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联松、马恒昌、李希凡、蓝翎、郑风荣、陈丙寅、邢燕子、雷锋、陈永贵、顾阿桃、蒯大富、覃祥官、孙玉国、遇罗克、李庆霖、黄帅、张铁生、李素文 、吴桂贤……他们源自民间，掀起波澜，融入新中国的大历史，从他们身上看到历史的光辉、历史的顿挫、历史的感叹！

本书介绍了1949年至2009年，这60年间出现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新闻人物包括蒯大富、覃祥官、孙玉国、遇罗克、李庆霖、黄帅、张铁生、李素文 、吴桂贤等等，收录了《“文革”中最著名的“激情木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等一些介绍他们生平事迹的文章。

他们 1949-1977年

 曾联松 五星红旗设计者

 马恒昌 中国工人阶级“时间开始了”

 李希凡、蓝翎 “小人物”掀起“龙卷风”

 郑风荣 “报春燕子”展示“中国高度”

 陈丙寅 中国首个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

 邢燕子 中国知青第一人

 雷锋 云霓与尘世间的世纪偶像

 龙梅、玉荣 草原英雄小姐妹

 陈永贵 一个农民的光荣与悲剧

 顾阿桃 命运给农妇开了个玩笑

 蒯大富 “文革”中最著名的“激情木偶”

 食指 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覃祥官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孙玉国 珍宝岛走出的“红色巨人”

 遇罗克 陨星划过夜空

 李庆霖 向毛泽东“告御状”

 黄帅 小学生引发的时代疼痛

 张铁生 人生的答卷

 李素文 “卖菜大嫂”的天上人间

 吴桂贤 纺织女工与国务院副总理的命运变奏

 童怀周 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他们 1978-1991年

 卢新华 与一张“文学彩票”纠葛半生

 严俊昌 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

 张浩 读者来信几乎中断农村联产承包

 张扬 手抄本感动一个时代

 潘晓 被一场大讨论改变的命运

 陈春 先中关村开山人

 陈爱武 批评部长的厨师开民主新风

 杜芸芸 选择做“穷人”

 韩庆生 “星期日工程师”的悲喜剧

 “八大王” 温州民企整肃震撼全国

 萧芸 书写“知青福音书”

 年广九 “傻子瓜子”的起点与终点

 步鑫生 从改革偶像到改革“化石”

 马胜利 改革“狂人”的风雨旅程

 马丁 经济学论文引爆一场论争

 尧茂书 长江第一漂

 崔健 从一无所有中宣泄“中国式迷茫”

 包郑照 中国民告官第一案

 海子 寂寞的诗歌英雄

 邱满囤 灭鼠英雄还是世纪巨骗？

 郭凤莲 “铁姑娘”不和历史赌气

他们 1992-2009年

 杨百万 “中国特色”的股市传奇

 禹作敏 盐碱地上长出的“改革标本”

 王宏斌 红色亿元村掌门人的“问题”与“主义”

 王海 一“刁”十几年

 王洪成 “水变油”神话的覆灭

 王小波 “一头优雅的猪”飞越时代

 丁磊 开创中国互联网免费时代

 李昌平 向总理说实话引发乡村变革

 王选 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抗日战争”

 孙志刚 一个青年的死亡与一部法律的终结

 郭光允 小人物勇斗“封疆大吏”

 杨小凯 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李宇春 草根明星让“偶像”走下神坛

 陈晓兰 “叛徒”医生以石砸天

 周正龙 荒唐虎照折射诚信危机

 邓玉娇 中国公民免于悲情的自由

 网民 影响中国社会的“第五种权力”

参考文献

后记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后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曾联松设计了五星红旗的图案。

1949年9月25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1日，五星红旗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1949年7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从7月14日开始，由郭沫若等人起草，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

启事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有中国特征；有政权特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三比二；风格庄严简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国旗是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的象征。征求国旗的启事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一个月之间，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图案三千多幅。

曾联松也是众多应征者中的一个。从报纸上看到启事之后，他便投入到设计之中。

他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爱好美术。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常常去艺术系听课。长年累月，他积累了一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

盛夏的上海，曾联松挥汗如雨，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根据启事的要求，他每天都在构思、画图。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国旗的各种构图，画纸上画满了国旗的草图。

曾联松还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找来，认真学习了好几遍。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著作的精髓，才能设计出符合主题的图案。但是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曾联松的家中已经扔满了各种各样的草稿，他还是不满意。

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着。曾联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曾联松面对一堆草稿又陷入了沉思。当他把目光转向窗外那群星灿烂的天空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人们常常说“盼星星，盼月亮”，现在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人们的希望就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

他决定，国旗上应该有一颗大大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还应该有几颗小星，象征中国人民。这颗大星应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恰如众星拱北斗。

应该有几颗小星呢？曾联松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决定，就用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最终走向胜利。

红色是《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中强调的基本色。它代表着解放、光明、热烈。曾联松就把几个五角星设计为黄色。红色象征革命，感情热烈；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也表达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特征。

总体思路确定后，就该考虑细节了。那么，这组五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曾联松又思考、试验了很多次。一次，当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顿时光彩夺目，使人仿佛看到了星光映照红色大地，灿烂而辉煌。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同时，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曾联松还多次试验，让设计的图案中，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与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以强调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国旗上。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做到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的空间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而是使画面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启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完成设计后，曾联松用红色油光纸为旗帜主体，制成一面五星红旗。旗面左上角贴着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大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大星右侧贴着四颗黄色小五角星。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秋季，新政协筹备会筛选了38幅候选图案，编辑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与会人员评阅。其中有一幅大星嵌镰刀斧头五星红旗，正是曾联松的作品。新政协筹备会特地在北京饭店设立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候选旗帜陈列展览。

曾联松设计的红旗引人注目，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被定为唯一中选的国旗，由田汉送呈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同意选为国旗，但建议删去镰刀斧头，成为一幅简洁亮丽的五星红旗；交由政协会议讨论。毛泽东说：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1949年9月27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主席亲手升起了象征新中国诞生的国旗。这面新制特大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从此，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蔚蓝色天空上。

1949年9月29日，报纸上登出了新中国国旗图案。曾联松看到那幅熟悉的图案时，一下子呆住了。他赶紧翻来覆去地找，想看看有没有设计者的名字。但是他没有找到。他的心情从激动慢慢转成了疑惑。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失望和希望并存的不眠之夜。但是很快，对开国大典的期待取代了他所有的疑惑。国旗是不是自己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曾经为之浴血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再说，他也无法确定那就是自己的作品。他的设计中，本来嵌着镰刀斧头，但这面国旗上是没有的。

直到1950年国庆节前，曾联松终于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

五百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曾联松心中的心结终于解开了，五星红旗真是他设计的作品。喜悦并没有因时间的冲刷而褪色，他一连激动了好几天。当年的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而初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那一天，距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已经有13个月了。

曾联松虽然设计了国旗，但依然与以往一样，默默无闻地从事着他的本职工作，从不以国旗设计者自居，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他是国旗的设计者。

1987年，曾联松从上海合作总社所属一家公司的副经理岗位上离休后，常应部队、学校邀请，为广大战士、学生讲述国旗设计思想和经过，深受年轻一代欢迎。

曾联松的家境并不富裕。老伴身体有病，没有退休金。小儿子身体也不好，在家休养。他也安于过清贫的生活。有次一个商人找到他的儿子，想借用曾老名字作招牌开一家商店。他说：不要曾家投资一分钱，赢利分成；或者一次性付高额费用买断也行。这件事被曾家回绝了。这家“曾联松旗帜商店”最终也没有开成。

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去世，享年82岁。

2004年9月23日，曾联松骨灰盒迁葬于嘉定长安墓园，墓墙上用大理石镶嵌一面五星红旗，墓前，矗立着曾联松半身铜像雕塑：右手握笔，凝神沉思，似乎永远注视着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P3-7

在这本书中，我想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引人注目的一些“小人物”。

这个群体，似乎是我们身边匆匆而过的人群中的一员，和所有的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相比，他们不是那么如雷贯耳，更不在当代历史的中心位置。然而，冥冥之中，他们已经被历史选中，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和象征。也许，最初他们还浑然不觉，但是他们已然承担起了历史的重量。深邃的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凸显出了或者飞跃、或者低回的一面。他们从历史的平常处走来，却闪电般地让人们看清了一个时代的面目。

“小人物”诞生之初，是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角色亮相的。

1949年，当著名诗人胡风满怀憧憬地打着“开国绝唱”《时间开始了》的腹稿时，远在上海的曾联松正挥汗如雨地为新中国的国旗设计最初的草稿。《时间开始了》不仅是在理性地思考，更在表达所有曾遭受苦难命运的小人物新生的欣悦。“开国劳模”马恒昌、“报春燕子”郑凤荣等正是在这种欣悦的情感支配下，在建设新生的共和国的事业中，释放出生命的热量，成为那个年代杰出的“小人物”代表。

那又是一个意识形态为上的年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高度忠诚。在“最高指示”的“指引”之下，“小人物”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也许就能够被解读和演绎为伟大的历史开篇；他们也得以一呜惊人，万众瞩目。中国首个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陈丙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新型农民”顾阿桃，“反潮流英雄”黄帅、张铁生，不正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典型吗？

不过，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思考。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也许是低沉、喑哑的，但是不可否认，作为那个年代的“异数”，他们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的表征。在历史的天幕上，他们永远不会“如日中天”，然而，每个夜晚来临，当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却依然会看到他们那明澈而忧郁的眼眸。如果说死去的遇罗克和疯了的食指让人们看到了他们思想的力量的话，那么，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童怀周”们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行动的力量。他们荡涤了一个时代的灵魂，也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魂魄。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结束之后，“人”的问题随即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时代如此紧迫地提出了一个命题：人不是工具，不是手段，人就是人本身。人需要摆脱枷锁，需要美好的生活、诗意的栖居。所以，当卢新华以《伤痕》反思历史的疼痛时，人们也开始了探索自身可能性的过程。

在那个微妙的年代，“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发问，影响了一代青年。一场被称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大讨论，改变了潘祎和黄晓菊的命运，也微妙地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空间。

那是中国社会众多思想潮流激烈碰撞的时候。物质的、精神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激荡在人们心头。面对种种问题，人们似乎很难拥有一个清醒的立场、明确的态度。围绕着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小人物”，讨论、议论、争论，在苏醒过来的大地上一轮又一轮展开——

小岗村的严俊昌带领大家“大包干”是姓“社”，还是姓“资”？

杜芸芸“选择做穷人”是真高尚，还是假积极？

“星期日工程师”韩庆生业余挣钱是违法，还是无罪？

一场场争论，俨然一堂堂社会与伦理的课程，在历史的现场开讲。

历史，在争论中负重前行。争论中，新的人格形态已经在悄然萌发。

我们欣喜地发现，以往，人的命运早已被规定。人只需要自觉地按照“齿轮”和“螺丝钉”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架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来运转，就完成了做人的基本使命。而现在，人，显示出了如此多的可能性。  我们欣喜地看到，陈爱武，一个普通厨师可以批评新中国的一位部长；崔健，一个无名之辈以强有力的呐喊公开宣泄一个时代的失落与迷茫；尧茂书，一个青年的“长江第一漂”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呈现出了多彩的颜色……

如果说，从1978年开始，中国“小人物”们丰富的人性开始多彩呈现的话，那么，文化史意义上的“80年代”的终结使得中国人的心路历程转了一个弯。历史的天空开始混沌。新与旧、保守与进步、科学与愚昧，似乎又开始纠结。在眺望内心深处的落日时，恐怕谁也不能对未来持有更多的乐观。

  不过，历史并没有终结，也永远不会终结。“小人物”的成长历程也不会停止。

当代中国已经越来越走向现代化。开放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一个公民社会正在离人们越来越近。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悄然把塑造“革命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标调整为培养时代的建设者，而且“人”本身已经开始了自我设计，理性的“公民”们正在破土而出。

杨百万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前行。“刁民”王海开始了对个人权利的认真思考，并运用法律来维护权利。“叛徒医生”陈晓兰像孤独的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向那一架架疯狂旋转的风车发起挑战——她要拯救的，不仅仅是许多患者的生命，还有一个行业的良知。更有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诞生的网民们。互联网不仅仅是他们获得无所不包的信息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正在通过这个几乎没有门槛的言论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言说着，行动着，形成了可以影响中国的强大力量。这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

四

几十年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和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如何从历史走来，走到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从现在，我们会走到怎样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愿意把这些“小人物”看成一个整体的人，或者一个民族的群体雕像。他们同新中国一起诞生和成长，和一个民族的命运轨迹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虽然出身民间乃至草根，但正是他们，在一个特定时期，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方向。

让我们铭记他们，铭记他们就是铭记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理解他们，理解他们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郑雄

2010年1月

作为《名人传记》的编辑，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关于社会各界名人的传记文字。那些“宏大历史”中被深深铭记的人，常常让我产生一种感觉：他们，是社会和历史的主宰者。没有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将会无比苍白平淡。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我，更是会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焦虑”：与那些“大人物”相比，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好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活跃着一批似乎与我比邻而居的“小人物”。他们曾经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要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历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让他们从普通人之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历史的标签、时代的标本。读这些人的历史，让我常常想到自己：我若是他们，处于相同的历史境遇之中，我将作何选择？我将会到何处去？

所以，当《他们影响中国》这个选题在我的脑中闪现时，我感到了一丝欣喜。现在，我终于可以近距离地来凝视他们，更可以通过对他们的凝视来内观我自己了。

文中的他们是幸者还是不幸者，本书无意亦无法下定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影响”一词是一个中性词。它更多地是想呈现出历史的本真状态。

不过，他们可以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选择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今天，眺望历史深处，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人性的高尚与卑琐、生命的从容与悲凉。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潘涛先生。2008年秋天在复旦大学的匆匆一面，他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得成为辞书出版社的作者这一念头对我构成了深深的诱惑。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蒋惠雍老师和徐思思小姐。没有她们的热情鼓励，我不知道本书的编著工作何时才能结束。在编著过程中，蒋老师对书名、基本构架和具体篇目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虽然至今尚未晤面，但她的智慧已经让我受益良多。

从2008年年初开始，我日复一日地坐在写字台前工作。枯燥的工作，一度让我心生退却之念。是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她不仅照顾我的日常生活，而且帮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极大地减轻了我的工作量。儿子郑亦然那天真的笑容也给我增添了无穷的欢乐和写作的信心。而我的母亲、姐夫和姐姐，更是让我获得了工作的勇气。多年来，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使我能够真正成为“我自己”。今天，我能够从容地凝视他人、观照自己的时候，我更是能够感到亲情的温暖。

郑雄

2010年1月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