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纾去世九十年后，出版张旭、车树昇编著的《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精)》，通过大量的史料收集与考证，让林纾的一生按年月铺陈开来，林纾的“侠”、“儒”、“文”、“道”特征跃然纸面，已是“人木二分”以上的刻画，无论对于林纾的认识还是研究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是林纾研究取得新成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谱的完成，与学校其他教师合力完成的《林纾读本》和《林纾书画集》一起，为推进林纾研究“三个目标”的实现开启了全新的局面。作为林纾研究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实感欣喜与振奋。

张旭、车树昇编著的《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精)》谱选用林纾生平、思想、著述、翻译以及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资料，以期能准确、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出谱主一生的生活道路、政治倾向、思想演变和翻译创作历程。在资料方面，除了根据林纾本人的著述以及林纾后人捐赠图书文物外，还收录一些林纾与师友互相往来的信札，以及海内外学者有关林纾著译的第一手资料；另外，还收录一些历年各地拍卖的林纾书画作品介绍文字。

序一

序二

自序

编写说明

林纾家族世系简表

林纾三代家谱

1852年(清咸丰二年壬子)  1岁

1853年(咸丰三年癸丑)  2岁

1854年(咸丰四年甲寅)  3岁

1855年(咸丰五年乙卯)  4岁

1856年(咸丰六年丙辰)  5岁

1857年(咸丰七年丁巳)  6岁

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  7岁

1859年(咸丰九年己未)  8岁

1860年(咸丰十年庚申)  9岁

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  10岁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  11岁

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  12岁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  13岁

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  14岁

1866年(同治五年丙寅)  15岁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  16岁

1868年(同治七年戊辰)  17岁

1869年(同治八年己巳)  18岁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  19岁

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  20岁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  21岁

1873年(同治十二年癸酉)  22岁

1874年(同治十三年甲戌)  23岁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  24岁

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  25岁

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  26岁

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  27岁

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  28岁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  29岁

1881年(光绪七年辛巳)  30岁

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  31岁

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  32岁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  33岁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  34岁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  35岁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  36岁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  37岁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  38岁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  39岁

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  40岁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  4l岁

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  42岁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  43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44岁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45岁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46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47岁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48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49岁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50岁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51岁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52岁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53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54岁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55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56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57岁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58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59岁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  60岁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  61岁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  62岁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  63岁

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  64岁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  65岁

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  66岁

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  67岁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  68岁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  69岁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  70岁

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71岁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72岁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73岁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林纾身后刊登作品细目

附录二 林纾未刊作品细目

后记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46岁

二月初四日(3月6日)，是日巳时，夫人刘琼姿病卒，终年46岁，遗下一女二子。林纾夫人病危时，由南台苍霞洲旧居迁往福州城下皇街金巷之新居(现台江苍霞洲46号)。此间，正值侯官人陈璧回籍丁母忧，他联络永泰人力钧(字香雨，一字轩举，光绪己丑举人，官商部郎中)、福州举人孙葆瑁(字幼谷，光绪丁酉举人，官补用知府)，把林纾旧居建成苍霞精舍(后改名“福州公立苍霞中学堂”)，办学经费来源于力钧与孙葆瑁合办的银元局赢余。其形式是在书院基础上加以改革，是一所兼习中西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式学校，设经、史、时务、算学、地理及英语等学科。学生“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鉴。迨夜燃烛，复治算学”。后来林纾留下一篇《苍霞精舍后轩记》，说道：“孙幼毂太守、力香雨孝廉即余旧居为苍霞精舍，聚生徒课西学，延余讲《毛诗》、《史记》，授诸生古文，间五日一至。”期间，林纾常与魏瀚、高子益谈新政及西方时事。这在科举未废之时，实开风气之先，被称为近代“福州有学校之始”。其后的福建新学，包括福州蒙学堂、东文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福州官立商业学堂等各种新学教育蓬勃发展，无不源于“苍霞精舍”的成功创办。【按：林纾门人胡尔瑛的《畏庐先生年谱》(1926年)也作“按是岁(丁酉，1897年)先生主苍霞精舍讲席，以毛诗教授生徒。”但据《福建通志·艺术传》力钧本传中的自编年谱，谓丙申(1896年)创苍霞英文学堂。待考。“戊戌变法”后，苍霞精舍求学者甚众，学校规模扩大，林纾旧居不敷应用，加之此时力钧又增设日文科，原苍霞精舍的英文科迁入乌山麓蒙泉山馆，新增的日文科迁入城内文儒坊的“三官堂”，称“东文学堂”，而西文科改名为福州绅立中西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迁吉祥山，改称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

正月初十日(2月11日)，由夏粹芳、鲍咸昌发起，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 Press)创办于上海，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早的出版社。从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一直占全国书业的1／3左右。到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刊发《绣像小说》之外，又创办了一种专载翻译小说的刊物《说部丛书》，出版内容其实就是以林译为主体。《说部丛书》一至四集，共收录林译小说132种，随后又将《说部丛书》中的全部及未入《说部丛书》的作品汇为《林译丛书》，“林译”品牌正式诞生。商务印书馆前后出版林纾的单行本著译合计140余种，其中为他出版了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共100种。此外，他还有不少刊行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类杂志上、但没有出版单行本的译作。

三月二十三日(4月24日)，日本伊藤博文内阁令驻北京公使矢野，以福建与台湾毗邻、关系密切为由，要求总理衙门以公文正式申明福建及沿海岛屿永不出租、割让与他国。总理衙门备文接受，福建遂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夏，林纾因夫人新逝，郁郁寡欢，在家人的劝慰下，到马尾访友散心。时任福州船政局工程处道员的魏瀚(1851～1929，字季渚)是林纾的挚友，经他介绍，时任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王寿昌(即晓斋主人，1863～1925)邀其译法国小仲马(Alexandre Dumas，nls，1824～1895)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z camelias，现通译《茶花女》)。王寿昌曾于1885年赴法留学6年，在法国学部律例大书院学习万国公法及法文法语，不但法语精湛，而且文学修养高。林纾不懂外语，他们的翻译方式别具一格，据说是由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逐字逐句地口述小说内容，林纾则用精美的文笔加以润色译出。翻译期间，林纾因为心境悲凉，常常被故事中的主人公打动，行文也在不经意间添加了对亡妻的思念。而王寿昌也是性情中人，每次译到缠绵悱恻的情节，两人就相对而哭。这在之后被朋友们传为谈资。该书被视作林纾从事文学翻译之始，也为中国大量汉译外国名著之发轫。《清史稿·林纾传》中说：“(纾)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入口达而笔述之。”“林译小说”的出炉其实是由精通外文者先阅读原文，口述内容，再通过林纾译成古文。这样的翻译方式虽难免讹误，但林纾译文的神韵较之原著，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按：魏瀚系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前学堂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留学法国，精通法语，后资助印行《闽中新乐府》于福州。】

十月初一日(10月26日)至十一月(12月)间，严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主办的《国闻报》，分六次连载发表万言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强调小说“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并提出小说是表现人类的“公性情”，“一日英雄，一日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既高度推崇小说，又以人性论、进化论的观点阐释小说的本体与审美心理，表现出与“载道”、“劝善惩恶”等传统思想不同的新观念。

十月十三日(11月7曰)，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在上海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

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舰强占胶州湾。林纾后在《出都与某侍御书》中论及此事：“德人袭我胶州，兵氛流及即墨，震惊圣庙，……”此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十一月(11月至12月)，结集《闽中新乐府》，在福州以魏瀚刻本印行，作为童蒙教材，自署畏庐子；次月又以活字版印行。它是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也是近世最早的白话诗集。该集取自居易讽喻新乐府之体，用浅白近俚的语言写成，共计29题32首。这些诗歌的正题之外有副题，副题往往揭示诗作的旨意。但它们对“新乐府”有所发展、变异，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均作了大胆的革新。其取材来自广阔的现实社会，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人间悲剧，唱出了时代的救亡之歌。其中最为人称诵者有： 《村先生》：“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兴女学》：“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小脚妇》：“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破蓝衫》：“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其他尚有《国仇》：“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忧时伤国，溢于言表。另外，像《水……

P46-49

序二

罗选民

年谱，顾名思义，是以谱为核心，以年月顺序的方式拓展，将一切与主体有关活动加以介绍和考辨。虽有自作的年谱，但大多数年谱都由后人根据前人的著述或史实资料编次而成。而且，年谱有长短之分，作用与功能也不尽相同。刘文典先生所著《杜甫年谱》，篇幅不大，仅8万字，却是作者长期着力研究和讲授杜甫的集大成之作。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推出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的新版《朱熹年谱长编》，长达100余万字，是现已出版的各种朱熹年谱中材料最为详尽、考辨最为精深、规模最为宏大的一种，于史实中颇有发现。

张旭教授的《林纾年谱长编》与上述年谱较为相似，全书约40余万字。此前，有关林纾的年谱不少，但都是短年谱，而且不少存在疏漏、错讹，甚至出处考证不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张旭教授决定编撰《林纾年谱长编》，对作为文学家、学者、翻译家、教育家、书画家的林纾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勾勒，时空覆盖了林纾先生生活过的福州、台湾、杭州和北京。该年谱具有厚度，资料翔实，却没有囿于资料本身，凡与之有关的写作动机、艺术源流、时代背景、赞助人(机构)等等，无不在年谱里得到体现。

该年谱由三部分组成，一为编写说明、林纾家族世系简表以及林纾家族三代家谱；二为生平的记录，为全书的主体部分；三为参考文献。附录一、二，分别涉及林纾身后刊登作品明细和林纾未刊作品明细。年谱中穿插的图片则有助于立体地展现史料的客观性。年谱的三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了《林纾年谱长编》的主体框架。

做年谱，需要考证能力和资料收集的甄别能力，这些在张旭教授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从英、汉语言文学两个学科中吸取营养，博采众家之长，注重资料的采集和甄别，其研究彰显了其学术底蕴和个性。他任职的福建工程学院，百年以前是林纾先生创办的学堂“苍霞精舍”所在之地，所以，该校在构造大学文化的内涵方面，以林纾研究为品牌，着力打造林纾研究的学术重镇。作为人文学院院长的张旭，自然地享有了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今后在林纾研究方面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编年谱犹如编字典，书一出来，便等待补正。因为，新史料、新考证随时可能被发现，加之书在出版时可能存在瑕疵和考虑不足，所以，若干年后，必须加以修订。没有一劳永逸的编年谱。我想，张旭教授的《林纾年{普长编》亦如此。我希望他能够在林纾研究方面不断深入，这不仅仅表现在文字学、翻译学方面，还表现在绘画和书法艺术等方面。惟有这样，自己的学术研究才能不断焕发青春，年谱的补充和修订才能随之精进。诚如古贤朱熹所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是为序。

2014年初春于清华园荷清苑

带着一种强烈的文人情结和冲动，以一种超乎常人所能想象的速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放弃了国内重点大学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平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三湘大地，举家迁到八闽之都的榕城，加盟到福建工程学院，无他，只因这里曾经出了一个林纾。

一次偶然的谈话，我从福建工程学院蒋新华校长那里得知该校前身是百余年前的“苍霞精舍”，其创办人便是林纾、陈璧、陈宝琛、力钧、孙葆瑨等一批闽籍名流。今天的福建工程学院坐落在名家辈出的福州闽侯县，有美丽的旗山做依靠，有绿水相环绕，是一个远离尘嚣又适合于做学问的上佳之地。正是这一席谈话，再加上小老乡戴光荣君在旁边的说项，我很快萌生了离开湖南的念头。还记得早年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系做研究时，办公室里的研究生邢杰做的博士论文便是关于林纾翻译的研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闲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便是“林纾”。小伙子文献功夫了得，他频繁地出没于香港各大图书馆，时刻留心世界各地关于林纾的信息，总是能在故纸堆中有惊奇的发现。每次听他聊起林纾，自己心里总是痒痒的，于是我也时不时地会放下手头的活儿，将头探向他的林纾文献库。后来自己回到内地，先后评审过好几篇有关林纾翻译研究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但感觉到这中间的一些论述仅仅留于表面，在文献的掌握上十分有限，读来觉得很不过瘾。于是很想自己也来尝试一番。没想到的是，此次机缘最终促成了我来到林纾文献收藏甚丰的福建工程学院，而且在学校主抓文科的吴仁华书记的亲临指导下，我们很快就搭建起一个林纾文化研究基地。这也意味着我未来的学术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与林纾研究联系在一起。

新近福建工程学院值得庆祝的事情有很多：一是三校合并升本十周年，二是通过了硕士研究生学位授权单位立项建设的验收，三是一项科研成果成功地拿到了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四是被增列为省重点院校建设单位。目前学校上下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师生员工的脸上似乎都着了春色。在这所工科占绝对优势的院校里办文科看似有点奢侈，其实也不尽然，准确地说应该是势在必行。这一则是数代工院人多年努力的结果，另则也是学校发展势头使然，当然也可以说是那些带有科学精神的决策者们骨子里存留的一丝“贵族精神”的表现，而他们普遍认同“一流的工科必须有一流的文科”的说法。最近学校已经规划出“以工为主，管文法加快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未来文科将成为全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从一开始，决策者们就按照国家专业目录所列文学门类下的三大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与传播学——规划蓝图。同时，为了推进学科的发展，学校决定在原文化传播系和外语系的基础上组建新的人文学院，聘请我来出任院长，并提出将林纾文化作为学校品牌文化来打造的理念。学校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是因为这所看似年轻的学校，历史渊源却悠久，其最初的创办人中就有林纾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学校的设想是，结合我们早先在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的经验，通过以林纾文化研究为辐射点，将关注的视野放在林纾所处时代以及与之发生过关系的人与事，着眼于近现代的福建和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这样就能将特定时期的区域文化放在更宏大的视野下加以审视，从而使得当下的历史研究散发出丰富的现代意义。

当然，要走进林纾的世界，路径有多种。而以往于林纾并无深究的我，要率领自己的团队开展大规模的林纾研究，却选择从一个十分基础性的方面，亦即从文献梳理入手。这些年来，我个人的研究很多都带有实证研究的性质，因为我始终以为文献学乃众学问之学。正如劳思光先生所言：“人如欲传授一定知识，则教人时必须极力证明此知识之真实性，因此必以客观存有为重。”而文献学又是达此“客观存有”的最佳手段，同时也是走进人类知识结构本身的方便途径。既然自己的团队早已有了多年的文献积累经验，同时考虑到“知人论世”的为学途径，于是我们选择从《林纾年谱》编订入手。而在实际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又本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原则，尝试将林纾看作一个大的历史文本，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然后再像陈寅恪先生等所说的，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同情之理解”以及“理解之同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林纾和同时代的文人所发生的关系，体察他们那一代人在中国社会处于急遽转型时期，是如何本着开放的姿态，将外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译介进来，这些为开拓国人视野、启迪民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这种从个案人物的关注入手，一方面能够映射出早期福建先贤在为中国逐渐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能看到他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急遽的冲击下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刻反思。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他们为人、为学、为政、为艺的过程中看到那些真善美的东西。而此点又契合当今主流意识形态十分关心的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姑且算得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举措吧。

是谱的编写和出版得到福建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福建工程学院社会科学启动基金和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基地招标项目(编号CTS2014—01)的资助。我们在编订的过程中得到诸多领导、师长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分别是福建工程学院吴仁华书记、蒋新华校长、李天奇副书记、何代钦副书记、朱晓慧教授、杨邦勇教授、汪方华教授、张红深教授、苏建新教授、牛励强教授、徐丽平教授、龚任界副教授、戴光荣博士、祁开龙、庄林丽贤伉俪、李良博士、邓少平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师、黎翠珍师，香港理工大学朱志瑜教授，业师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杨晓荣教授，中南大学张跃军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郭丹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莫爱屏教授、穆雷教授、邢杰博士，还有著名文化人卢仁龙先生以及学棣肖志兵，等等。正是有了他们的勉励和支持，是谱才得以不断地完善并最终面世，在此谨表谢意。  本书能够面世，还离不开许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和帮助。福建教育出版社黄旭、孙汉生二位社长鼎力相助，并确立了本书的选题，责任编辑苏碧铨君使书稿精益求精，在此谨表谢忱。

张旭

癸巳冬于榕城苍霞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