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杨万里之闻名，首先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当时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就是指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特别是杨万里和陆游，名气最大，南宋刘克庄(1187—1269)曾把他们俩比作李白与杜甫，说：“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而如果从转变南宋诗风的角度来看，杨万里当之无愧是一代诗坛盟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时人亦称杨万里的诗才乃得之于天赋，连陆游也不可及。陆游比杨万里大两岁，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说：“夜读扬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又说：“公去蓬山轻，公归蓬山重。锦囊三千篇，字字律吕中。”在《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中，陆游讲得更加直白：“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可谓对杨万里推崇备至。事实上，杨万里倡导“活法”作诗，的确创辟出一种新鲜活泼、透脱灵动的诗风，从而成为新的创作风格，被人称作“诚斋体”。陆、杨、范、尤四人，诗才各擅特色，但能在诗坛自创一体者，只有杨万里一人。
不过，杨万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还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尤以学问文章、道德风节著称，《宋史》将其列入“儒林传”。杨万里的成就不能轻忽家庭因素的影响，他自幼即受教于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叫杨芾，此人终身不仕，隐居在吉水之南溪，也不置办一分田产，只以教授乡里为业，闲暇时就课子读书，每年的一点微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就都用来买书，积十年之功而聚数千卷。杨芾本人还深通《易》学，时人多推其为宿儒。等到杨万里稍大些，杨芾又把他送到乡贤王庭珪(1080—1172)那里去学习，所受都是“太学犯禁之说”。盖当时宋金和议，绍兴中后期宋廷动辄罗织文字以钳制舆论，太学作为官学的最高代表，只能充当朝廷喉舌，反而在远离政治中心以外的地方私学中，一批士大夫能够大胆表达异见。后来，杨万里又遍访张九成、胡铨(1102—1180)、张浚(1097—1164)等名家大儒②，转益多师，学问愈加精进。特别是胡铨和张浚，对他影响很大。胡铨曾上高宗封事，坚决反对宋金和议，请斩秦桧等头颅以谢天下，慷慨激昂，名满天下。张浚则是南宋中兴勋臣，其子张杭亦为一代儒学宗师。杨万里曾拜谒张浚，后者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终身服膺其教，故以“诚”名书斋，“诚斋”之号由此而来。杨万里精于《易》而长于史，撰有《心学论》、《庸言》、《千虑策》、《诚斋易传》等著作，其中《诚斋易传》乃前后历十七年呕心沥血之作，以史参证易理，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特质。
杨万里生于北宋灭亡、南宋初立时，中原板荡，国家多难。然而，磨难也是试金石，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杨万里幼承家庭义方之教，长大问学又遇王庭珪、张九成、张浚、胡铨等人，这些人不但学识高明，还都以其忠烈刚直之气激励着时代风尚，这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杨万里自绍兴进士，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等四朝，始终秉持刚正之心，正色直言，反对苟且偷安，主张积极有为，“以道德风节映照一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南宋淳佑十年(1250)庚戌科状元、严州淳安(今属浙江)人方逢辰(1221—1291)如此评价他的前辈：“诚斋先生胸次磊磊石可石可，挺挺介介，故发为文，则浩气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杰。”
就是这位南宋的杨万里，他一生三度立朝为官，曾经在临安留下很多足迹。在朝廷里，他是敢言的直臣，是忧国忧民的忠臣；在知友朋辈中，他是不妄许可的益友，也是众人推服的诗坛宗主；行走在西湖边，他则是一位天真的自然之友，随时随刻捕捉住眼底风景，描摹出最动人的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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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意味着永远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总会以独有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当前乃至未来。历史学“述往事”以“思来者”，“阐旧邦”以“辅新命”，似乎也可作如是观。历史的意义通过历史学的研究被体现和放大，历史因此获得生命，并成为我们今天的财富。
宋朝立国三百二十年(960—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封建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的南宋立国一百五十三年(1127—1279)，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辱贯穿始终的偏安王朝，但这一“偏安”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对金及蒙元入侵也作出过顽强的抵抗。如果我们仍囿于历史的成见，轻视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其中所蕴涵的价值也不会被认识。退一步说，如果没有南宋的建立，整个中国完全为女真奴隶主贵族所统治，那么唐、(北)宋以来的先进文化如何在后世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可能也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南宋王朝建立的历史意义，于此更加不容忽视。
杭州曾是南宋王朝的都城。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近一个半世纪的建都史给杭州的城市建设、宗教信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性格、语言等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南宋历史既是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杭州人民的宝贵财富。深入研究南宋史，是我们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需要，是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今天杭州大力建设文化名城的需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挖掘沉淀在这段历史之河中的丰富遗产，杭州人责无旁贷。
2005年初，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南宋史研究列为重大课题，并开始策划五十卷《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初步决定该丛书由五大部分组成，即《南宋史研究论丛》两卷、《南宋专门史》二十卷、《南宋人物》十卷、《南宋与杭州》十卷、《南宋全史》八卷。同年8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同时，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聘请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方建新教授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吉军研究员为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具体负责《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为保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诚邀国内四十余位南宋史研究方面的一流学者担任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负责《丛书》的撰写。同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还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负责审稿工作，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书稿，我们还邀请国内该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审稿，所有书稿皆实行“二审制”。2005年11月，《南宋史研究丛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06年3月，南宋史研究中心高票入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项目被列为省重大课题，获得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一地之力整合全国学术力量，从事如此大规模的丛书编纂工作在全国为数不多，任务不仅重要，也十分艰巨。为了很好地完成编纂任务，2005、2006两年，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邀请《丛书》各卷作者和学术委员召开了两次编纂工作会议，确定编纂体例，统一编纂认识。尔后，各位专家学者努力工作，对各自承担的课题进行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和撰写。南宋史研究中心的尹晓宁、魏峰、李辉等同志也为《丛书》的编纂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大家通力合作，搞好组稿、审校、出版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工作，使各卷陆续得以付梓。如今果挂枝头，来之不易，让人感慨良多。在此，我们向参与《丛书》编纂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鉴于《丛书》比较庞大，参加撰写的专家众多，各专题的内容多互有联系，加之时问比较匆促，各部专著在体例上难免有些不同，内容上也不免有些重复或舛误之处，祈请读者予以指正。
《南宋史研究丛书》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的一项内容，为该文库作总序的是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同志，为《南宋史研究丛书》作序的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同志和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规先生。在此谨深表谢意！
希望这部《丛书》能够作为一部学术精品，传诸后世，有鉴于来者。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史及伟
2007年12月
这是一部关于南宋名人与临安的书，南宋、临安、名人，构成了这部书的三个关键词。
首先，南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备受争议、颇为特殊的王朝。众所周知，“靖康之变”终结了北宋，也给接续的南宋强加上一种永远不能卸去的屈辱。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中原王朝输得一塌糊涂，东京(河南开封)不保，皇帝被掳，国破家亡，百姓遭殃。然后，侥幸漏网的赵构登上皇位，带着无数的北方官民仓惶南渡，一路血雨腥风，总算留住了东南半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有意无意地在忽略南宋，仿佛它背负的耻辱和苦难凝成一种记忆，仍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拂袖赶走那一群“伤心南渡君臣”，我们只要汉唐，只要盛世，只要纵横驰骋，耀武扬威，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甚至让南宋跟北宋相比，我们也宁愿跟随疏旷的苏东坡，而不愿看到那个刻薄的朱夫子。这种纠结复杂的情绪，可能受到成王败寇的惯性思维牵制，可能是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让人们面对相似的南宋更觉难堪。当然，也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将南宋视为北宋的狗尾续貂，坚信它根本拿不出有价值的新鲜货色来。
让人诧异的是，面对着永不消停的外患逼迫和内部纷争，南宋王朝背江面海，竟摇摇晃晃维持了一百五十余年，而且它还缔造出繁盛的商业文明、理性的政治文明以及璀璨的文化世界。残破与繁华、压抑与放纵、保守与开放、妥协与抗拒、仇恨与恐惧，等等，许多看起来迥然不同的面相，都强烈而又温顺地依靠在一起，附着于同一个王朝身上。
今天，人们对南宋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弃成见，用新的眼光审视着南宋。毫无疑问，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学者不断推进研究和公众观念日益多元化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它也是近年来文化渐成时髦的风向所趋。所以，耳边交相回响着的，是陈寅恪的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另外还有邓广铭的话，宋代的文化，登峰造极。这时候，我们似乎又忘记了宋代已被割裂为北宋与南宋，只是尽情地谈论着、标榜着南宋的文学、南宋的书画、南宋的道学思想。
透过南宋，确实可以体会到，历史的矛盾复杂是如此真实——不仅历史本身的过程矛盾复杂，而且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同样矛盾复杂。任何人看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特定的位置，掀开那张无边无际的巨幕的一角，可以看到一点，但穷尽不了全部。我们总是嘲笑摸象的盲人，但面对历史，众人何尝不是如此，要么抱住大象的腿，要么摸到了它的鼻子。因为历史的繁乱庞杂，往往使人理不出一个头绪。
其次，临安是演出的大舞台。北宋词人柳永说“钱塘自古繁华”，但作为江南水泽之地，这个地方进入快黻展是隋唐以后的事。南宋临安旧称钱唐，隋朝始建置杭州，并把治所从余杭迁至钱塘，杭州地名遂延续至今。古代杭州历史上发生的几件大事，如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时把杭州作为南端终点，唐朝李泌凿井引水、白居易治湖筑堤，五代钱氏在此建立吴越国都，扩建城区、兴修钱塘江海塘，北宋苏轼又是浚湖筑堤，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它终于使江、河、湖、海皆为我所用，成为经济繁荣、人口众多、风景秀美的东南名郡。
当然，历史上对杭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南宋定都。建炎三年(1129)春，宋高宗赵构逃避金兵的追赶，第一次避难杭州，不料内部又兵变骤起，护驾的苗傅、刘正彦逼宫造反，最后张浚、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自外合兵救驾，迅速平定“苗刘之变”。这一次转危为安，让宋高宗死里逃生，也考验了人心归向。当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同年闰八月，当高宗再从建康(江苏南京)返回临安时，将州治作为行宫，称“行在所”。尽管当时“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却已流露出定都意愿。此后，高宗又几次进出临安。直到绍兴八年(1138)，他最终力排众议，正式定都临安，但官方口径仍然称它作“行在”。
中原沦丧，靖康之耻不能报复，加上临安无险可恃，使得南宋不少士大夫对定都临安的举措颇为不满。主战派代表、婺州永康(今属浙江金华)陈亮，先前来到临安，就以都城地势低于西湖，担忧湖水倒灌。淳熙五年(1178)，他又更名陈同，上疏指出临安不足以立国中兴，他说：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缪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臬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根据陈亮的主张，孝宗最好是移都建康，并在武昌设立行宫，联控江、淮、荆、襄，实现北伐恢复的大计。不过，陈亮的愿望并未成为现实。自从高宗定都以后，临安作为南宋首都的地位就没有真正动摇过，它就是“天下首善之地”，是举国风化之始，是皇帝朝宗之域，是中央机构部署之所，是禁军驻扎之根本，是四方人才的渊薮，是商贾云集的要区。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哪个角度说，临安都已经是南宋的中心。这在杭州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却一举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基础。
陈亮说临安是华靡、安逸的“乐国”，这跟有人说它是“销金锅儿”差不多，但这个舞台的特点显然无法用三言两语道尽。要走进南宋的临安，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它的京城地位。临安不但是声色犬马的“销金锅儿”，而且是搅和着红与黑的名利场，是会聚三教九流、五门八派的大熔炉。二是它坐拥江、河、湖、海、溪，特别是与城市早已融为一体的西湖，以其绝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积淀闻名遐迩。庙堂上下、市井坊巷、茶楼酒肆中随时都传来纷争和喧哗，而西湖里则常常是风平浪静，山山水水、亭台楼阁，处处都留下了名士大夫们的游踪以及他们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吟唱。南宋的临安，不仅把它的“三面云山一面城”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在语言、生活习俗、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地型塑着此后千百年的杭州和杭州人。可以说，如果不懂南宋的临安，我们就捉摸不透今天的杭州。
再次，名人是这部戏里活跃的主角。当然，要先解释的是，这里说的是南宋名人与临安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占籍南宋临安的名人，可谓名人不问出处。问题是，谁才是名人？这在当下好像很有些泛滥难收的趋势。眼球时代不仅催生出“标题党”，而且容易制造名人，能让活着的、死去的、传说的、小说虚构的各色人等都变为名人，热热闹闹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当今各地纷纷争抢的名人资源背后，又往往隐藏着经济利益的算计。
的确，历史名人能给今天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他们不应该只是经济的附庸，或者是急功近利的牺牲。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1866—1944)在给米开朗基罗立传时，说过一段激情洋溢的话：“伟大的心灵俨如高高山峰。风吹袭它，云遮住它，但你在那儿比在别处呼吸更畅更爽。那里空气清新，涤尽心灵的污秽；而当云开雾散时，你俯临着人类。”他虽然承认普通人无法生活在那样的高处，但认为即便是登山朝拜，人们也可以吐故纳新，并且在下来以后，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罗曼·罗兰笔下的名人，能给人奋斗的精神和向上的力量。而清代的钱塘才子袁枚(1716—1797)《谒岳王墓》一诗说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他强调的也是岳飞(1103—1142)、于谦(1398—1457)等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使得后人看西湖，都觉得旖旎间多了几分忠耿无畏的英雄气。
单从见证名人的角度而言，南宋的临安自然是无比幸运的。那些曾经出入京城、徜徉湖畔或者干脆移民迁居到临安的真实人物，简直多得让人数不过来。2009年，翻新的杭州中山路(南宋御街)上，多了一组《南宋名人园》的城市雕塑，其中包括宗泽、李纲、岳飞、岳云、张宪、韩世忠、梁红玉、文天祥、范成大、周必大、陆九龄、朱熹、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杨万里、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硅)等二十位历史人物。很明显，这个名单主要凸显的是抗金主题。当然，除了英雄，还有更多的名人。帝王、将相、文人、艺术家、和尚、道士，甚至于隐士、游士、商贾、艺人、医生、宦官、狂者、卜算者等等，他们都曾经在临安登台亮相，亲历了某个阶段的风云变幻，在上流社会或者在市民阶层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近代史家瞿兑之(1894，一作1892—1968)说道：“最有益之学，莫如讨人物事迹之坠逸，溯风俗制度之变迁”，“大则可以考见时代升降文化递嬗之迹，小亦足以匡谬正俗，裨益见闻”。在他眼里，大概名人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可见，着眼于“四方士民商贾辐辏”的南宋都城，名人与临安的关系几乎是写不完的。这部书分列十章，也只是写了张九成、陆游、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张铉、孙惟信、姜夔、贾似道以及赵汝愚等十余位南宋人物。所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人物与临安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影响于社会的程度，并不简单地以成败或道德来决定取舍。此外，传世史料的情况，难免影响到研究的可行性，也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尽管笔者期望能适当兼顾到不同领域的人物代表，但毫无疑问，结果仍然是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并没有做到较为全面地覆盖，比如在临安举足轻重的佛道人士、宫廷画家等等，几乎完全是一片空白。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专门写宋高宗赵构、岳飞、秦桧等人，绝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对他们与临安的关系已相当熟悉，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包括在本书所属的丛书中，也各自都有了专著。
本书以《南宋名人与临安》为题，固然要尽可能考订人物生平及其与临安的种种关系，但除此之外，笔者更希望将人物还原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尽可能对相关背景做出细致的描述，这种宽泛呈现(不可能做到全景呈现)的企图，或许能方便我们更真切地体会人物的命运和都市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也容易导致枝蔓、琐碎、冗杂、拖沓，甚至看起来时常游离出叙述的主题。
最后，虽然直接相关的论著很难找到，但正像前面所述的几个方面一样，许多成果的积累往往散见于南宋史研究、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等当中。特别是年谱等著作，对考订人物生平及与临安的关系帮助很大，详细参见具体章节内容，此处不再一一赘述。至于书中取舍不精、考证不周、承讹袭伪的地方，还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由何兆泉编写的这本《南宋名人与临安》是一部关于南宋名人与临安的书。南宋、临安、名人，构成了《南宋名人与临安》的三个关键词。
本书以《南宋名人与临安》为题，固然要尽可能考订人物生平及其与临安的种种关系，但除此之外，笔者更希望将人物还原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尽可能对相关背景做出细致的描述，这种宽泛呈现(不可能做到全景呈现)的企图，或许能方便我们更真切地体会人物的命运和都市的发展。
由何兆泉编写的这本《南宋名人与临安》是《南宋史研究丛书》之一，分列十章，写了张九成、陆游、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张镃、孙惟信、姜夔、贾似道以及赵汝愚等十余位南宋人物。所选南宋人物的标准主要是看人物与临安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影响于社会的程度，并不简单地以成败或道德来决定取舍。本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客观而全面地评介了这些南宋名人，突出了这些历史人物对都城临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