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祈祷
由诺亚方舟放飞的鸽子衔回了橄榄枝，这是西方世界一个古老的梦。
犹太民族从《圣经》里走出来，演绎了古地中海地区的刀光剑影。物换星移，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几次中东战争的拉宾将军，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破坏和平的敌人将三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鲜血染红了他口袋里“和平终将实现”的演讲稿。但他那振聋发聩的演讲久久地回荡在特拉维夫广场：“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园，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并不会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这是以色列人的心曲，将士们寻找家园、祈求和平的梦。
远古洪荒的中华大地，和平之梦更是与战争相伴。发端于三皇五帝时期的古战争直到春秋“无义战”，兵燹战云之中居然产生出一股正气，培养出崇尚和平的理念。这也许是厌战情绪使然，但更可能是理性逐渐冷却了狂热——人们目睹了战争的可怕后果。战争只会导致仇恨和毁灭，不会造就真正意义上的胜者。所以《孙子兵法》通篇贯穿着“慎战、和平”的崇高理念。它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足见最初的战争多半是因私怨、私利，或由个人的野心而引起。一个野心家上台了，称霸了，他不仅把千千万万无辜的国民推向战争，并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卷入战争。
现在大家都知道秦朝将士特别骁勇善战。秦王提“虎狼之师”扫平六国，一统天下，成一世之英名。但是看一看出土的兵马俑，你就会看出其中饱含的悲剧意味。这悲剧跟“二战”中的德国人民有着非常相似之处。
出土的兵马俑展现极端狂热的好战情绪。一号俑坑，三列弓弩手为前锋，三十八路战车；二号俑坑成四方大阵；三号俑坑则为殿后督战之师……兵士八千，剑拔弩张，姿态各异，面容却一概冷漠无情：操戈杀戮，让兵器饮血。至于为什么而战，他们并不知道。但有一点很清楚，为了霸业，秦王鼓励战争，奖励杀人。一个士兵的待遇和前途全看斩杀了多少人头！整个民族就这样发了疯。兵俑中有不少断头残肢者，手上还紧握着兵器！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
“宁为太平犬，莫为乱离人”，这是春秋战乱，流离失所人们的长叹。没有一个母亲愿意让儿子上战场，没有一个妻子愿意丈夫去送死——特别是中国的母亲和妻子。中国伦理学上始终以“和”为里，以中庸为表，所强调的就是和平。所以，在中国，最早的兵器被视为“凶”器，陶令希冀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直为后人魂牵梦萦。
被喻为“战神”的白起，征战30多年，歼敌百万，无一败北，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淡而言之：“秦王乃遣使者赐之剑，令自裁。”在引剑自刭前，他说了一句极为沉痛的话：“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他自恨杀戮太甚——当初被战争热浪冲昏了头。
他的命运，与希特勒帐下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何其相似！
战争的罪魁们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把和平的世界变成人间地狱的同时，也使本国的人民深陷灾难之中。“二战”中，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数不清的侵略罪行。据统计，受日本侵略，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经济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数的城市和村庄被夷为平地，难以计数的艺术和科学成果毁于战火。南京大屠杀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30万无辜生命惨遭杀戮。重庆大轰炸，大同“万人坑”，也记载了日军的血腥罪行……
但我对日本人民始终怀抱恻隐之心，特别是日本在战犯军刀的逼迫下卷入“二战”，广岛与长崎遭了灭顶之灾后。日本人民的朴素、刻苦、忍耐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曾深深地感动我。从川端康成、井上靖直到村上春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窥见真正的日本精神：他们爱美，爱宁静，爱传统，爱和平。不但如此，他们厌恶独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得到日本朋友的冒死相助，鲁迅先生一直受益于藤野先生，并将他视为至友；鹿地亘先生在中国募集日本侨民参加抗战，并且写出了抗战歌剧以激励士气。近代史上的革命志士多半流亡日本，正是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我们同时不能忘记，即使在日本人侵中国后，满腔热血投人抗战的不仅有奋勇的中国人，还有正直的日本人！
“二战”使人类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热爱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平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我们至今不能忘记的不仅有帮助中国人抗战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飞虎英雄”陈纳德将军以私人名义招募美军飞行员，组建“援华航空队”自愿来华对日作战。他们作战勇猛，屡建奇功，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当他要离开战斗生活了八年的中国时，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捧鲜花和彩旗，自发地前来为他送行。如浪似潮的人流簇拥着抬起将军乘坐的轿车，一步一步，经过几个小时，把将军的车子一直抬到中心广场……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心。这是中国人民对和平使者的最高奖赏。美国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至今耸立着一座唯一用中文镌刻碑文的永恒纪念碑——陈纳德将军之墓。
战争的野心家不仅是人类的罪人，首先是民族的罪人。
和平的使者不仅是民族英雄，首先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2005年中秋“北京和平墙”旁，100多位中国抗日将领和22个国家200多名“二战”老兵，郑重地签署了“北京宣言”：60年前，我们作为军人，亲历了一场世界大战；60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幸存者，是那场战争的最后见证人；为子孙后代更美好的明天，我们郑重留言：“热爱生活，珍惜和平。”在著名的中国“凯旋门”芷江县“和平城”的“受降纪念坊”前、在江苏南京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在沈阳柳条沟旁……老士兵发出了共同心声：“让战争远离世界，让和平永在人间。”
因为酷爱和平，我们时刻准备制止战争。兵强则战寡，“止戈惟武”的真谛就在于此。
风景秀丽的瑞士面积不到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才700多万，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接壤，两次世界大战都幸免于战祸。连战争狂希特勒觊觎多年，都不敢轻举妄动。何故？那是因为，瑞士公民迈出右脚时是一名百姓，迈出左脚时就是一个战士。瑞士人说：“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打仗，那是因为我们随时都在准备打仗。”雄哉斯言！追溯历史，汉、唐的一次次和亲，没有熄灭过边关烽火，只有努力打造自己的精兵，才赢得四方来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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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爱好文学，实际上仅喜欢而已。长期的军旅生涯，熟悉一些议论文和军队文书，对心灵独语的散文是门外汉。在文化消费日益媚俗化和平庸化，“泛文化”背景下，不合时宜的举动，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不善言谈、不张扬个性、交际乏术的我，不讨人喜欢。有时出语尖刻，让人不自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会儿，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为完成指标，城郊已下乡的三届生也被要求到山区去，还要我带头。几拨工作组都没有道理能说服我，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上军校时，一次雨后列队行进，忽闻后边传来一阵笑声，顷刻整个队伍哄堂大笑。我问旁边笑得很开心的学友笑什么。他说，不知道，别人笑了我也笑。我脱口而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大家哑然……我也知道口角锋芒的林黛玉、晴雯不讨人喜欢。我也不想自讨没趣，很多场合只好沉默，这似乎是最保险的选择，不要动太多的脑子也无须担惊受怕，所以一接触鲁迅，就喜欢上先生教人打哈哈的《立论》。有人说那是中庸，其实是历经了许多苦处后的选择。人，有时想表达的情感憋是憋不住的，在灯下读书、爬格子，对着电脑发议论，似乎还管用，不知不觉间把胸中的郁闷消解，久而久之，逼出了这本小集。
有人说歌颂英雄，追求和平，是军旅文学创作的基本点。我没有这些系统的概念，但作为军人，关注战争、关注和平、关注生存环境、关注士气和民族精神是长期军队生活凝练的。我没有文思如泉的时候，大多文章虽然也有感而发，但多数是逼出来的，一气呵成的文章几乎没有。我开始散文写作尝试的时候，适逢散文创作渐渐走向冷寂和沉默，《散文天地》编辑部主任陈震给予热情鼓励、精心指导，不少文章还亲自点睛。这次编辑成册的多是这些年报刊发表过的文章，算是捋一捋思路，在沧茫海角投一小粟。陈震先生还精心为本书作序，并把小集放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考量，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在此小集即将付梓之际，谨致诚挚的谢意1
2014年5月28日于鼓西寓所
小视点大判断
陈宸
眼下，“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流行使文化消费日益媚俗化和平庸化，体现人的个性与创造性、实现人的精神超越的真善美日益消隐。文化批判精神急遽丧失；知识分子在貌似“中立”的表象中倒向利润；自由精神与崇高理想不断被消解；美学被曲解为欲望学、快乐学和消费学。在这背景下的文化，其形式和意义都暧昧不清，除非文化的功能在于夸大世俗的喧嚣和混淆视听。许多精神产品，说得尖刻些，不过是花哨恶俗的印象主义；既缺乏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更谈不上对人性的深层表现。某些“文化产品”不是让人感动和奋发向上，而是怂恿享乐和放纵……超越形式之上的美丑、真伪、善恶标准在社会各领域淡化，“多元”文化正迅速演变成实用的“泛文化”。
以往的泛政治倾向导致众人不关心政治，而泛文化倾向则导致众人不关心良知、不关心道德、不关心文化的本质内容。传统、主流文化被削弱后，“泛文化”所掩盖的庸俗的实用文化成了炫目的时尚。“泛文化”的症候是热烈地迎合中外资本，歌唱利润，不问青红皂白地嘲笑传统的伦理道德，漠视历史上被确立下来的文化价值。“泛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和新教条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霸权文化。实用政治利用崇高和良知愚民，而实用文化干脆贬低崇高和良知。
“泛文化”潮流不仅使社会价值标准失范，在为所欲为的自由颠覆中找到了貌似合理的理论依据。人们忽略了对文化信念和价值的思考，放弃了对不同的自由选择作出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
十余年来，作者潜心散文创作，始终不懈地围绕着传统的人文主义，围绕着价值观的判断展开，以高亢的调子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
在《孤独的境界》中，那些曾经以自己的生命点燃人类信仰与理想的中外人杰向我们走来，屈原、曹雪芹、马克思、梭罗、诺贝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在人类发展史上，作者指出，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是在孤独中“走自己的路”，达到光辉的顶点。同样，在《策略——永不式微的智慧之果》一文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中外卓越的领导者，运用策略将改革大业推向前进的丰功伟绩，伊尹、管仲、孔明、毛泽东、拿破仑、罗斯福……
“泛文化”将道德精神看作是实用政治的老教条，或者更便捷些，看成是封建糟粕。“泛文化”企图让人相信，历史上的伟人和英雄是不真实的，其道德观是虚假的；唯有把英雄、伟人贬到普通人水平或是更低水平才是人性化的。借着贬低，我们没有获得高尚、美或卓越，相反，我们得到的是自我放纵。既然人类是浮浅无知的，那么谁都是浮浅无知的。这种文化的虚无主义，在哲学上就是庸俗的实用主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上就是实用主义。
“泛文化”热衷于追寻潜蕴于英雄人物功业背后的隐私，认为非此不足以挖掘历史和人性的秘密，非此不深刻。贬低英雄的另一极端是漫无边际地夸大朝野“英雄”，为资本初始的巧取豪夺张本，巧妙地赞美新兴的富豪阶层。“泛文化”对英雄人物的瓦解，其实是对人的瓦解，对历史和现实的瓦解，是理性主义在现实面前的幻灭。
在此背景下，作者并没有迷失方向。作为职业军人，他不但宣扬了历史上的英雄伟人的丰功伟绩，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并讴歌了平凡中的卓越、无声中的崇高。
在《界碑》《漫漫边关觅胡杨》以及《寻觅快乐》等文章中，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戍边的战士和导弹基地的英雄们。“冰山深处，全军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三十里营房医疗所，有一群女兵，在喀喇昆仑的座座界碑前谱写了生命禁区的壮歌”，“在莽莽苍苍无人烟的冰山雪岭间，边防站长二十多载在不到十公里的国境线上反复踏勘界碑”；“神仙湾的官兵在世界海拔最高驻兵点奉献快乐”……
“泛文化”所推销的大众娱乐，在感官刺激、眼球催眠、人欲扩张中“躲避崇高”，实现对现实的逃遁。“泛文化”旗下的“时尚文化”和“消费文化”让人沉醉在虚幻无常中放纵奢侈。自由人沦落为欲望的傀儡：利益取代了道义，奢侈代替了勤俭，交易替换了原则；无耻代替了高尚；手段取代了目的，虚名误读为荣誉；骄傲被视为自信，私欲遮蔽了公德；欺诈代替了诚信，竞争排斥了互助。“泛文化”对骄奢淫逸的赞美，无异于对匍匐为生的弱势群体的嘲讽……
有鉴于此，作者一以贯之地关注弱势群体，发掘他们心灵中崇高的、美好的品德。《晨曦中的江滨》《月光下的西湖》《梦回童年》等文中出现的老知青、下岗老工人、生产队老农民、失地退伍兵……这些朴素的形象，无不充满了正气，充满了对生活的信念与朴素的价值取向。的确，社会生活所缺乏的、有责任心的民众所关心的恰恰是价值标准，用以观察和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只有关乎本质的价值判断，才会给人文精神带来一线生机，给社会注入创新的热情和力量。
中国人漠视“策论”，以为形而上的虚理难免枯燥，其实中国唐宋两代，以文明道，尤其重视文质相符，没有思想意义的文章，被视为浮文。西方自兰姆、蒙田直到现代，纵论观念、探索人生的文章也一直占着重要位置。钱钟书说“文章必有大道理”，虽是矫枉过正，却并非无的放矢。文章的境界格调、情思理趣，源于对世事的审视与判断，更植根于心中的审美情趣与价值理念。故既有“大判断”也不乏“小视点”。 散文创作中的视点，源于英国本森的“观察点”(The point of view)，实在是散文小品随笔的神髓说法。英国18世纪小品文家斯梯尔和艾迪生，就经常虚拟一封来信，后面加上按语，或假借流浪汉、老水手的口舌发言，视点独特，妙趣横生；既无辩论体的枯燥，又让人读起来从容不迫，意态闲逸。而“旁观者”(Spectator)，因此成了当时杂志中的名牌。
究其实，你我眼中的世界，无非是“视点”中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这是陶渊明、苏东坡、柳永、范仲淹……的世界，如果世上没有他们的文章歌赋，那该多么单调寂寞？而凭借着书画作品，我们得以进入石涛、八大山人、徐青藤、郑板桥的心灵；如同借着音乐，我们进入了舒伯特、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视点”中的世界……
散文、小品的章法以越多地展现作者视点中的情理为佳。在近代中国散文中，鲁迅以浩瀚的杂感，张爱玲以如梦如烟的随笔，梁实秋以趣味小品，沈从文以湘西素描，构筑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世界，这就是“视点”的效应。若是没有千奇百怪、绚丽多姿的“视点”，试问“真实未凿”、“赤裸裸”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
“视点”涵盖了人生观、审美价值观……有人会说，“视点”不就是“观点”吗？是，又不是。“观点”趋于概念化，“视点”则注目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常人不可能泛论“观点”，那样显得大而无当，不着边际，而视点则往往是朴拙的出发点。
显然，作者深谙此道，所以说理状物，言必己出。
例如在《战士的祈祷》一文里，对兵马俑的精细描写中，将好战、残忍、野蛮的故国胎记，入木三分地描写出来。从小视点，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大判断；几千年古国文明，在这里露出了大破绽。
再如对于被迫卷入“二战”的日本民族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日本精神中美好部分的充分肯定，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独特视点，也显示了作者的博大胸襟。
散文中苛求视点的真实，如同小说中要求细节的真实。在《故城之殇》中，作者概述了战争带给故城的毁灭命运；德国的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特、法兰克福被夷为平地；东京大轰炸摧毁了市中心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267171座建筑物被炸为废墟。为了获得哪怕一个数字，作者必须翻阅无数资料，更多时候，作者必须行万里路，亲临现场。
为了写《界碑》，作者走边关，在北仑河出海口的竹山驻足，在西汉琅琊界碑旁沉思；一身戎装，肃立在边界的石碑前眺望祖国的山山水水。写《秋叩友谊关》，冒雨寻觅同龄伤残的战友，踏着暮色凭吊战友陵园……
好的视点，如同摄影作品中最佳构图与焦距。这不是凭空得来，而是不断探索、学习、长期实践的结果。十多年来，作者在散文创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得之于心，注之于手。
独特的文体，源于独特视点。而独特的视点，造就独特的文体。抄袭与模仿，人云亦云，实际上就是因袭别人的“视点”。作者个性被淹没，文章难免流于平庸——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钱钟书有理由说，没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难成大家。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始终薄弱。散文的评论文章，大抵零星观感；其审美观念，除了传统诗话、文论的零星概括外，未形成系统见解。至于散文文体理论性探讨，更是滞后于创作实践。
一代有一代的代表性文体。有正儿八经的，也有旁逸斜出的。韩愈以经为文，马迁以史为文；贾谊作论似赋‘，辛稼轩作词似论。此刘勰所谓“参体”、唐人所谓“破体”也。王荆公评文章，将文体摆在首位，然后才论及工拙。
鲁迅先生的杂感，梁实秋、周作人先生的小品，张爱玲如梦似烟的随笔，皆文体的变异。个性越强烈，特色越鲜明，离现成散文类型越远——文体越独特，其创造价值越高。“风格即人”，在这里找到了旁证。所以，钱钟书进一步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因而恢宏。
文体的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解放与自由。任何形式皆是“有意味”的形式。文体非刻意雕琢可得，唯有情思泉涌，随流赋形时，独特的文体才得以产生。苏东坡形容其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乃至性之言。从这个意义来说，追求文体的创新，实际上是追求自由奔放的激情和无拘无束的灵思妙想。
众所周知，单篇文章易好，多篇文章难工。若说作者散文有所不足的话，我以为，在于文体略显单调；在编纂成集时，这个毛病就凸显出来。此外，语词激越而节奏感稍逊，画面感也略嫌不足。假以时日，作者定能在散文创作上更上一层楼。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战士的祈祷》是刘用梅的散文作品集。
漫漫时空，茫茫人海，能在生命里留下丝缕痕迹的只是弱水一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往日记忆里的片断，当多彩的生活成为令人温馨的回忆，情感就很自然地流露于笔端。
《战士的祈祷》为刘用梅的个人当代散文集，分为“军旅怀想”“人生琐语”“寄情山水”三辑，收入《漫漫边关觅胡杨》《智慧的摇篮》《品味是一种素质》等作品。全书主要记述作者几十年军旅生涯的所见所闻，抒发生活感悟，并通过怀念故乡山水、追思先贤名人、探寻历史遗迹，表达钟情山水、敬仰英杰的人文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