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辫、易服、放足，乃至喝上自来水，坐上火车、电车，用上电灯、电话，新式学堂、教会大学，新式婚姻、妇女独立，每日必到的中文报纸，这些在今天看来的日常小事，在清末民初可都是革命性的亮相；出版企业问的比拼，股票的潜在风险、银行吸储的商业技巧，这些硝烟四起的商战，其实在清末民初就已上演。救助弱势群体的慈善家和慈善机构也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一抹浓浓的人情味。这本《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用苏省的社会风貌变迁来反映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尤其要突出辛亥革命前后民众生活的巨大变化，要能够透过社会万象向现代化的转型这一现象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本书由王骅书著。

上海是清末民初得益于对外开放之地最好的例子，虽然是被迫开埠，但是客观上它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城市之一。欧美国家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理念、科学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现代运营方式在上海的租界里一一展现，国人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竞相效仿，从而刺激了上海的现代化。驶进现代文明快车道的上海接过苏州的接力棒，迅速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并继续藉地利之便，立于国内现代文明进程的潮头，引领着整个苏省以较快的步伐跨人现代之门。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地都是富庶之地，经济基础较好，民众的认识水平也明显优于其他各地，更易于接受新事物，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人际关系、社会风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乃至金融运作等都走在了国内各省的前面。由此，《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以清末民初苏省的社会风貌变迁为表述对象，从这一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妇女地位、婚姻、社会事务管理以及教育等诸多方面，反映这一时期苏省因应时世变革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风貌变迁。

《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是用苏省的社会风貌变迁来反映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尤其要突出辛亥革命前后民众生活的巨大变化，要能够透过社会万象向现代化的转型这一现象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本书由王骅书著。

引言

第一章 新鲜的生活风尚

 第一节 从头到脚：剪辫、易服、禁缠足

一、剪辫

二、易服

三、禁缠足

 第二节 休闲娱乐：逛公园、看新剧

一、逛公园

二、看新剧

第二章 新奇的物质生活

 第一节 迈入电气时代：电灯、电话、电车

一、发电和电灯：最早的电气生活

二、电话

三、铁路和火车、电车

 第二节 从吃水开始现代化：自来水厂、荷兰汽水

一、自来水厂的创办

二、荷兰汽水与咖啡

第三章 新型的人际关系

 第一节 男女平等

一、“三从四德”：扼杀妇女的桎梏

二、不是肋骨：妇女也有社会权益

 第二节 恋爱自由、新式婚姻

一、旧式婚姻

二、从自由交往到新式婚姻

 第三节 华洋杂处

第四章 新教育

 第一节 教会大学

一、东吴大学

二、沪上教会大学

三、金陵大学

 第二节 职业教育

一、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二、苏州工业专科学校

三、女子职业学校

 第三节 师范教育

一、优级和初级师范学堂

二、女子师范学堂

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第四节 基础教育

一、小学教育

二、中学教育

第五章 新传媒

 第一节 新报刊

一、政论性报刊

二、娱乐消遣性报刊

三、史上最严厉报禁：癸丑报灾

 第二节 新出版

一、新技术

二、新书业

第六章 新社会机构

 第一节 公共事务服务机构

一、乐善好施的慈善机构

二、公共服务机构与国际接轨

 第二节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图书馆的建立

第七章 新金融

 第一节 现代银行的创办

一、外商银行

二、国营银行

三、私营银行

 第二节 钱庄的转型

 第三节 股票的兴起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剪辫子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这件事情的由头还需要追溯到17世纪中叶清兵人关、明清朝代更替时。

在明朝乃至之前的朝代，汉族人都是留长发，用簪子等饰物结束于头顶，再以帽子冠之。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头发是和生命相连的一个词，一个人通常一生只剃一次发。剪头发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才有东汉末年曹操“断发代罪”的故事。但是，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细小生活习俗却因清兵人关而改变了。

在满族人的心里，长长的辫子也是很受重视的，这是源于对萨满神明的崇拜。在萨满教的创世神话里有辫子女神，她的地位相当于汉族神话里的女娲。辫子女神用岩石和黄土创造了人的身体，又用野草造出了头发，并将之作为与神灵沟通、获得神灵的帮助从而战胜魔鬼的媒介。因此，满族男子都既剃发又留长辫子。即在额头两角引一直线，直线后部分的头发留长蓄成辫子，而直线前部分的头发则须全部剃光，要保持这部分不蓄发，就得经常剃发，只有“国丧”和“父母丧”这样的重大日子才在一百天之内不剃发。满族战士战死后必须剪下辫子送回家乡。其实，这种发型并非是因辫子女神的缘故，而是出于骑射的实际需要。头顶前部分剃光，可以使视线不受头发的遮挡，不影响战斗力；而脑后的辫子则可以在野外休息时作枕头用。

汉族和满族的发型不同，只是源于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清兵是1644年人的关，并在这一年移都到了京师(时称燕京，即今北京)，除了清朝发祥的根据地东北之外，原明朝所有河山也尽被纳入大清版图。一路上，清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到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入南京后，辫子的功用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入关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其文化和已经相当成熟的汉族文化相比又比较落后，因此清军越是往南推进，就越是遭到不少心系明朝的汉族人的抵抗。清军打到南京时，南明政权、农民起义军、汉族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抵抗更是空前。为了迅速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清初的统治者对汉族群体采取了若干强制性的措施。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所有的汉族男子都必须改变发型，剃发留辫，即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这个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清廷中的汉族官员孙之獬。他本是明朝旧臣，在明朝时曾是翰林，因是阉党成员被革职为民，可以说是明朝官场的失意者。清廷人关后，他主动带领全家人包括奴仆按照满族习俗留了辫子，衣着上也改随了满装。清廷为了收买人心，便召他人京，并起用他为礼部右侍郎。孙之獬自然是感激涕零，一心想着要为清廷做点贡献。孙之獬在清廷里过得并不开心，因着满族衣冠和留辫子上朝，他既被满族官员排斥，又因过于逢迎新主而被汉族官员看轻，很是苦闷，好在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博取清廷欢心的方法。他毕竟是明朝进士出身，饱读诗书，又在官场历练多年，深谙治理之道，更关键的是他知道清廷这时最想要的就是汉族的彻底归顺。既为礼部右侍郎，就须得从“礼”上做文章。着满装和拖着辫子上朝时遭受的讥笑和轻视给了孙之獬灵感，他决定以衣冠和头发为切人点为清廷建言献策，以此来显示自己对清廷的忠诚。

某日，孙之獬上了一个奏章给清廷：“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剽悍善战的多尔衮当时是清朝的摄政王，他一直很为自己攻占偌大的中原而骄傲和自豪，也迫切需要展示自己的权威，孙之獬的这一建议正中多尔衮下怀。由此，多尔衮改变了原先对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听其自便”的政策，打着统一的旗号命令礼部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剃发令”，从汉族人的头发人手加强中央统治：“今者天下一家，君犹父也，父子一体，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后，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吾国之民；迟疑者，为逆命之寇。”并规定清军所到之处的民众10日之内都必须剃发留辫，违者“从军法”。于是，只要清军攻占某地，某地就会出现清兵挑着剃头担子强行剃发留辫的景象。

本来，汉族人失去了自己的政权和江山，内心已极为痛苦，如今连“受之父母”的头发都留不住了，而且还要改成那种半留半剃的发型，时时要剃发，这无异于给伤口上抹了把盐。于是，奋起反抗这一规定的斗争风起云涌，贯穿了有清一朝的始终，很多汉族人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江阴一城“带发效忠”抗拒清军，付出了20万人被屠的代价；昆山人民听到剃发令后也奋起反抗，遭遇清军两日屠城；嘉定更为惨重，清军为了强行剃发，在此犯下了“嘉定三屠”的罪行。应该说，清初的剃发暴行给苏省境内的民众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痛，但也为清末民初苏省剪辫运动的推行打下了历史的基础。而臭名昭著的孙之獬也因出了这个极大伤害民族感情的下作主意，在政令颁布后的第二年就被山东农民起义军活捉并斩首示众，他的主子清廷在接到其死讯后也没有给予旌表和抚恤——孙之獬凄凉而羞耻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P5-8

清末民初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转型幅度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次的变革和以往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往常的朝代更替都没有触及社会生活的本质，国人一直是在农业文明的圈圈内徜徉并自得其乐。到了清朝，更变本加厉地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除了极个别有识之士外，举国上下普遍对瞬息万变的外面世界抱着“与我何干”的态度，对于西方列强正觊觎中国的丰富资源这一危机也毫无所知，甚至还固步自封地认为中国仍旧是世界的中心，闹出了不少今人看来荒唐到极点的冷笑话。

一向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慈禧就是不少冷笑话的主角。

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清廷的核心人物们切切实实地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1902年1月，为了向列强示好，慈禧决定接见外国公使夫人。荷兰大使夫人和女儿应邀到清宫中做客，慈禧为了表示亲和，就问大使女儿的属相，无知而又盲目自信的慈禧并不知道荷兰根本没有生肖一说。大使的女儿倒也机灵，她联想到自己喜欢吃鱼，便回答说自己是属猫。慈禧竟然信以为真地以为外国人确实有属猫的。

1903年，慈禧又在德国工程师面前出了洋相。当时，德国的工程师给永寿宫安装了电灯，慈禧一看宫里明显亮了不少，就问工程师道：“这是多少烛的？”愚昧的慈禧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把蜡烛叫做“蜡烛”，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用蜡烛的支数来当量灯泡的亮度。从此，北京城里的所有人都跟着慈禧太后把瓦数叫做烛数，比如，40瓦的灯泡亮度就是40烛。

清政府这种“大清就是世界中心”的态度，是中国被甩出世界主流国家队伍的主要原因。当英法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连远在美洲新大陆的美国也后来居上的时候，中国却沦落到了落后挨打的境地。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撼醒了国人的闭关自守梦，自此，中国上自朝廷下至平民百姓都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被裹挟进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浪潮。无论是富裕而繁华的京城和东南沿海，还是相对闭塞和保守的内陆省份，都或主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地参与到社会的转型进程中，整个中国的社会风貌也因之而与以前的数千年有了迥乎寻常的不同。

本书即以清末民初苏省的社会风貌变迁为表述对象，从这一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妇女地位、婚姻、社会事务管理以及教育等诸多方面，反映这一时期苏省因应时世变革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风貌变迁。

客观地说，促成苏省在这一时期走向现代文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当时西方文化已经强势进人中国沿海地区，洋人以上海租界为根据地，通过传教士、商人、教师等传播西洋文化；另一方面，苏省作为全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大量的经济积累，一直就有引领国内社会风尚的优势；行将就木、腐朽不堪的清廷为了自保和自救，也已被迫“放眼看世界”，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举措，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改革措施；民国政府建立之后，更是怀着要变革天下的雄心，大力推行现代文明。这诸种因素的化合，才促成了独具特色的转型期苏省社会风貌。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现代文明到民国时期已经深入人心，民国政府也确实通过颁行若干法律法规，明文许可西方现代文明在全国各地登陆，并在民间加以广泛推行，现代文明也因此而更快地与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融合；但是和所有事物的变革规律一样，这一次的大转型不是突发性的，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因此不能把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大规模推进单纯地归结为辛亥革命一役的功劳。诸多事实都已表明，中国不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一夜之间就走向了现代化之路，在辛亥革命之前它就已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酝酿和积累过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惊醒了国人后，19世纪中后期活跃一时的洋务派，19世纪中叶起大批来华传播宗教的传教士，戊戌维新的康梁和六君子，乃至因落后保守而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亲自主持的晚清新政，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因为无论当时这些群体或个人的主观目的如何，他们的行动都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进程。所以，确切地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因此本书把1840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上溯时间起始点。

清末民初时，苏省地域辖苏州府、松江府、镇江府、江宁府、扬州府、徐州府和海州厅、海门厅等州府。从明代起，这一地区的南部(通常称为苏南)无论是文化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绘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说的就是苏省的省会所在地苏州。苏州的城市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它凭借深厚的人文积淀和灵活的商业运作技巧，从明代起就独占国内各城市的鳌头。康熙和乾隆南巡时，都曾多次驻跸苏州，回到北京后都对苏州的繁华念念不忘，乾隆还在颐和园里仿造了一条苏州街来孝顺自己的母亲。苏州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至今，它在当代的综合实力仍列于国内前茅。到清末民初，苏州的绝对优势地位被同在苏省辖下的上海打破。因为苏州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埠，比上海晚了整整半个世纪，加之在地理位置上也不及位于长江人海口的上海优越，于是其风尚之都的地位便相让于1843年即开埠的上海。

上海是清末民初得益于对外开放之地最好的例子，虽然是被迫开埠，但是客观上它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城市之一。欧美国家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理念、科学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现代运营方式在上海的租界里一一展现，国人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竞相效仿，从而刺激了上海的现代化。驶进现代文明快车道的上海接过苏州的接力棒，迅速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并继续藉地利之便，立于国内现代文明进程的潮头，引领着整个苏省以较快的步伐跨人现代之门。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地都是富庶之地，经济基础较好，民众的认识水平也明显优于其他各地，更易于接受新事物，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人际关系、社会风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乃至金融运作等都走在了国内各省的前面。由此，本书将把上海、苏州等相对先进城市作重点介绍，对于无锡、常州等地也会有所涉及。而苏省北部地区，由于其各方面起步较晚，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够典型和突出，不能代表苏省现代文明推进的大方向和总趋势，因此只能略过。

接到此书的写作任务是去年夏天的事。当时正好手头还有一个写作任务，就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后来经不住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任教的几个好友的一再鼓动，加之苏州大学又是笔者的母校，为母校的出版社做点事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便接下了这个任务。

从决定接任务到真正解题费了不少时间。这本书是《苏省辛亥年》系列丛书中的一个分册，策划编辑给的主题是用苏省的社会风貌变迁来反映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尤其要突出辛亥革命前后民众生活的巨大变化，要能够透过社会万象向现代化的转型这一现象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正好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是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由此便决定以鸦片战争起到民国初年的现代化推进情况为叙述对象，抓住一个“新”字来解题。应该说，和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确实很晚，由于多种复杂的因素，整个现代化推进遭遇的阻力比日本推行明治维新要大得多，而且其间又屡屡丧失机遇，一次次被甩出强国的主流核心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虽有成效，但是充满了悲情色彩，而且没有里面状铺开，只是在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相对开放的一些地区取得了点式的成效，纵深度也不够，普通民众和上层官僚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小农思想的束缚，积极推进现代化的精英们纵有一腔热血，也奈何不了热衷争夺权力的清朝最高当政者，更奈何不了爱枪杆子和炮筒子远远超过现代文明的军阀们，至于对洋人的觊觎之心和掠夺之力，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就更加无可奈何了。每每精心绘就的现代化蓝图都很快被对权力和资源的贪欲解构得化为泡影，张謇、孙中山们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声长叹。

在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时，貌似新鲜而光怪陆离的电灯、电话、电车、火车、慈善和大中学校，哪怕是竞争得十分精彩的出版业和新金融，都使笔者产生一种莫名的感伤：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我们还在推进现代化的路上，小农意识还是挥之不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头到脚、由内而外地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书稿截稿时正是梅子黄时，雨声中心里也不住地忐忑：不知道自己对这些清末民初新鲜事物的展示能否引发读者另外的思考？

在本书成稿的过程中，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程玲、王琪、武晓静、王振声、董丽蓉等诸位研究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特此表示感谢！苏州著名收藏家谭金土先生和苏州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刘海女士也给了笔者很大的帮助，在此也深表感谢！

王骅书

2011年6月中旬于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