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当代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以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恶心》，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 本书除收录了他的小说《恶心》外，还有《墙》《艾罗斯特拉特》等小说，以及戏剧《苍蝇》《隔离审讯》等。

让-保尔·萨特生于一九○五年，卒于一九八○年。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年正逢他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二○○○年一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二○○五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会有相当规模的庆祝活动。本书借此机会，评说萨特的功过，也算凑个热闹吧。

编选者序：作家思想家萨特与社会活动家萨特风雨同舟

小说

 恶心

 墙

 艾罗斯特拉特

 一个企业主的童年

 文字生涯

 痛心疾首

戏剧

 苍蝇

 隔离审讯

 死无葬身之地

 脏手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文论

 什么是文学

 七十岁自画像

柳鸣九论萨特

萨特生平及创作年表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期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

“还可以吧，先生？”

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

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良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

“您今晚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

她一面脱衣一面说：

“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

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口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人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

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

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一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

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

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劈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

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退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

我弯腰待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

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

P12-16

让-保尔·萨特生于一九○五年，卒于一九八○年。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年正逢他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二○○○年一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明年，二○○五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会有相当规模的庆祝活动。我们借此机会，评说萨特的功过，也算凑个热闹吧。

一 大器晚成的作家哲学家。姗姗来迟的社会活动家

萨特自幼心气儿极高，学问令人佩服，但直到一九三七年被让·波朗视为法国的卡夫卡后才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得以发表《墙》。这个短篇小说立即引起文坛泰斗纪德的重视，他对一位编委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非常有意思，但缺少文学语感。言下之意，遐迩闻名的马尔罗在文学语言价值上不如萨特，由此对萨特寄予厚望。波朗喜见试发成功，仅隔数月，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单行本《恶心》。萨特时年三十三岁。虽然比高师同窗学友们出道较晚，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不，要比原创性，即富有突出个人灵性的艺术独创性，萨特独领风骚。因为《恶心》终于把萨特存在哲学的核心成分，通过挥洒自如的文学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个性伸展自如，生命力自由洋溢，确实是文学独创。著名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当时发表了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指出《恶心》概括了当代文学的好几种倾向，是这部哲理小说石破天惊的尝试，就是说，不去揭示事物，而是去揭示事物本质的存在。所以可以说，萨特已步人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塞利纳、普鲁斯特、尼采的行列。

萨特看到，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和失败历练，自己的文学地位终于确立，便迫不及待要抛头露面出人头地了。在波朗的怂恿下，他对准两个目标出击。首先发表《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当时极右的法西斯思潮通过《法兰西行动报》在右翼高中生和大学生中风靡一时。萨特作为高中哲学教师深为反感和痛心，但因缺乏抗争手段而焦急、无奈，于是通过这个短篇，婉转地指出法西斯思想的危害，权作一种间接表态吧。第二个出击目标是瞄准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代表的正统观念文学，其手段是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把多斯·帕索斯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接着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九年二月号上抛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和自由》，猛烈攻击这位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根本不懂小说艺术，武断下结论：“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批评虽然偏激，却振聋发聩，使巴黎文学界对这位新秀刮目相看，但很快遭到反击。

为首的是《法兰西行动报》文学栏作家罗伯尔·布拉泽耶克，他受到《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的刺激，对号入座，恼羞成怒地在自己的专栏大骂萨特“讨嫌”、“文笔极差”、“相当肮脏的色情文学”、“成天混在污浊下流肮脏的环境里炮制某些充满仇恨的思想”。而在支持者中打头阵的则是同窗挚友尼赞。此时的尼赞已是知名作家和记者，法共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就与阿拉贡和布洛克共同主持《今晚报》。他撰文誉称萨特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流的哲理小说家”。萨特立即投桃报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号《新法兰西评论》上推荐尼赞的新作《阴谋》，称赞尼赞的“战斗风格”，认为不仅是一般的好小说，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武器。

然而，萨特与尼赞的联系仅此而已，并没有参与尼赞的任何政治活动。他成天沉醉于写作，沉溺于有众多情人生活的小圈子里。甚至得知尼赞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登报声明辞去《今晚报》主编的职务，并宣布脱离法共以示抗议，萨特仍旧给一个小情人写信安慰道，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虚张声势罢了。不料，就在第二天，他被动员入伍，不得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抛弃一切，匆忙从军。可见，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萨特因异军突起、头角峥嵘、心神专注于庞大的写作计划，又逢手头宽裕、情场得意，从而陶醉于虚假和平的生活而未察觉危机四伏大难即将临头，恰恰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后两年的和平烟幕所迷惑。

萨特入伍当了气象兵，工作轻松，有大量空余时间。他争分夺秒，一天平均读书写作十二小时。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十五册笔记本。但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的手记》。他在书中反思自己小半辈子孤军奋战、孤芳自赏，着力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努力克服面对尼赞等激进左派而产生的自卑感，坚决解放自己，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同时他心急如焚想完成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可惜第一部《不惑之年》虽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但因战争爆发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定稿。

……

总之，自诺贝尔奖金事件后，萨特真正的成就是他的巨著《家中的低能儿》，几乎消耗他最后十五年中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家中的低能儿》是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但非常独特。首先它是一部传记，顾名思义，就是写福楼拜的历史。表现福楼拜人生的素材主要取之福楼拜著作和浩瀚的书信，因此需要想像，不是凭空想像，而是根据福楼拜写的东西所包含的内在联系和各种蛛丝马迹编织而成的真实，即真实的小说，所以萨特要求人们把他的这部专著当做小说来读。切入点则是福楼拜的童年，只有把形成他性格的童年解剖和分析透了，才可理解他失败的人生。进而由他失败的人生促使他把内心的怨恨倾泻到他的作品中，这才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所以，萨特用绝大部分篇幅写福楼拜的童年。居斯塔夫出身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专横跋扈，视科学和荣耀高于一切。他偏爱聪明的大儿子，明摆着的继承人。小儿子居斯塔夫愚蠢、孤僻、懒惰，是家中的低能儿，在父亲眼里是个没出息的东西。更不幸的是，母亲也专横冷漠，协助丈夫执行祖法家规。居斯塔夫无人关怀怜惜，无母爱可言。这给深受母爱的萨特带来极大的困难。作者不得不采用感情同化的手段钻到居斯塔夫的肚子里才能体会居斯塔夫对哥哥的嫉妒，但又因胆怯和力薄而无计可施，无法报复，只能处处陷人被动。久而久之，这就铸造了居斯塔夫·福楼拜消极被动的性格，从而注定他人生失败的命运。

居斯塔夫·福楼拜恨透了自己的消极被动，不敢爱，不敢向心爱的姑娘或夫人表示爱而失落到倾向同性恋，从而把对自己全部的恨发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物没有一个好的。最集中表现在包法利夫人身上，这位夫人几乎集所有女人缺点之大成，所以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正因为作者向自己笔下的人物倾注了全部的真实感情，所以作品才永垂不朽。总之，《家中的低能儿》是萨特晚年给世人留下的惟一的宝贵财富，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消化这部近四千页的巨著。

萨特“盖棺”已经二十四年，“定论”恐怕还需一个历史时期。但，如果说历史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敌对的阵营以及两者之间的冷战，那么也不会忘记处在风口浪尖上长达三十多年的萨特以及萨特现象。当年德斯坦总统很想为萨特举行国葬，但深知他生前拒绝接受一切荣誉，只发表声明指出：“让-保尔·萨特的逝世使我觉得当代的一盏伟大的智慧明灯熄灭了。”①西蒙娜·德·波伏瓦及萨特其他最亲近的人决定葬礼一切从简，严格只限他们几十个人参加。不料，蒙巴拿斯公墓里里外外聚集了五万多人，送葬队伍一整天井然肃静地缓缓地向萨特告别，完全不约而同自发而来，其中包括福柯等许许多多名人。这种萨特现象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如今已是信息时代，不可能再产生像萨特这样的人物了。历史不会忘记独一无二的人物。

二○○四年春节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