影视机构，支撑影视业的主要资本来自盖房子的朋友，专业术语叫房地产商。后来挖煤的老乡们也来凑过一阵热闹，但挖煤的老乡们对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真正的热情，玩儿个票也就走了。当然，更多的时候，老乡们玩的是“女票”。现在，这些老乡以及这些老乡的上线被抓起来的不少。由此可见，玩票不要紧，但玩钞票和玩“女票”，风险还是很大的。
其实，影视业的资本真正热闹起来，还是最近几年。搞屠宰的，开饭馆的，搞能源的，搞电商的，搞旅游的，卖火腿肠的，都来了。这个现象是好是坏，还需要长远考量，但短期来看，这些热钱、傻钱还没有真正帮助到影视业，并且催生了一批泡沫作品，也烧坏了很多编剧、导演、制片人的脑子。但我依然不认为这就一定是个坏现象，因为跟钱、跟财富打交道是人类永恒的命题，让影视界的同志们早一点见识一下钱，比晚一点好。虽然非常遗憾的是，同志们目前对金钱还没有什么抵抗力，一倒一大片。所以我认为，最近几年是影视界大跃进的几年，数量上早就超英赶美了，质量上却比日韩还落下一大截儿。
除了资本的行动，演员们最近几年的行动也非常强烈。我有时候因为不甘寂寞，也沽名钓誉地参加了一些影视活动、颁奖晚会，在后台的时候，我一般都不敢抬头，因为根本认不出谁是谁，生怕把张三叫成了李四。以前主要是女演员长得像，最近我发现一些年轻的男演员也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了。就跟我们的影视作品一样，模样也开始跟风了。太惊悚了。我后来一琢磨，这里边有化装的因素，也有整容的因素。据说韩国有一条街，是为中国爱美人民服务的。说实话，我真是为这些长着双眼皮、尖下巴和高鼻梁的演员朋友们担心，因为根据常识我们知道，长相的流行也是在变化的，以后如果流行单眼皮、圆下巴呢？再整回来不成？
演员朋友们对修改自己的模样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毅力，当然，这是他们的人身权利，无可厚非，我只是善意提醒，毕竟整丑了的也大有人在。我所担心的是，相比修改自己，演员朋友们对修改剧本有更大的兴趣。2010年，大量资本涌入影视业，演员朋友们片酬暴涨，兴高采烈地掌控了局面，不拍戏的时候改自己，拍戏的时候改剧本。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钱就等于有权力，有权力就等于有能力。这逻辑非常古怪，但却颠扑不破。这几年，我们到底生产了什么样的作品，大家也都看见了，特别像一出整容事故的现场。在此温馨提醒演员朋友们，修改自己要谨慎，修改剧本更要三思而后行。也建议演员朋友们抽空学习一下《著作权法》。
导演们最近几年的行动也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很多电视剧导演从片场消失了，他们已不再亲临一线拍摄。导演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指导表演、场面调度和调性设计，当放弃了这一切之后，他们还是导演吗？我觉得很多导演更像是艺术总监或监制。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电视剧导演都是这样，依然有坚守阵地的战士，比如《决胜》的导演阎建钢。这部戏在京郊拍摄，条件非常艰苦，但阎建钢导演执掌每一个镜头的拍摄。我曾提议说，您已经不是年轻导演了，要不让剧组给您配一辆房车。他说我除了每天上两趟厕所，其余时间全部在现场，没这个必要，如果非要配，可以把钱发给我。我去现场待了几天，发现果然如此，令人尊敬。
编剧是纸上谈兵，导演是兵中谈纸，导演撤离现场，这个行动令人费解。
另外一点行动，是很多电视剧导演开始在屏幕上打出“××作品”字样，有的是用醒目的大标题以及强烈的音乐衬托，轰隆隆推出来；有的是去刻了戳儿，“咔”的一个背景声，盖到屏幕上。这本来是电影圈的恶习，现在也开始蔓延到电视剧行业了。坏榜样的力量真是可怕。这不是品质问题，不是虚荣心问题，这是法律问题。也建议有这个癖好的导演老师们学习一下《著作权法》。
相对于其他上下游的行动，编剧的行动力不强，基本是被动的。最近几年，编剧们被要求成为变形金刚，让你写成什么样儿就得写成什么样儿，一句话，必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举个例子，我跟阎建钢导演合作的电视剧《决胜》，之前的某一位投资方负责人跟我谈话说，方金，前三集剧本需要修改，要更快更猛更强，要让所有电视台的人见了这三集剧本就服气。我说要达到你说的这个效果，不是改前三集。他说那改什么。我说要改合同，咱们把合同解除了吧。别说我，即便写剧本的祖师爷莎士比亚老师、汤显祖老师还活着，他们也写不出让所有电视台都服气的前三集。现在，前三集已经成了影视项目的魔咒。在漫咖啡、昆仑饭店、丽都广场等影视圈人士聚集的地方，除了谈“不缺钱”“只缺好剧本”这两个在影视圈流传已久的惊天谎言之外，谈的就是剧本的前三集。好像整个影视业就活在前三集里边。如果这么一直进化下去，影视圈会不会出现一种专门的前三集编剧呢？像伟大的程咬金老师一样，砍完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三板斧就转身走人。
今天，我们讲故事的人，制作故事的人，负责播出故事的人，都变成了急性子的程咬金，都想三板斧砍死对方拉倒。在北京有一个琉璃厂，是个卖古玩字画的地方，一直到民国的时候，还保留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无论是穷秀才，还是顽劣的小孩，以至于任何寒酸没落之人，凡是进店来想观看古玩字画的，店家明知道他们不买，也都一律恭敬相待、认真介绍，因为他们知道，穷秀才可能转眼就发达了，小孩总有一天会长大，都有可能变成他们的顾客。琉璃厂之所以成为宝地，是因为这里的人有一颗宝贵的心，这颗宝贵的心叫耐心，他们有耐心培养他们的顾客，有耐心与未来周旋。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人都是程咬金，咬牙切齿抡着那没头没脑的三板斧，我们的影视界，已经失去了培养观众的兴趣，失去了跟未来周旋的耐心。美国的乔布斯老师把纯粹的商品手机卖出了价值观，我们这里却把应该卖价值观的电影当成了纯粹的商品。P5-11
就我而言，小说懂一点，剧作完全不懂。这本书两遍读过，似乎也悟出编剧的一二道理。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这本书，却能在心里留下痕迹。
——刘震云
很有意思，方金的编剧作品是温和传统的，其他文字作品却愤怒又清醒。我想，这些复杂的情感应该源于一颗纯粹的心。保持对现实世界质疑的同时，还能继续爱和憧憬，这也是《给青年编剧的信》之力量所在。
——姚晨
当年看电视剧《手机》的剧本就觉得好，但到底好在哪儿说不上来。进组拍戏，跟王志文老师对台词，王老师说：“你知道这部剧作的魅力吗？是台词。是台词的逻辑。”后来又参演方金编剧的《决胜》，人物立体，逻辑清晰，台词精湛。感觉他像一个高超的故事魔术师。看到方金《给青年编剧的信》这本书，让我恍然悟到了他故事魔术背后的奥妙。说实话，读这本书，竟有窃喜之感。
——柯蓝
在光阴里心怀期待
北京很大。有一天我在东四环，去西四环看望一个朋友。出发前天空骤变，飘下一阵雨水。我打电话给那个朋友，让她不要站在门口等我，以免被雨淋湿。她在电话里愣住，然后笑了，她说她那里天空晴朗，丝毫没有雨水来袭的迹象。城市大，真好。晴朗与湿润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不知道哪个方向飘来的一阵风就吹掉你的草帽，也不知道哪个角落里伸出来的一双手恰恰温暖你的孤单。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南四环外一个叫马家楼的地方。我就读的中央戏剧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坐落在这里。但我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花乡。花乡地处偏僻，但四周却种满了花儿。玫瑰、菊、满天星、百合、康乃馨……各种各样的花儿在这儿悄然生长。北京花店的大部分花儿和每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的花阵都出自这里。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似乎能够闻得见空气里丝丝缕缕蔓延的花香。这些花香，降临在我漂泊此处的每一个梦境。其实那些花儿，我一朵也没有见到。它们都被笼罩在温室里悄然生长。但我确实知道它们存在。一朵。两朵。一朵又一朵，等待着给生活锦上添花。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那里，搬到了西五环外的苹果园。苹果园是一号线地铁的终点站。从这里下车以后，再步行二十六分钟，就能到达我所住的那个叫雍王府的村子。我在这个村子租了一间平房继续我的漂泊之旅。在这间月租一百五十元的平房里，我度过了在北京最为艰难的一段生活。这个时候，我两手空空，悬挂在北京庞大城市的边缘。
村子边上，有一座山，叫虎头山，再翻过去，就是北京著名的景点八大处。在那里逗留的八个月里我一次也没有去阅读过这些风景。那里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房东大爷和大娘。他们都六十出头了。大爷每天旱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管子接到水房上边高高的水桶里，让太阳把水桶晒热，中午的时候一院子的人就用这水桶里的水洗澡。这个动作他做了有几十年了，年年如此。冬天到了的时候，大娘每天早晨一旱就会敲院子里各家各户的窗户，屋子里的人应声以后才放心离开，她怕大家煤气中毒。但她唯一不敲的是我的窗户，因为这个时候，才刚刚是我即将睡觉休息的时间。
离雍王府两站路的地方，是一个叫西下庄的小镇。我每天傍晚步行到那里吃一碗酸辣粉。那一间临街的小铺做的酸辣粉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酸辣粉。如果愿意再花一块五毛钱，就能喝一瓶燕京啤酒。后来我一直想回去吃一碗酸辣粉，但终于是一个不曾实现的奢望。
离开雍王府是在一个早春2月。我搬到了老北京的心脏地带琉璃厂。这次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东老杨胖胖的，爱喝酒、逛街，爱招呼几个人吹牛。他是典型的老北京，说话不离…r”，喜吃炸酱面。这所四合院据老杨说，是北京的龙头。而我住的那个房间，则曾经供奉过吕洞宾的仙位。感谢吕仙人的真气，让我渐渐元气充沛。
但琉璃厂也只是一个短暂驻留的小站。那一年春去夏溜秋归冬至的时候，我搬到了北五环外一个叫北辰的地方居住。然而那依然不是最后一站，我还在潘家园和虎坊桥住过。这些我曾短暂驻留的地方，都成了我生命时光里不可或缺的小站。我在这些光阴的地址里漂流，记取或者遗忘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和事。
许多如我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时光里流转，有的已经离开，有的还在来的路上。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要么是故事的开始，要么是结局。如果一时兴起，也许能成为故事的转折和高潮。我一直对我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心怀期待，也包括对我自己。
我常常为此追问，那个走在斑马线上黯然哭泣的女孩的泪水到底来自何处？那对在复兴门地铁站里游荡的中年男女为什么天天在那里无语拥抱？菊儿胡同里那两个拥抱的中学生的姿势能坚持多久，很多年后他们还记得在白杨树下的这一切吗？我曾看见过一扇高高的窗子里面飘出了一堆纸的碎片，那上面曾经记载了什么，又为何而碎？我曾在大望路的地铁口看见一个女小偷抱着一个孩子无助地张望，她偷了一整个傍晚却还是两手空空，我知道她怀中孩子的奶粉钱还在别人的口袋里，但她要偷到什么时候？
我看着他们。而谁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着我，像我试图记取别人一样记取我？而我又是故事的哪一个部分？所有人的故事都在悄然生长，结局未知。我所能知道的是：所有的光阴，正在显影我们的情节；所有的故事，都是光阴的故事。
纸短意长 见字如面
在我的故乡，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叫闪蛹。闪蛹神秘难寻。于是，我常去田野上找闪蛹。
非常好是秋天。庄稼被全部放倒，天空蔚蓝，云朵游动，田野一望无边，目光尽可以一纵再纵。选定一个地点，向远处吆喝一声，若声音远去消散，则再换一个地点继续吆喝，往往要吆喝数十次、换数十个地点，会突然从远方清晰地传回一声同样的吆喝。这时我就赶紧圈定我站立的地点，然后向下挖，直到挖出一个比拳头大一点的泥球。轻轻掰开泥球，就会看见闪蛹：一只白胖蜷缩的虫子，裸如赤子。
根据我的经验，闪蛹多在田埂上。当然，至今我也不清楚吆喝、闪蛹跟远方回响的关系。甚至根据我现在的理性推断，它非常不科学。但在我童年的田野中，它的确传递给我一种神秘的经验：人跟虚空，有一种呼应的可能。
在我小学三年级时，从东北转学来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学习成绩不佳，我的同桌学习成绩优秀，老师指定他辅导女孩学习。他跟女孩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半年后，女孩转学回去了。我的同桌常给女孩写信，也常收到女孩来信。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有书信往来的学生。他每次写信时苦思冥想，每次读信时眉开眼笑。
在我小学四年级时，从东北又转学来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学习成绩优秀，不需要人辅导。我很想跟她结下深厚的友谊。有次女孩跟我的同桌争执狗吃不吃雪的问题。女孩说狗吃雪，我同桌说狗不吃雪。我说我家的狗就吃雪。女孩赢了。从此跟我结下深厚的友谊。半年后，我忐忑地问女孩什么时候回东北。女孩说你放心，我不回东北了，我们在这儿安家了。瞬间眼前一暗，我向远方写信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
在我童年时代，我们村识字的人不多。我父亲常替人写信。一般是夜晚，在灯下，来人坐在一边等，他一字一句写，写完要给人读一遍。我常听见父亲念：“某某某：见字如面。”“见字如面”这四个字延伸了我们村跟远方世界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我人生中第一封信写于小学五年级，是写给父亲。有次我一支钢笔坏了，怕父亲责骂，便给父亲写了封信，夹在钢笔的笔帽上，放到窗台。父亲看完后给我修好了钢笔，还表扬了我，说：“这学，没白上。”那次我知道信可以说嘴上不能说、不敢说、不想说或说不了的话。心里话。
后来，我就长大了。信不再叫信了，叫短信。又后来，也不叫短信了，叫微信。但是写信的梦想还一直在；它照进了现实，就是这本书的形状。
这本以信为名的书，写的是有关于故事的事。故事是信史，也是未来之史。讲故事的人则是穿梭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信使。亚里士多德说：“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其结果是颓废与堕落。”而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有人投递出信使之函。
于是，我将这些有关于故事的文字以信的名义寄往远方。希望它们越过高山大河，投递给那些讲故事的人或有故事的人或渴望故事的人，像雪静静落在火焰上，像水相通于另外的水，像一树树梅花照眼。更希望如在童年的田野上一样，从远方，从虚空，传来清晰的回响。
纸短意长。那么，见字如面。
宋方金
2016年7月
宋方金编著的《给青年编剧的信(精)》揭示故事行业的一切。
资深编剧宋方金在信中谈及了一个青年编剧可能面临的行业规则、权利之争、市场压力和创作困境等。他结合自身经历和大量生动的内幕故事，给出了一份关于这门手艺、这个行业最深情坦诚的答卷。
诚恳生活，大胆写作。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故事的手艺人。
驾驭故事原理，你需要读罗伯特·麦基，洞见行业本质，请读一读这33封信。
当下是影视产业非常好的时代，却也是行业最坏的时代。33封深切坦诚的信，窥见行业的规则与本质。大IP、资本运作、雷剧、神剧、抄袭、假票房、真水军……听到过没见过的种种传言，信中给出真相。
宋方金编著的《给青年编剧的信(精)》适合青年编剧读，也适合不编剧的任何人。因为——故事是人生的必需品，故事是每个人的神明。宋方金貌似在讲影视，其实是在讲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