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许多与过去的历史根本不同的特质，最明显的是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来自己西方文明的强有力

的挑战。西方列强早已不是过去常常在边境袭扰中国的蛮族，而是携海洋文明之威，在世界各处扩张的现代化强国。中国被强行推入了现代化

的进程。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许多，但精品不多。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算是中国近代史著作当中的精品。《中国近代史》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

《中国近代史》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中国近代史》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中国近代史》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中国近代史》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由于《中国近代史》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

上卷目录

推荐序 郭世佑

四版自序

自序

第一篇 鸦片战前之中国

 地理上之影响

 中国民族

 清帝之入主中国

 中央官制

 地方官制

 政治上之积弊

 财政之情状

 人口激增与生计困难

 秘密会社之活动

 叛乱之迭起

 对外之观念

 古代中西之交通

 中国所受外国之影响（物产、思想、文学、科学、美术等）

 闭关思想之成立

 葡萄牙人之东下

 耶稣会教士

 西荷诸国人之相继来华

 中俄之交涉

 国际贸易之情状

 管理外人之方法

 法律问题

 困难之症结

第二篇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律劳卑之来

 平等待遇之争执

 交涉之恶化

 困难之症结

 缄默期内之大事

 商欠

 鸦片之略史

 鸦片畅销之主因

 烟禁之议

 林则徐之禁烟

 义律缴交鸦片之经过

 禁烟之希望

 林维喜案之严重

 清廷之主战

 英国之宣战

 军备之比较

 定海陷后朝旨之中变

 琦善和战之两难

 道光再主用兵

 广州之屈服

 英舰之北上

 浙苏战守之失败

 国内纷扰之情状

 和议之经过

 南京条约

 和议之评论

 战败之原因

 政治上之弱点

第三篇 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

 中英善后交涉

 中美订约

 中法交涉

 条约中之要款

 耶稣教之弛禁

 香港澳门与中国之关系

 五口开放后之情状

 鸦片输入之激增

 对外思想之不变

 青浦案件之解决

 广州入城争执之严重

 三国修约之失败

 海盗与亚罗事件

 混战与报复

 西林教案

 联军来华

 广州陷后之情状

 四国公使之通牒

 和议之情状

 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

 朝廷挽回津约之失败

 条约中之要款

 换约之起衅

 战事之责任

 朝旨之中变

 联军第二次北上

 和议困难之症结

 巴夏礼捕后之交涉

 咸丰之决心议和

 和议之条件

 清代外交之评论

 中国对俄所受之损失

第四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

 黄河改道及其影响

 人口激增

 秘密会社之活动

 财政之困难

 政治之腐败

 广西之情状

 洪秀全之略传

 上帝会与团练

 洪秀全之起兵

 起兵后之时机

 攻扰六省之经过

 太平军中之思想

 文化之摧残

 战胜之主因

 太平军、清军、人民、迷信、种族思想、女子、军械

 清廷应付之方略

 洪秀全之失策

 北伐军之失败

 江苏境内二军之相持

 太平军之西征

 曾国藩练勇之困难

 讨贼之檄文

 檄文之批评

 湘军出征之战绩

 湘军战胜之原因

 江北、江南大营之败溃

 全国纷扰情状之一斑

 经济制度之紊乱

 人民所受之痛苦

 饷糈之榨取

 太平天国与外国之关系

第五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续前）

 洪秀全之宗教思想

 三字经

 洪秀全之天国

 上下阶级之森严

 朝廷情状之一斑

 军政与严刑

 公田之计划

 天历

 天国中之妇女

 消极之禁令

 内讧及其影响

 太平军之战绩

 湘军克复安庆

 陈玉成之败死

 常胜军之成立

 太平天国末年之情状

 外人之观察

 淮军之起

 湘军近逼南京

 华尔死后之常胜军

 戈登之战绩

 苏州杀降之事件

 太平军之余支

 湘军攻陷南京

 太平余众之命运

 捻军之大起

 平捻

 清廷治苗之失策

 湘军平定苗乱

 战争期内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

 人口减少之估计

 内乱之评论

第六篇 内政外交

 清季之政治情状

 咸丰死之政变

 同治家庭之惨剧

 承继大统之问题

 慈禧之专政

 光绪、慈禧之关系

 宦官之乱政

 朝廷之情状

 地方长官之权重

 仕途之冗杂

 军队之腐败

 财政之困难

 曾左二氏之失望

 李鸿章之观察

 台谏之积弊

 汉族之移民

 人口之问题

 总理衙门之创立

 外国使臣之地位

 驻外公使之派遣

 大臣对外智识之幼稚

 外交上之主要问题

 海关之改组

 香港、澳门漏税之解决

 海军之创设

 机器局与陆军

 招商局之成立

 铁路之兴筑

 电报、电话及邮局之设立

 新教育之失败

第七篇 内政外交（续前）

 觐见之争执

 外使之入觐

 遣使之困难

 斌椿游历之失败

 蒲安臣之出使

 驻外使馆之成立

 条约

 滇案之交涉

 烟台会议

 交涉之评论

 中德修约之交涉

 外商之贪心

 反对教士之传说

 教案之迭起

 天津教案之严重

 藩属之观察

 新疆叛乱之平定

 伊犁之交涉

 中日之关系

 中国对于安南之失策

 和议之失败

 战争之经过

 和议之成立

 交涉之评论

 缅甸之丧失

 西藏交涉之开始

 帕米尔之交涉

 外人之赞助中国

 华工贩运之惨史

 国际贸易之发达

 输出输入之物品

 国内情状之不变

第八篇 中日交涉

 清初中日之关系

 商约之成立

 副岛种臣之来聘

 日本之出兵台湾

 台案之解决

 日本兼并琉球

 琉案交涉之失败

 朝鲜之概状

 日韩之争

 朝鲜之订约通商

 中国对韩之政策

 朝鲜之政变

 中日天津条约

 二国合作之计划

 修约之失败

 袁世凯之活动

 朝鲜政治之腐败

 中日军备之比较

 二国出兵朝鲜

 改革韩政之争论

 战事之责任

 清兵之败出朝鲜

 海上战争

 朝廷之情况

 奉天境内之战

 北洋舰队之消灭

 最初议和之失败

 李鸿章之渡日议和

 和约之成立

 朝臣之议论

 三国干涉

 换约

 割台之始末

 交涉之总论

第九篇 战后中国之危机

 外交上之新形势

 外债

 中国借款之困难

 法国之野心

 俄国侵略之计划

 中俄密约之成立

 俄国经营之东省铁路

 关税之交涉

 铁路借款之争执

 德租胶州湾

 俄租旅顺、大连

 法租广州湾

 英国对华之政策

 英租威海卫等

 日意二国之要求

 列强在华之铁路承办权

 中国损失之综计

 门户开放政策之成立

下卷目录

第十篇 变法运动

 国内之积弊

 变法之阻碍

 教士之影响

 士大夫之思想

 变法者之辩护

 变法之动机

 康有为之活动

 变法之鼓吹

 政府之筹饷练兵

 新事业之创办

 慈禧、光绪之疑忌

 康有为变法之计划

 光绪诏定国是

 新党之进用

 新政

 反对变法之主因

 反对者之议论

 新法推行之困难

 变法志士之大无畏精神

 太后之阻挠新政

 袁世凯之变节

 康梁之出险

 变法志士之受祸

 旧制之恢复

 废立之隐谋

 结论

第十一篇 义和团之扰乱

 反对外人之心理

 教案困难之分析

 人民生计之困苦

 财政之窘状

 练兵

 秘密会社之活动

 国内之纷扰

 义和拳之略史

 山东拳乱之势炽

 朝廷之态度

 直隶拳乱之情状

 外兵入京保卫使馆

 主战派之气焰

 拳民入京后之情状

 塘沽炮台陷后之混战

 御前会议

 宣战诏书

 宣战后之北京

 北方之惨杀

 教士

第十二篇 义和团之扰乱（续前）

 五大臣之遇害

 朝旨之中变

 护送公使出京之平议

 刘坤一之保境安民

 天津之陷失

 联军入京之经过

 车驾出京之情状

 北京之纷扰

 京外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

 天津都统衙门之威权

 德俄之野心

 下诏罪己

 李鸿章之失策

 惩办祸首之交涉

 和议进行之困难

 条约中之要款结论

 中国之屈服

第十三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

 变法之倾向与主张

 改革之困难

 预备立宪

 朋党之排挤

 言官之地位

 人民觉悟之表现

 政治改革

 官制军政法律

 新教育之创办

 盲然奖学之流弊

 实业之奖进

 废八股

 满汉平等

 谕放脚

 严禁鸦片

 帝及太后之病死

 亲贵大臣之重用

 咨议局与资政院

 秘密会社之活动

 兴中会及同盟会

 光复会等

 会党活动之方法

 国有铁路政策之决定

 川路争议之严重

第十四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

 武昌革命之经过

 清廷应付之策略

 各地之响应

 革命之势力

 建设之精神

 清廷惊惶失措之窘状

 鄂宁两军之战

 临时政府成立之经过

 和议之进行

 袁世凯之阴谋

 清帝之逊位

 国内之政治问题

 清季外交之趋势

 乱后之善后问题

 三国商约

 英日同盟

 满洲问题之严重

 日俄战争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中日交涉之困难

 悬案之解决

 中美德同盟之议

 国际铁路计划之失败

 中俄交涉

 领荒移民之开始

 借款筑路

 列强对于革命之态度

 外蒙独立

 英谋西藏

 经营西藏之失败

 外交损失之总论

第十五篇 政治社会情状

 君权之发达

 宫廷生活之情状

 大臣之无权

 疆吏之恭顺

 州县官之困难地位

 贪墨之一斑

 刑罚之严酷

 官仪之盛

 学塾之生活

 童试

 生员考试

 乡会试等

 闱中情状之一斑

 中试者之地位

 八股文之说明

 文学之趋势

 思想与学艺

 土地之分配

 田税

 农民生活之情状

 工人

 商人

 家庭生活

 宗教思想

 经济状况

 自治组织

 结论

第十六篇 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

 善后问题

 首都之争执

 临时约法

 政党之纷扰

 责任内阁之失败

 政治实状

 国会之召集

 地方政府之情状

 武人之跋扈

第二次革命

 革命后之政治问题

 官制之迭更

 帝制运动之始末

 割据之形势

 政治失败之主因

 外交问题

 外蒙西藏之交涉

 中日交涉

 府院之争

 复辟之失败

第十七篇 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

 南北战争

 北方情形

 南方党争

 和议之失败

 国内之扰乱

 省宪运动

 直奉战争

 广东政变

 法统下之纷扰

 国会之劣迹

 反直战争

 欧战之影响

 中俄问题

 中俄条约成立之经过

 华盛顿会议

 北方之混战

 中国之新觉悟

 国民党之改组

 广东之统一

 北伐军之胜利

 宁汉分裂

 北方情状

 北伐完成

 统一代价之一斑

 五院之创设

 战争之迭起

 最近政治状况

 外交之新趋势

 最近外交问题

第十八篇 结论（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

 政治情状

 中央财政状况

 各省税收

 军队

 乡村匪患

 国际贸易

 列强投资

 人口问题

 节制生育

 农工商业

 交通

 教育

 公共卫生

 结论

第十九篇 史料评论

 新史料之印行

 政书

 碑传

 文集

 信件

 日记

 年谱

 时人记载

 其他

 研究之途径

年历对照表

中国据亚洲之东南部，其东部沿海六省，濒临渤海、黄海、东海，遥遥与日本及其属地相对，其东五洋中最大之太平洋在焉。其在南部之广东濒临南海。南部毗连安南、缅甸，其一现属于法，一属于英。其西南西藏，有喜马拉雅山隔阻中国、印度陆路上之交通，西北新疆，北部蒙古，东北黑龙江、吉林与俄国领土接壤，奉天隔鸭绿江与朝鲜相峙。此中国边疆之大概也。其强邻有日、俄、英、法，四国之中，中日地位相近，中俄接壤长逾万里，而英法以属地关系，固不如日俄之密切。其在古代，疆域虽常变迁，而其地理上所受之影响颇为重要。其影响为何？日：国内之农工商业，人民之生活情状，以及交通国势，多受地形、土壤、矿产、河道、气候、洋流等之支配与影响。更就对外而言，古代航海术未精，船舶浅小，水手无犯风涛远渡海洋之勇气，沿海七省除海盗而外，别无侵扰之国，居民常能安居乐业。南部毗连热带半岛，半岛上之物产丰富，居民不必勤于工作，而食料衣服即绰然有余，懒惰不易奋发，不能大为害于邻国。西南高山蜿蜒千里，立国于其地者缺少发展之机会，西羌、吐蕃力能跳梁于一隅而已。蒙古、满洲地多旷野，气候寒冷，土壤较瘠，人以游牧为生，耐劳受苦，体壮多力，善骑能射，苟有领袖将其团结，则战斗力常强。是以我国历史上之外患率多起于北方，匈奴之人寇，五胡之纷扰，辽金之压迫，蒙古之侵略，满清之人关，皆其明显之证。迨航海术进步，机械学发达，海上交通，不惟无建筑之费用，且无修理之需要，反便于陆，亚欧之交通为之一变，而我国形势随之转移。欧人乃自海上伸长势力于东方，印度适在中国、欧洲之间，首当其冲，次及中国，固地理上之位置使之然也。

国内领土据今估计，凡四百余万方英里，世界陆地约五千七百余万方英里，亚洲一千五百万方英里，中国面积约占全球十四分之一，亚洲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凡一亿八万万，中国约逾四万万，殆占总数四分之一。就其分布而言，本部十八省共一百五十三万方英里，人口据一九二三年邮局估计，凡四万一千一百万；满洲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千二百万；蒙古一百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万；新疆五十五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五十万；西藏四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三百万。’十八省内，人口最密者，首推江苏，每方英里八百人以上，甘肃人口最稀。面积人口之数目，皆非本于精确之丈量与调查，其价值不过使吾人略知分布之情状而已。其在清代中叶，直省人口，视今殆无重大之不同，满洲、内蒙古人口之激增，则始于清末领土视前削小，其详见于后篇。人民耕种生活之情状，百余年内，未有剧烈之改变。人口既以十八省为多，其地汉族之势力最盛，汉族历史上杂有苗、满、蒙、回、藏五族之血胤，今日中国民族，乃合汉、苗、满、蒙、回、’藏六族而成，西人统称之日蒙古族，盖蒙古成吉思汗之兵威震于欧洲，其子孙征服中国，以之代表黄种也。六大民族除缠回外，皆为黄种，其头颅身体之构造，皮肤之颜色，发毛之黑直，多属相类。其长矮不同之处，实无若何之重要，犹一族之子孙，尚或迥异也，证以见闻而益信，吾人汉族与满人、回人同处一地，固难辨别其种族也。自其杂居以来，互通婚姻，血统上趋于同化。总之，六族之称，本极牵强，今日殆为历史过去之名辞，充量言之，只可代表居住一地之人，如浙人、苏人、蒙古人之例，不得认为种族不同之民族也。汉族自黄河流域，逐渐移居于长江及西江流域。满人随清帝人关，分防国内要害，其根据地满洲今为汉人居住之地。蒙古为蒙古族人游牧之场。回族以宗教之信仰，得有此名，其在西北者，多为突厥之后，又有杂居于内地及云南者。藏族游牧于青海、西藏、西康。苗族住于西南诸省之僻壤。六族中以汉人为多，其潜伏同化之力量尤大，然其久为土著民族，不敌游牧民族之强悍善战，政治衰弱之时，则深受其蹂躏。十三世纪末叶，蒙古强盛，灭宋统治中国。其后朱元璋逐之，建国日明，十七世纪，明室衰弱，满洲爱新觉罗氏乘机入主中国，凡二百六十七年。兹略言之于下：

满洲旧为东胡游牧之地，战国时，燕王任用贤将却之东北千余里，相传其开拓辽河流域，汉武帝县属朝鲜半岛，其后鲜卑辽金次第起于东北，皆所谓东胡族(即通古斯)也。明初太祖恢复辽河流域，成祖招抚黑龙江，然其设官治理，终与内地不同。辽河之西仍为女真旧部，女真部落而居，时人依其文化程度分为生熟，其人以游牧射猎为生，锻炼成为强悍之身体，善于骑马，一日之间，飓没或数百里，所射之矢远能杀人于百步之外。十六世纪末叶，建州部酋努尔哈赤善于用兵，合并诸部，兵势张旺，声称复仇，扰及明边。明帝聚大军分路攻之，并诏藩属朝鲜叶赫出援，努尔哈赤次第败之，尽取中国之边藩，而明君臣尚无振作之气，朝臣方努力于党争，互相诋讦，酿成宦官一网打尽之祸，言路妄发不负责任之评论，以致统兵大将，不得展其才能。由是努尔哈赤迭陷重镇，尽降辽河以东之诸城，后攻山海关外之重镇宁远，不胜，负伤而死。一六二七年，其子皇太极(太宗)嗣位，先除内顾之忧，率兵问罪朝鲜，凯旋而归，俄攻宁远，无功，乃绕道西南，出内蒙古，大掠于中国北部。其时内蒙古诸部降服，独察哈尔汗助明。皇太极攻之，收降其众，声势大张，改国号日清，于是领土北界外兴安岭，东迄日本海，西至内蒙古，南临长城，乃遣大军深入中国腹地，终以未得山海关故，不敢据之。

方皇太极之侵扰中原也，值明怀宗在位，怀宗承熹宗之后，内乱外患交至，意欲和清，而以朝臣之坚持，难于独行其志，乃练兵筹饷，增加田赋，以致贪官勒索，人民不堪其苦，危机四伏。陕西受祸较烈，其地初受官吏之虐政，后遇饥馑，人民无食，强者相聚为盗，政府应付，无坚决固定之政策，酿成燎原之祸。一六四三年，李自成进攻北京，怀宗自缢而死。明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因其爱妾之愤，乞师于清。时皇太极新死，其弟多尔衮拥立皇子福临嗣位，亲自辅政，改元顺治，及得吴三桂书，率兵而往，大败李自成军，入据北京，命将进追流寇，平定黄河流域，旋取南方；明帝子孙之自立称帝者，相继败没，独桂王据有云贵诸省，力图恢复，后亦败亡，中国复归统一，而三藩尚拥重兵。一六七三年，康熙下诏撤藩，三藩先后叛乱，郑成功之子经应之。康熙遣兵平之，俄降台湾，由是国内无事，转而经营东北，与俄国缔结界约。会喀尔喀(即外蒙古)之西准噶尔部崛兴，其酋噶尔丹征服天山南北，领土包有科布多、青海及新疆(今名)一部分，且欲东并喀尔喀。值喀尔喀诸部内讧，噶尔丹来袭，诸部南请内附，清兵战败准部，收服外蒙古。噶尔丹死，其侄策妄善于用兵，乘机侵入西藏，清廷出兵败之，留卒戍之，更征服青海，独准部不服。及其酋死，乾隆出兵收取其地，天山南路诸城，后亦降服，其人信奉回教，故有回疆之称。于是清之版图，东北起自库页岛，以外兴安岭为界，外蒙古毗连俄国西伯利亚，西北天山南北二路伸人中亚细亚，西藏南接印度，东方则临海洋，台湾诸岛次第设官治理，琉球、朝鲜诸国按期朝贡，国内则开拓苗疆，改土归流，其后大小金川之番人亦服。其领土之广大，除元代而外，莫之与京，清代之极盛时期也。其领土可别为三，一日行省，二日属地，三日属国。

P4-6

郭世佑

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再版，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可惜作者抛离这个世界已经45年了，他早在1966年就已撒手尘寰。章开沅先生在近作《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中饱含深情地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它们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看来，时间就像山涧的溪流，驱走的是轻浮的尘埃，鹅卵石的体积与分量却只能慢慢地消磨于流水的冲刷之中。

陈恭禄生于1900年，江苏丹徒人，自幼接受私塾启蒙，十七岁考入扬州的教会中学，积累了丰厚的英文阅读能力。1921年，录入六朝古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先是主攻化学，嗣而转入农学，最后投身于历史系。根据该校的本科生导师制，在美籍系主任贝德士教授的指导下，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用力甚勤。

在他看来，国人的历史知识比较浅陋，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又未必切合于中国，却急于运用，未辨轻重缓急，历史著述的质量参差不齐，好书难找。就在毕业那年，即1926年，陈氏始萌撰述近世国史之念。鉴于当时国内还缺乏日本史的阅读书籍，就先著《日本全史》与《印度通史大纲》。任教南京明德中学才一年，他就被聘回金陵大学历史系，并受贝德士之托，讲授中国近百年史，还在《大公报》连发关于晚清史的文章，向中央大学萧一山教授的成名之作《清朝通史》频频提出挑战，史坛为之瞩目。及至1934年，《中国近代史》集八年之功，终于截稿成册，叙述范围起自晚清鸦片战争，迄于作者止笔前的1930年代初，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该书被推荐为大学必读书目，两年之内接连五版，洛阳纸贵，称誉当时。即使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还被再版四次。当时，为了面向社会读者，作者还删繁就简，另编《中国近百年史》，仍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刊行，后者比蒋廷黻5万言的《中国近代史》早出三年。

在当时，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某些篇章确乎别开生面，为数更多的却系介于历史叙述与时评之间的政论性作品，历史与政治难舍难分，严谨翔实之作并不多见。这也难怪，国难当头，书斋鲜静，醉翁之意多在论世，近代史学科建设尚属草创，史料整理却非朝夕之功，用罗家伦的话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较之许多同类近史论著，陈氏最重资料，言之有故。他首先搜集“原料”，参照时人记录，辨别作者的身份与目的，征之以其他同类资料，考证真伪，只有能够印证的资料方可采用。他还参照时人的议论，辨析利害，然后构建史实，叙述史迹造成的背景，多种历史要素的关联，还有“过程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力求“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辅之以清晰简约的文字。作者自信“未入于歧途，于试验之中，不肯放弃责任”，勉成信史。当然，任何论著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加上当时的学术条件有限，作者的史料运用并非无懈可击，但他确实在证实与证伪两个方面都下过一定的功夫，取舍审慎。例如，英人白克浩司(E.Backhouse)伪造《景善日记》的真相在当时还没有为中外学界所澄清，罗家伦移校中央大学前后，为门人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所撰引言中，还在强调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亲自看过抄过”，该日记的原稿“真实无疑”，陈恭禄虽然也不怀疑那本伪造的满人日记本身存在的真实性，但通过比照其他记载，就对日记所叙某些史实多有存疑。他在《中国近代史》末篇“史料评论”中就以此为例，曰：“如景善日记，为外人所得，视为义和团时之可信史料，实则所记朝廷大事，多为不足深信之传闻。”陈氏的这一见解就已高出同时代的罗家伦等人。

又如，在论述辛亥革命时，陈氏既不迷信国民党大小官员那些铺天盖地的“歌德”回忆，也不因南京国民政府神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创业史而跟着凑热闹，尽量中性叙述。陈著出版前，国民党中宣部的审查者不加商量地强加删改，还不让作者过目，可惜我们已无法找到原稿，就从被删改的文本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对孙中山的神化色彩，只见直呼“孙文”共71处，与孙中山有关的“孙氏”6处。所用“革命”一词虽有185处之多，则多从事物变革的方式与程度着眼，并不掺入价值评判。相比之下，弃学入仕的蒋廷黻就不敢直呼孙中山，在区区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里，除了称“总理”2次，“中山先生”8次，称“孙中山先生”则达34次之多，还专设一节“贯彻总理的遗教”，同蒋介石与国民党保持一致。

陈著既不像思想先行的蒋廷黻，常常以论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形成论断。应当指出，作者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影响颇深，对英国等西方列强的侵略实质与历史必然性、中国人口问题出路等方面，结合中西文献资料，给予平实叙述。他在自序中说：“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只要我们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党同伐异的学术教条，则不难发现，陈恭禄的治学态度与史学理念至今还经得起推敲。政治风云的变幻不曾影响陈恭禄书斋怡乐的学术追求，进步学生的劝慰使他放弃了离宁远走的设想。讵料此后不久，金陵大学就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呼号声中歇火关门，邻近的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陈恭禄就地转入南大。正是其教会中学与大学的学、教经历，加上红极一时的文霸陈伯达曾在战斗力很强的《四大家族》一书中给陈以“反动历史学家”之界定，政治权力的蛮横就让本分向学的陈恭禄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饱经世态炎凉。翻开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编印的《教学与研究汇刊》，在1956年12月印行的“创刊号”中，篇首就是陈恭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

陈著原本既没有用过蒋廷黻喜欢用的“近代化”等词，也不曾使用过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与历史学者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转述过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他在自我批评中整段地复述毛泽东对近代史的论点与革命史观，还称“毛泽东同志”，还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承认自己在私塾“受了封建教育”，在教会学校里“受了更深的毒素”，即“帝国主义思想”，那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还说，“站在官方立场，我就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言人”，“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反动有毒素的书籍”。此类文字将我们带到当年思想改造的现场。作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乎自残，应该说很卖力气，可以交差了，结果还没完，这不仅出乎陈恭禄的意料，也超出了吾辈今天的想象。

有位西方人士说：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欧美版的法权观念肯定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一年之后就是反右风暴，再过一年便是“史学革命”，连自己都白纸黑字承认“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陈恭禄教授在劫难逃。据茅家琦先生回忆，当时，人民出版社约请陈氏重写《中国近代史》。结果，当他交上第一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审稿意见就断定存在“严重错误”，重写之议就不了了之，无论从哪个主义来看，保命总比出书更重要。

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异常复杂，前人留下的某些历史难题至今仍需求解，而近60年来，大陆高校的近代史教材虽然多达200余种，却几乎都是以重复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为主旨，千人一面，千嘴同声，与港、台地区的近代史教材相比，差距甚大。早在20多年前，日本青年学者奥村哲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学界“历来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我们却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保持着“让别人去说吧”的自信态势，怎不令人扼腕。如果说罗家伦、蒋廷黻对助手郭廷以的期望与敦促，催生了郭氏《近代中国史纲》一书的完成，那么，大陆地区以往绑架学术的意识形态与鼓噪的政治运动，就斩断了陈恭禄可望修订《中国近代史》的机缘。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族才是幸福的，我想补充说，只有不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的国家与学术才是幸运的，如果学术总是依附权力，那就只能互相折腾，顶多为印证美国历史学家享利（Henry Adams）的那个偏见做出贡献：“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煸动仇恨的组织。”可以说，生活的悲剧往往不在于人们受到多少苦，而是错过了什么，陈著《中国近代史》的修订亦然。

时当信息革命与地球村的时代，遥控器、电脑鼠标与手机已经成为挑战纸质传媒与书本阅读的三大利器，一本60万言的民国旧著未必能特别吸引整天在工商文明的喧嚣中穿梭的上班族与读书人，陈氏的叙述方式又未必能适应那些已经习惯了三级以上目录的章节文体与数字化条理形式的读者偏好，也不容易契合除了大白话还要每年“给力”追新词却不觉得“囧”的快餐式阅读，但陈著毕竟具备雄厚的中西资料基础与解读视野，而且几乎每篇（章）都能独立成章，作者还不乏探本溯源的功夫，信息丰富，知识性强，只要开卷，总会有益，何况解读的层面只有兼听则明。

近代国史中的许多难题实乃今日国人挥之不去之题，无论是已有的近史教材与相关定论，还是“百家讲坛”式的文化秀，还是写的比读的多的说史网文，均已无法满足读者与日俱增的品史需求，无法解答某些困惑连篇的近史谜团。究其原因在于，历史既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老姑娘，也不是文化的口红，它的魅力与生命力都在于真实，历史读物的价值首先就取决于反映真实与解读真实的程度。只有借助于可靠而丰富的史料，才有可能确保历史叙述的真实可信，一旦离开某些基本的史料，离开经过职业性的史料审视所重构的史实，只会越说越糟，越读越乱，越听越烦。至于不同视角、史观与不同风格的历史解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神州很大，历史又与现实一样，复杂难辨，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来解读历史或现实，就像同场一首歌那样排练得高度一致，那么，一人之外，都是一群既听话又学话的鹦鹉，都挺有耐心，差别只在于音域的宽窄、音量的高低与音质的好坏，顶多再加羽毛的颜色，眼睛的大小，还有勤奋的程度与表现欲的强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消失之前的苏联，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足以超出化学添加剂的威力，使人催向成熟了。

陈公虽逝，陈著可传。史海茫茫，谨此忝序。

2011年3月10日深夜草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章开沅

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非常接近。

——中国历史学会会长 张海鹏

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是1930年代的大学“部颁教材”，是民国时期的经典，而经典是永恒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作者运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向读者展示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复杂、丰富的巨幅画卷。透过这位上世纪三十年代低调的历史学家平和、客观、公允的分析，新时代的中国人可以获得对近现代史的更理性的新认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萧功秦

民国史家写史，言简意赅，有文化，味道足，考订精，足以传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大约十几年前，我印象中是钟叔河先生说的，中国的近代史著作，以陈恭禄这本最好。我后来找到了这本书，我认同钟先生的判断。这本书的好处是把尽可能丰富的原始材料提供给读者，本书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对读，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就会深刻一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