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之中，纷繁复杂的家庭问题和家庭矛盾日益突出，困扰着人们的生活。本书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当今风行于欧美的一种家庭治疗的流派——叙事治疗的理论架构作了清晰的介绍，并且具体呈现了临床工作中各种生动的案例，以此展示如何运用叙事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家庭和青少年解决他们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困扰。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翻译介绍国外家庭治疗的经典著作，引领大众了解家庭治疗这一崭新的领域，学习家庭治疗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应用于实践，并有助于我们探索本土化的家庭治疗之路。

叙事治疗是当今风行于欧美的一种家庭治疗的流派。本书对叙事治疗的理论架构作了清晰的介绍，并且具体呈现了临床工作中各种生动的案例，以此展示如何运用叙事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家庭和青少年解决他们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困扰。本书可以作为家庭治疗、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以帮助广大社会工作者学习和掌握叙事治疗的方法，对于广大的家长和青少年朋友。阅读本书同样也有助于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译丛总序

致谢

原版译

原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叙事治疗和传统治疗和比较

第二章 “我是一只熊”——寻找新的发现

第三章 “抓小鱼”——运用故事、戏剧和表演形式对幼儿进行治疗

第四章 叙事治疗和家庭支持——为婴幼儿家庭进行治疗时重视母亲的心声

第五章 罗列事件

第六章 怜悯我们吧！——绝望中的声音

第七章 终点：暴躁车站——从暴躁车上下来

第八章 用心倾听——帮助青少年摆脱性侵害阴影的方法

第九章 从被迫接受到合作——激发能力的故事

第十章 与孩子的合作式交谈——乡村衣服和城市衣服

第十一章 多动症——一个粗劣的概念及其治疗

第十二章 从“漠然”到“关爱”——挑战母亲与青少年的谈话

第十三章 记忆的再思考——重新找回迷失的自我

第十四章 政治抵抗的声音

第十五章 性、毒品和后现代主义治疗——一个青少年说出了她的心声

第十六章 重新看待问题身份——对滥用药物的青少年所取得的小小胜利

第十七章 学校里的故事

译者后记

戏剧和故事

叙事治疗是一个彼此合作、互相尊重、相互关联的过程。戏剧方式的运用，可以使这一过程充满趣味，因为它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和自发性。戏剧和故事两者结合，能打开和拓展治疗空间，使新的故事、新的自我认识和新的变化成为可能。

在拓宽孩子的治疗空间方面，戏剧和故事提供了对熟悉的故事以及新的假设性故事进行表演的机会。表演和角色扮演——大部分孩子天生就拥有的能力——为进一步拓展、深入探索和逐步成长创造了可能性。由于言语技能和认知能力还未充分发展，许多幼儿不能很好地表达自身的经历。如果需要孩子开口说话，那么最好能让他们在行动中自然表达，而这些行动则体现出他们的经历。戏剧和故事使孩子和治疗师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交流和体验生活。罗伯特·兰迪(Robert Landy，1986，1993，1996)在他的文章中强调：戏剧表演默认表演者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即使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设定的(比如，是熟悉的)，孩子们仍然会选择只对当时的他们具有意义的角色。角色的扮演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比如为了生存，为了表达感情、为了满足需要，或者为了探知新的事物等等。每一次角色的选择和扮演都体现了孩子的创造性和表演力，而且使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得以讲述。汤姆·安德森(Tom Anderson，1996)谈到过他有意识地引导治疗对象从不同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扮演不同的角色正是能使故事从不同视角得以展现。在治疗中运用戏剧方式，孩子可能扮演妈妈、爸爸、兄弟姐妹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角色。每一次对立角色的扮演都能使孩子用不同的方式演绎故事，进而对故事有不同的理解。

开始时，我经常让孩子表演他们被问题困扰的场景(问题故事)。这一角色对他们来说更为熟悉，因为它在生活中反复出现。然后，戏剧将使故事得以拓展，出现更多的角色需要扮演。

戏剧疗法中最主要的合作和叙事概念包括关系和肢体知识(relational and bodily knowledge)、合作和非专家姿态(collaboration/co-regulation and a nonexpert position)、开拓治疗空间(opening of therapeutic space)、新的故事(alternative stories)和外化问题(externalization)这几个方面。

关系和肢体知识

与合作和戏剧疗法的概念一样，孩子和治疗师之间自发的、实时的、心领神会的交流是对孩子表示尊重的有力手段。汤姆·安德森(1996)提出了4种知识：“理性的”(rational)、“技术性的”(technical)、“关系的”(relational)和“肢体的”(bodily)认知。理性知识指理论的、抽象的知识。技术性知识是实践性的、“如何做”的知识。关系性知识指如何在特定的时刻与特定的人相处的知识。在这篇文章中，肢体性知识指的是对治疗师及其治疗对象的感官或非言语表达的内容的认知。对于孩子来说，关系性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它使治疗师时时刻刻关注孩子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微妙感受，而不会试图介入或摆出专家姿态。通过关注孩子以及运用肢体性知识作出反应，治疗师为交流思想(甚至是非口头的)创造了条件。为了阐明这一点，让我们设想一个孩子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比如，孩子扮演恐龙木偶，正咆哮着威吓城里的人们)，他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此时，治疗师也应按孩子的角色表演作出回应，而不是按预先设定的安排作出反应。这种开放性和自发性能培养治疗师和孩子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感情。

合作和非专家姿态

戏剧中的一来一回符合“合作”的叙事概念。在表演中，对话要真实自然，没有主要演员，也没有“专家”人员，只有大家的彼此合作。相互合作和实时回应使表演更加生动有趣。因为采取非专家姿态，治疗师更能在治疗中开创新的可能，也更能发掘孩子的创造力。

伏格尔(Fogel，1993)把这种合作称为“共同管理”(co-regulation)。无论何时，只要几个人合作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相辅相成的社会行为，那就叫共同管理。它是以自发性和创造性为特点的合作过程，是促成发展和变化的基本源泉。共同管理/合作可以使孩子积极参与寻找新的可能和新的故事。

开拓治疗空间

许多孩子仅仅通过表演、通过他们戏剧性的想象力以及通过适应不同的角色和角度就能获益匪浅。有时，孩子会喜欢使用特定的材料来进行表演。如果治疗师尊重他们的选择，那么孩子就会体验到一个安全、互相尊重、富有创意和充满乐趣的治疗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开拓而非关闭或缩小治疗空间。

戏剧的形式(或故事讲述的方式)能使孩子有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讲述故事时，你可以躲在木偶戏台的后面，也可以即兴发挥，可以用对话的形式，也可以戴着面具采用仪式的形式，可以在玩堆沙游戏的沙池里讲述，也可以拿着彩色织物伴着音乐讲述，等等。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人物、物件、动物——孩子还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生命。这样多种形式和方式的存在开拓了更多空间。当现场有许多选择和很多新奇的材料道具时，参与者会感受到开放和自由的氛围，这将有助于治疗的进行。有时，在不同的戏剧结构中(结构紧凑到结构松散的)，孩子们也会显示出他们自己的偏好，如：随意的即兴表演，有条理的角色扮演，故事叙述等。

拓展新的故事和知识

角色扮演能使孩子在时间上前后随意移动，从而他们能够探查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表演过程中，孩于既是角色的身份，又不是角色自身。例如，扮演教师的孩子既是孩子自己(不是教师)又是教师这个角色(不是孩子)。孩子和角色之间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使孩子能够体验未曾经历的不同感受(如，观众，导演、戏中人物、自己等)。这就带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新的故事，治疗就是这样继续下去。

戏剧有多种形式和角色，这很符合拓展概念。对于演员、导演、观众和辅助人物(他人场景中的演员)的扮演，每一次都提供了拓展的可能。通过运用不同的戏剧形式，比如故事或叙事，对话，哑剧，或情节演绎等，一个“新的故事”(体现孩子处干更适合角色或孩子主动发挥个人力量的故事)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一个“独特结果”(一个与问题故事有所不同的场景)可能使人意识到另一个独特结果的可能，然后另一个……有时候，这些场景可能是实际生活场景，而有时候，它们也可能是假设的或虚拟的场景。

外化问题

“外化”把人和问题分离开来，并可显示人更倾向于如何与问题发生联系。对于孩子来说，通过使用物件、木偶、真人大小的玩偶、面具以及其他新奇的道具材料，问题很容易得以外化。通过物件探知环境的方法对孩子相当重要，这些物件(它们在质地、形状、重量和种类方面各不相同)成为孩子潜在的可能。工具、木偶和玩偶有助于孩子探索戏剧人物，编排故事内容。孩子自己决定选择哪种道具，道具能使孩子外化问题，把自己和问题分离开来，并对自己的故事进行指导和演绎。外化使孩子和问题得以分离。

例如，一个选择狼蜘木偶来指代“极度愤怒”的孩子可能会发现与愤怒形成另一种关系的方法。另一个在沙池中堆出“我的世界”的孩子把他抛自己经历的世界外化了。因为孩子是戏剧的创作者，这就为新的变化和其他可能创造了条件。当我们把世界缩小为模型，我们就可以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了。  总之，戏剧和故事的相互结合能使治疗开发更多创造力；拓展更大治疗空间；产生更多新故事、新认识和新变化。此外，戏剧和故事形式还能使治疗师关注肢体和关系知识，采取合作姿态，并运用外化手段。P54-57

我曾经在一本别致的园艺目录上看到一则最奇特的礼物广告：支付一笔不算小的费用后，每月初都会有一盆赏心悦目、鲜花灿烂的家庭植物送到你所填地址的家中，持续整整一年。我想把这份礼物送给真正会喜欢的人——我自己！在寒冷的二月里，在家中的厨房养养花；到炎热的9月，也会收到一份惊奇，这将是一件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最重要的是，我肯定能够把这些花花草草养活一个月，然后，当它们开始枯萎时，下一盆花就该送到了！

我从来没有纵容自己实现这一愿望，在今年给自己送整整一年的花。但是，在为这本书写前言的过程中，我收到了一份更好的礼物。几个月来，我源源不断收到克莱格和大卫寄来的文章，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并把其中的理念运用到我的工作中去。我甚至偷偷地把文章给我的同事们看，以便我们能对文章内的观点一起进行讨论。还没等本书出版，我已经在我的指导和治疗工作中应用了稿件中提及的理论和技巧。这些观点不仅得以发展，我还能保持它们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一个月。在我的工作环境中，并不是每一章节、每一部分的观点都适合运用，但它们都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事实上，我采用的东西都成了混合体，首先是融合了我自己的思考，然后又结合了我的案主们的经历。

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多样性。有的作者用语言进行治疗对话，而有的更多的是采用艺术形式。有的作者是在治疗室内与整个家庭进行交谈，有的只和孩子见面，而有的大多与父母交流。有的作者把自己称为“叙事治疗师”，有的称自己的工作是“受叙事观念影响”，但有的从未使用“叙事”一词来描述他们的工作。那么，作为一本选集，什么是贯穿本书各章的主线呢？所有的作者在工作中都采用了与案主互动的方式，他们都站在社会建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立场上，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一种对现实的看法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观点。希望、惊讶和好奇是这些文章所共有的精神，在治疗师/作者和前去咨询的案主之间的关系中，读者们能深刻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每一位治疗师都真诚地询问案主，努力了解他们。读者很少看到“正如我所猜测的……”这样的话语，因为这些治疗师们并不预知案主的想法和行为，也不希望自己进行猜测，他们为案主的创造力感到欣喜。他们的喜悅之情感染着我们读者，也一定感染着前去咨询的孩子和家长。

同时，在这条主线中，有两个组成部分非常突出。有的治疗师采用“再创作”(reauthoring)方式，他们和案主一起共同编制新的故事，一个比原来的故事少了约束多了自由的新故事。而其他治疗师采用“对话”(dialogic)或“诠释”(hermeneutic)方式，他们注重故事的多重性，促使治疗者思考他们的多种心声，从而进行更轻松、更自在的对话。

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在文献中鲜有提及，但却经常在大会闲暇时间或在网上交谈时成为中心话题。我在工作中选择适当的治疗方式时，发现了解两者的差别非常重要。不过，对于我来说，选择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它将绝对支配我的工作，而是指它在某次治疗中，在某个时刻将对我施以影响。叙事疗法和诠释认识论都丰富和奠定了我的工作；事实上，如果我只考虑接受一种方法，那么，我的损失将会很大。

除了这些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每位作者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主姿态。这些专业人员对于案主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们和治疗师一样清楚，甚至比治疗师更清楚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每当我认为自己“知道得最多”或自己更有远见时，我都会提醒自己。我希望自己能站在民主、平等的立场上。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让我进行测试，即问自己，“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案主吗？”而下一个问题似乎更与本书内容相关，“我能否向我的案主们完全展示我和其他专业人员就他们的生活所进行的讨论？”  对于后面一个问题，《儿童和青少年叙事治疗》一书的作者和编者们将一致回答“能”。我也同样愿意把本书提供给接受治疗和参与治疗的人，包括那些在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的人们。我相信，他们读了这本书以后会深感荣幸，并充满希望。毫无疑问，他们会有一些修正意见，但是，对我们治疗师诚信的检验，并不是看我们最终做得对错与否，而是看我们的所做、所讲、所写是否能保持开放的姿态，是否能接受我们的案主的修改意见。

梅利莎·伊利亚特·格里菲斯

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

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

出于对家庭治疗的喜爱，促使我成为这套译丛的始作俑者，加上同济大学出版社沈志宏老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终于使这套译丛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值此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邓伟志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译丛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激励我们深入研究家庭治疗的理论与实务，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其次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吴播老师，她主动承担了本书绝大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她的学生华东理工大学英语系的邹野和高攀同学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我负责第一章的翻译，并对全书进行了校阅。

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严天玲、周璐、鲁莹、耿小梅等同学，他们细心地通读了本书，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理解和付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朱眉华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