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个世纪，来自大洋彼岸的深情追忆……

“徽困人长得美，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些。他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

林徽因与梁思成皆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青年时期留学美国。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洗礼。两人学成归国后，本该大展宏图，然而，接连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颠沛流离之中。尽管身处恶劣环境，他们仍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林徽因在其短暂而绚丽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妙诗文，梁思成则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建筑事业。这本传记，以细致客观的笔触，展示了林徽因与梁思成这对伉俪的传奇人生。

费慰梅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追述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特殊年代的际遇和使命，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作者前记

代序

第一部 启蒙时期(1901—1928年)

 1.梁家长子

 2.林家掌上明珠

 3.岁寒三友图

 4.遨游建筑天地间

 5.留学归来

第二部 多方面的成就(1928—1937年)

 6.东北大学开天辟地

 7.徐志摩之爱与死

 8.建筑史学家

 9.寻找古建筑

 10.太太的客厅

 11.应县塔、赵州桥

 12.骑驴走马过山西

 13.日本的入侵

 14.暂时喘一口气

 15.发现佛光寺

第三部 历经抗战(1937—1945年)

 16.逃难

 17.暂居昆明

 18.行行复行行

 19.陪都重庆

 20.李庄的日子

 21.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第四部 战争与革命之间(1945—1949年)

 22.八年抗战结束

 23.重返昆明和北京

 24.一九四七年的荣耀

 25.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

 26.最后的一封信

第五部 在共产党政权下(1949—1972年)

 27.失望与挫折

 28.林洙的诉说

作者后记

译者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梁思成的一生受他父亲梁启超的影响很大。父亲的卓越、理想以及对儿子的关怀塑造了梁思成。儿子对父亲尽孝道是每个中国男人的基本美德，然而对梁思成而言，他还有特殊的理由——他父亲是梁启超，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当时，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竟在一八九五年打败了中国，而一八九八年初，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就在那一年夏天，梁启超加人他的老师康有为的阵营，支持年轻的光绪皇帝颁行新政，提出“戊戌变法”以拯救中国。当维新运动因保守派政变而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了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一个早熟的学者和活动分子，以其掷地有声的著作成为出类拔萃的精神领袖。

唯有儒家学者才能担当起使中国思想现代化的重任，而这种改革只能从儒家内部开始。梁启超在日本出版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将西方学说介绍给革命世代的中国儒家学者。这使他具备了改革家的资格。

梁启超不及二十岁就与贵州女子李蕙仙结了婚，妻子比他大四岁。这桩婚姻是由她的兄长安排的。他在举人考试中看到梁启超表现优异而相中了这位年轻人。至于李蕙仙本人，外界则所知不多，仅知她是个平凡的妇人。她的脚当然是缠过的，她的思想也同样受到束缚。尽管李蕙仙和一位以探索和开拓宽广世界为己任的丈夫共同生活，她仍满足于恪守自己的传统。一八九三年，她在广东生下头一胎孩子——女儿思顺。五年后，她带着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团聚。

历经动荡的岁月，梁启超在日本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的平静。女儿是掌上明珠，但眼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继承香火的儿子。太太很快又怀孕了，生下了盼望已久的男孩，可惜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当时她已经三十来岁，只给这个家添了一个六岁的女儿。李蕙仙是个识大体的妇人，知道自己无法履行生子息、传香火的责任，于是特地回贵州老家一趟，挑了个可以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小老婆，带着这个二太太一起回日本。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健康又活泼，可是不识字，也没有缠过小脚，小小年纪就被主人买去，养在家里当丫头使唤。她应该能够生养健康的孩子，又能明白她在梁家低贱的地位及侍候梁家人的义务。

然而，最后还是原配夫人生了一个男孩继承香火。梁思成一九○一年四月二十日在东京出生，他活了下来，并担起身为长子的责任；这份责任，在未来数十年的艰苦岁月中他一直挑着不放。三年后，二太太也生了个儿子思永。男孩们是彼此的童年玩伴，青年时期的好友。长大以后，他们都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原配夫人生了二女儿思庄以后就不再生育了，二太太却不断怀孩子，直到一九二九年梁启超去世，不久，他的第九个儿子也在出生后夭折了。多年来，梁启超创作力旺盛，著作深具影响力，可他的生命却在五十六岁那年过早结束了。他一共育有十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长大以后都成为了有益社会的人才，其中几个更是成就斐然。

二太太比原配夫人多活了许多年。终其一生，她是梁家的支柱，家人无论生病或健康的时候，都受到了她的照顾，而孩子们也以尊敬和爱戴来回报她。她来到这个学者家庭时还是个文盲，等到第一个孩子上了学，她也跟着一起学习。她学会了读书，而且读得朗朗有声，表情丰富。她不仅擅长料理家务，而且学会了游泳、溜冰、滚铁环、编织、钩毛线、打桥牌和麻将，还掌握了针灸。

对梁启超来说，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流亡日本的岁月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他继续写作、编书及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他学会日文，能阅读西方书籍的日文译本；他四处旅行，到过夏威夷、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美国等地访问华侨。在思成的记忆里，那些年是一个和乐家庭的日常生活写照，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每天一块儿玩耍，照顾他们起居的是日本仆人，而他们上的是华侨学校。从一九六四年他为日本一家刊物写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

我自横滨(Yokohama)时期开始晓事。父亲当时在编一份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印刷厂的二楼就是我们的家。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很慈祥、温柔，像妈妈和姊妹一样。

日本地震多。每次地震发生的时候，日本何姨就抱我下楼，因为母亲是缠过脚的，下楼不太方便。P3-5

孤灯细雨，今宵别梦

费正清(John King Fai rbank)毕生都以哈佛大学为根据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别人常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

一九三二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时，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研究生，他来自南达科他州，我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语言。一有空，我们就去紫禁城和香山寺庙探奇，这些都是著名胜地，不过，更吸引我们的是当时环绕着北京的高耸的城墙和门楼。城墙内，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演着。尽管我们的探奇过程充满了愉悦，但我们充其量不过是看得眼花缭乱的旁观者罢了。

约莫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着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徽(Whei)——她外国密友取的呢名——人美得没话说，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出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读研究所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勾起她回忆自己在伦敦那一年中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尽头的东城墙下。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知道思成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西方建筑学，目前已开始了身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后来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怀念的原因，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许多诗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门，有名声显赫的父亲。因为他们以及他们那些朋友的关系；许多领域都为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再是旁观者。隔年，费正清开始在清华大学授课，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了。

随着本书的展开，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四人多年来维持的亲密友谊。我们比他们多活了些年，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数十年来，他们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最后被病魔给压垮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及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一段城墙和一本书的源起

老北京火车站外，有一段墙。是当年拆北京城，一小段意外保留下来的古城墙，斑驳的灰色像清晨的残梦，诉说着几许无奈，几许苍凉。

北京朋友带我去看那一段残留下来的城墙时，天空还飘着雪，空气寒沁沁，听朋友讲述关于古城墙的故事，我望着落日余晖中沧桑的墙面，心思飘忽了几秒钟。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第一次听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事迹，它深深牵动着我。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兵临北京城下，曾请教梁思成炮轰要避开哪些古建筑，然而到了一九五○年，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翻新北京城，就是拆牌楼、拆城墙。身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极力向政府争取保住城墙，终究失败，墙还是拆了，一堵堵轰然倒下，泥灰进裂开来，纷纷扬扬。直到许多年后，有人发现还有一小段城墙没有被拆掉，是当年修老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工人的房子把那段墙当成了后墙，房子一直在，墙也就一直没有拆，所以意外地保留了下来。如今整个北京城，仅这一小段城墙是原来真正的古墙。

城墙和胡同，皆为十三世纪蒙古人建立元帝国时在北京立都时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元人把北京建成一座四四方方的棋盘式都城，每一段城墙间建一道城门，城门与城门之间以大道相连，所有的街道呈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以致走在北京大街上，踩着枯黄圆小的榆树落叶，觉得马路又宽又直又长。

五十年前，为了抢救古迹，梁思成不惜声嘶力竭，他说城墙里面是七百年的“填泥”，坚硬如石，有一千二百吨重，用二十节车花八十五年才运得完……然而他的努力终归徒然。政府拆除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千步廊，清出一块空地扩建天安门广场，请梁思成设计，他说这样就破坏了北京全长八公里大殿雄峙、盖世无双的中轴线，但他的话没人听进去。梁思成忍痛设计了那座广场，且在中轴线上立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梁的妻子林徽因则参与了基座的设计。

林徽因也有过一个动人的构想，将北京护城河的林带作屏障，城墙顶部约十米宽的空间变成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茶馆，供市民休闲，如此一来，古城墙就成为她口中的“中国的项环”。

然而树砍了，可以再种，几十年后又是枝繁叶茂；而墙拆了呢？林徽因当年向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据理力争之后，留下一句话：

“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可是，为时已晚，城墙还是拆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历史错误，已然发生。

我想起在德国慕尼黑居住的那段时期，看到城里尽是一栋栋完好的旧建筑，原以为德国人维护得很好，谁知他们无奈地告诉我，那些都是假墙、假建筑，真正的墙和真正的建筑已经毁在盟军轰炸之下。战后，德国人民力图振作，首先就是把城市建起来，而且是建得如同过去的翻版，难怪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曾感慨：现存的，保护它都还来不及，怎会把它拆了呢？

学历史的梁从诫，在大陆成立了民间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不久前，他提议政府应该在那一段古城墙上立梁思成铜像，意义何在？他说可以纪念父亲梁思成的失败，哀悼一段历史的悲剧！

前年秋末时节我到上海，一个人闲逛路过热闹的南京路，上了新华书店二楼，无意中找到一册红皮精装大开本《梁思成建筑图》，花了一百元人民币买下。翻阅内页，是一幅幅用钢笔绘成的建筑图，图的右上角盖着一枚图章，外圈刻着“SCHOOL OF ARCHITECTIJRE”(建筑学院)，内圈刻着“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字样，图的右下角则是手写的“1”字。原来，有盖图章的是学校的指定作业，“1”是最高分，最低分是“5”。看得出，思成拿的全是最高分数，至于那些没有盖印也没有打分数的图稿，则是思成自己课余画的。

翻阅《梁思成建筑图》，顿时又让我想起了北京的那一段墙。

墙已毁，人已渺，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这过路人竞对梁与林的故事生出兴趣来。我想起小时候住过六年的一个地方，在台中县的乡下(现在也不算乡下了)，整个山庄的面积有三千多坪大，土角屋壁砌的是台湾少见的鱼鳞瓦，每一寸土地上都留有我寂寞童年的小脚印。很多年没有再回去过，直到数年前看到媒体上闹哄哄的，老家的持份人愿意捐出~SOi和房子来做古迹，台湾建筑学者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可政府方面犹豫不决。眼看着小偷潜进庄里偷古物，逼得庄门不得不长年深锁……

费慰梅写的这本英文书，早在一九九四年冬天，我在Kendall Square地铁站旁的：MFT合作社买回后，一直在想，这样一本关于中国建筑的传记，如果换成中国文字来阅读一定会很来劲的。这本传记深人人物的内心，勾勒个人的精神文化史，在中文传记里很少有这样的写法。

最后一提，本书关于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的信函，系梁从诫先生译，谨此致谢。另外，感谢宾夕法尼亚建筑系毕业的张景尧、张德昌、孙德鸿三位建筑师提供的校园及系馆照片，建筑师黄健敏先生自普林斯顿图书馆取得梁思成与作者当年在普林斯顿“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全体人员的合照，以及北大毕业的殷雄在我急电下赶拍的古城墙。实际上，是殷雄临时找了郝建国，用数码相机拍下，连夜以E—mail传到台北给我。据殷雄说，他们两个大男人，顶着六月的北京烈日，从前门走了“一千米”路才走到老北京站，找到那堵唯一留存的老城墙。这些宝贵的照片，给本书增添了不少意义。

成寒

二○○三年二月二日于台北

“作为有资格记载这个故事的唯一人选，费慰梅为我们展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幅动人画面……”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掩卷难忘！”(No one who reads it will forget it)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