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威辛那无边的废墟中埋葬着我的全家和我的整个世界……

在波兰的西南方有一个小镇—奥斯威辛，原来这里是一处波废弃的军营。1940年，纳粹德军在这里建立起集中营，作为关押波兰俘虏的劳工营，后逐渐建立了完善的“杀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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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的西南方有一个小镇—奥斯威辛，原来这里是一处波废弃的军营。1940年，纳粹德军在这里建立起集中营，作为关押波兰俘虏的劳工营，后逐渐建立了完善的“杀人体系”。奥斯威辛附近铁路交通发达，甚至有火车可以直达集中营，纳粹分子把犹太人通过运输牲畜的火车运到这个灭绝营中被杀害。

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当勃兰特伫立凝视一幅幅精美清晰的受难者的浮雕时，突然跪倒在地，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丹妮拉，”他温和地叫着她，“你昨晚上怎么没来吃饭？我们在等着你。”

声音来自身后。她立即听出来这是韦夫克。没有人在叫她名字时把“拉”音发得这么硬，并且语气中带着父亲般的柔情。

她继续顺着裤缝拆着一条旧裤子。

“谢谢，韦夫克。”她回答着，没有回头，“因为我不饿，真的。”

“你不会把我们吃得比现在更穷，”他继续说着，低音掠过她的肩膀，“第八张嘴吃不光喂着七张嘴的盘子。别那么固执。”

舒尔茨站在旧衣问的门槛上，手中的手杖朝上戳着，像个普鲁士军官拿着剑在行军礼。韦夫克迅速弯下腰抱起一堆拆好的衣物，用有力的胳膊搂着它们，一摇一晃地走出去。旧衣问里的女人们沉默着，偷偷摸摸地用眼角的余光瞅着他晃动着的身躯进入裁剪间，把抱着的东西摞到一张已经堆满衣服的桌子上。

突然间，旧衣间中央的破衣堆像火山似的崩溃了，一阵恐惧弥漫了整个车间。紧挨着坐在旧衣堆四周长椅上的女人们被吓了一跳。她们手中握着鞋匠刀，像女祭司正在准备将祭品献给饥饿的上帝。这似乎是那蕴含在旧衣堆中的恐惧和愤怒的爆发——似乎应该说是愤怒，那永远不会平息的愤怒。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旧衣堆是没有生命的——正像一堆破旧的衣服所应该的那样——尤其是当围绕着衣堆而坐的女人们正在没完没了地唠叨的时候。

旧衣间的上面是机器问。几百台缝纫机在不停地转着。一些缝纫工急切地想完成定额，工作得全神贯注，以至于她们缝纫机的踏板在地板上咯噔咯噔不停的响声使楼下旧衣问的天花板就像沉闷的雷声滚过天空那样震颤着、喧闹着，从未停止过。这儿的人们已经变的习惯了，就如渔村的人们习惯了海浪的咆哮声一样。

丹妮拉从旧衣堆中拽过一件衣服——这是最容易拆的男式雨衣。这种雨衣背后有一条长缝，刀子可沿缝一直划下去毫无阻碍——有的是时间去做梦。这种活儿很容易，衣兜不在衣缝上，也用不着担心鞋匠刀会划破衣服。

但麻烦的是，不允许你从衣堆中只挑一种衣服拆，每个人只能是从衣堆上拿到什么算什么，全凭运气。这儿的每件事都得靠运气。每个人都可能在衣服的某个边角、缝隙发现藏匿着的金币。在衣服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小孩衣服的领子里。

没人知道那些大货车是从哪里将大堆的旧衣服，日复一日地运到这个海滨工厂的仓库里来的。也没人知道是哪儿的人和什么人穿过这些衣服。甚至没人愿意去想这最合乎情理的问题：那些人——没穿衣服的、赤身裸体的人们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每个人都知道，布勒斯劳附近有个庞大的集中营，那儿的人专门筛选这些旧衣服，搜寻藏在衣服中的有价值的东西。

在布勒斯劳集中营，所有的衣服都被分类：较新的和质料较好的衣服被装船运往德国。破旧的衣服被希姆莱的集中营官员送到最近在犹太区新开办的鞋厂。在这儿，衣服被拆开。外衣被裁开用于制作木底鞋。成千上万双这样的鞋子全被盖世太保买走——只有盖世太保知道这些鞋子干什么用。

此刻，即使丹妮拉从衣堆中挑最省事的衣服来拆，也没有任何人敢说半句话。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金发小姐是由鞋厂的技术监督韦夫克照顾的。然而丹妮拉却不专门挑好拆的衣服，她不能这样做。如果她在衣堆中拣出一件稍微好拆点儿的衣服，所有的目光会立即集中到她身上，一种突然的注视，她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女人整天都在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尽管她们都在攥着鞋匠刀干活，但这并不妨碍她们窥测他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旁边的人会突然找到一件珍宝而担心。她们的眼神紧张而神经质，心总是跳得很快。她们的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过——从左到右，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没人知道哪只手会正好从衣堆中拣出一件衣缝里藏着东西的衣服。大家都从一个堆里拿衣服。每件夹克都有领子，所有的裤子都有暗缝。人人都知道所有的衣服在布勒斯劳集中营都被仔细地搜查过。尽管如此，所有的眼睛也不松懈。或许能够瞥见一个闪光的金币，从一条拆开的衣缝中落人某个人的手中，或许能觉察到某只手中攥着一张绿色的纸——美元钞票——从一件衣服的挂襻中取出来的。毕竟，布勒斯劳集中营的检查者也是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

旧衣间的右边是剪裁车问，左边是成品车间。工头和部门领班四处转悠着。所有的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德国监工的总头目舒尔茨，手里握着拐杖沿墙慢慢地踱着。韦夫克从一张工作台走到另一张工作台，表面上是在给每个工作台送新的材料。但韦夫克了解他的鞋匠们，他知道该靠近谁停顿一下，以便迅速地做一下挽救工作——使一双鞋免于在一个新鞋匠手中报废。否则，这个“鞋匠”将会被押往奥斯威辛。对于舒尔茨来说，一只报废的鞋就是“故意破坏”的证据。

他是个奇怪的人——韦夫克，丹妮拉想着，对他来说还有七个。“第八张嘴吃不光喂着七个人的盘子。”自从特德克遭到不幸，她不能够再在韦夫克的小屋露面了，她不会再去那儿了。实际上，韦夫克应该恨她才对，他的全家都应该恨她。特德克是个受宠的儿子，是他们家庭的宝贝。过去他们全家都为他感到自豪：特德克。难道她不知道这个吗！但这是她的错吗？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即：特德克是因为她的缘故才离开犹太区的。但特德克从犹太区到雅利安人区又不是只这一次！费伯总是要特德克帮他做地下工作。不只一次——他从未被抓住过。实际上，大多数精心制定的犹太区计划，无论多么周到的策划，总被证明是多么的愚蠢和幼稚。犹太区计划！特德克只对一个问题伤脑筋：如何通过贝斯基德安森林到达斯洛伐克的边界。似乎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已经周密地制定了一个计划，仔细考虑过最后的细节，怎样带她去巴勒斯坦。但还没等他迈出犹太区就被抓住了。犹太区计划！如果不是为了她，特德克也许永远不会迈出这灾难性的一步。特德克深深地爱着她，现在都清楚了。每个人都这样看待这件事，只是除了她。她从未对他表露过这样的感情，甚至想都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她从未同意过他的逃跑计划；因为她感觉到了，他是为了救她才做这件事。既然如此，她还怎么能在他家里露面呢——尽管还无法知道他是否被送到奥斯威辛或其他劳动营。但这有什么区别呢？没人知道“奥斯威辛”是什么，就像没人知道“劳动营”是什么一样。人们毫无踪影地消逝在那两个地方，似乎那里就是世界的终点。

照片……

各种各样的照片，这么多的照片。大小照片从拆开的夹克中掉了出来，散落在地板上，人们的脚踏在上面。起初，当一张照片从夹克中掉下来时，她们还好奇地看看照片背后的题词，现在，她们连眼皮都懒得动一动。里夫卡，那个清洁女工，把它们扫成一堆倒进垃圾堆中。没人再注意这些照片了；除了舒尔茨还经常审视它们之外，照片上的面孔不再有任何意义。人人都习惯了它们躺在脚下：新婚之日的新娘、新郎；童床上小孩的笑脸，淘气的脸上漂亮、活泼的眼睛在盯着你。P1-P3

为了历史的记忆

这篇“战争系列文集”的总序，原本是请大江健三郎先生写的，受文集责任编辑的委托，2007年12月7日，我在东京郊外的大江宅邸拜访先生时，可能因为当时交谈的内容太多，也可能是我没把这个请求说得更为详尽，总之，在收到先生转来的“序文”时，才发现是为本文集收入的《广岛札记》而写的作者序。当然，就像读者在随后的阅读中将会领略到的那样，那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序文，可问题在于文集付梓在即，于是仓促间，我只好斗胆僭越，为这套文集撰写主编总序。

这套文集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南京的一次访问。那是2006年9月12日至13日，是先生对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期间的一个重要安排。先生此前在寄给我的信函中曾提出：“……我当然要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到达南京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就陪同先生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时该馆正在扩建，在江苏省外办的妥善安排下，以最大热情接待了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在馆长朱成山先生引导下，大江先生参观了尚能开放的文物以及受害者遗骸原貌后，便与两位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一起坐在了纪念馆会议室里。

幸存者之一的夏淑琴出生于1929年，对当时年仅七岁的她而言，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始于1937年12月13日上午。她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对大江先生叙述了那个让她终生难忘的噩梦。她的全家七口只有她和四岁的妹妹幸存下来。另一位幸存者姜根福老人当年九岁，全家躲藏在郊区的一处芦苇荡里，却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在几天之间，全家只剩下姜根福和他的五弟。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给先生的身心带来极大震撼，他被搀扶着躺靠在车座上，已经服用了急救药品的他愤怒地反复呻吟道：“没有人性！太震撼了！没有人性！太震撼了！……。”医护人员在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先生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建议中止他在南京的所有活动，但是倔强的先生只同意取消当晚由当地政府为他准备的欢迎晚宴，坚持翌日按计划出席南京师范大学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七位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实际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发现，那些幸存者们正在努力地从战争的阴影里解脱出来，走向宽容，并已经开始跨越历史，希望永远不再发生历史的悲剧。

在回应中国学者的发言时，大江健三郎先生沉痛地表示，中国学者所提到的宽容“让我深受感动。我要把这个宽容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作为被害者方面，他们在用宽容来理解和思考问题；而作为加害者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和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残虐，自己的侵略，自己的罪行，这种宽容就无法达到原本所期待的目的……我理解各位先生研究中所提到的宽容，我要更好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以回报这种宽容”，同时先生还尖锐地指出：“那些人(日本官兵)在南京和上海能够做出那种没有人性的事情，可当他们回到日本，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又变成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别人看来，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那些人是怎么成为这种状态的人的？关于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些人将来如果再度打到中国来，他们还会做出那些没有人性的事情来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大江先生再次提到了宽容：“我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事件，以及冲绳大决战时发生的悲惨事件，再加上欧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些悲惨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共同谋求一个普遍的和平，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普世的和平。在21世纪中叶之前，比如再过三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达到对和平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会明白我们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这种巨大悲痛以及我们人类社会所理解的各种宽容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为了更为深刻地理解和平，更是为了达成普世的和平，我们首先不该忘记的，就是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巨大悲痛——由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悲痛。正如王卫星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今天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不是要渲染和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要重演。”为了不让这些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悲剧不再重演，我们无疑要面对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惨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我对大江先生说了想要编辑战争系列丛书的初步想法，随即就得到了先生的鼓励和支持；随后又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领导和丹桦女士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就有了战争系列文集的问世，这里收录的四部文集是：《广岛札记》、《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活着的士兵》、《黑雨》，今后还会有类似作品相继问世。当然，还是为了达成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