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廊的妙趣
小时候睡过榻榻米，但不是铺在地上，而是当了床垫子。那是在长春，光复也好多年了；如今年轻人，不论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不大知道长春还叫过新京，曾经是满洲国的京城，日本人的乐土。不过，那垫子就是榻榻米，却是在年将不惑东渡，住进日式房间，一股子霉味儿呛鼻，才恍然大悟的。
铺满榻榻米，进屋即“上床”，大概可算是日式房屋最基本的日本元素。起初榻榻米并不是铺满房间，如京都御所清凉殿，地板上只放有一块厚榻榻米，那是天皇的“玉座”。后来把铺满榻榻米的房间叫“座敷”。乡下普及榻榻米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了，历史也就百余年。日式事物在城里日见其少，没睡过榻榻米长大的人越来越多，所谓传统，总是由落后于时代的乡下替城里保持着。
温泉旅馆一般是日式。风尘仆仆，一到了旅馆，脱下鞋，踏上榻榻米，脚底板顿感舒坦。泡过温泉，穿浴衣坐在沙发上，窗外或是山，或是海，暮色渐浓，更觉神怡。落座的这部分空间叫“缘侧”，多译作缘廊。它是檐下走廊，里侧是“座敷”，外侧是园地。旅馆的缘廊当然被间断，大都封闭在房间里。缘廊类似中国建筑的檐廊，亦即谢灵运“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闺之清阴”的步檐。不同之处是缘廊铺地板，用处也就大不同。缘廊与“座敷”以纸屏相隔，不仅是过道，拉开纸屏便用作出入口，搬进钢琴之类的大件也不愁通不过“玄关”。办红白喜事，缘廊又充当正门，和尚、神官、胥吏等由此登堂入室，新娘从这里进，尸棺从这里出。有的地方当作日常出入口，也有的地方因它出棺而忌讳日常之用。
最妙的是缘廊还可以坐，炎暑纳凉，中秋赏月，冬季像懒猫一样曝日，胜似大陆北方农村蹲墙根。秋风起，有人说真想坐在缘廊吃西瓜。那该是孩提时代的快乐，使劲儿吐出瓜子，看它落向土地。山口百惠在《秋樱》中唱道：妈妈坐在缘廊上翻开相册，又一遍讲述我小时候的回忆。缘廊和井边(“井户端”)往昔是人际交流的两大场所。路过邻家，无须脱鞋进屋，在缘廊边垂足而坐，聊几句田中家长铃木家短，其乐融融。
日式房屋没有坚固的四壁和固定的间隔，纸屏是墙，也是门和窗，似隔非隔，几无隐私可言。秘密谈话不是关起门来，反而大敞四开，窃听者无处藏身。现代的隔音意识是受了西方生活及文化的影响，于是丧失了传统。夏日里游玩，住在农家院，各处纸屏全敞开，房屋好似只剩下木架，恍如置身于野地，八面来风，通体清爽，不禁叫一声快哉。檐下挂着风铃，中国古代叫檐马，丁当作响，更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了一句古诗：自从环佩无消息，檐马丁当不忍听。呵呵。
古时候普通农家没有缘廊，江户时代甚至有地方视之为奢侈而予以禁止。缘廊具有多功能，也是做一些活计的场所。檐下悬挂，廊上堆积，譬如萝卜或鲑鱼，现今仍然是农家或渔户丰收的一景。缘廊本来是生活样式的实用性部分，渐渐也具有审美功能。剧作家木下顺二说：日本人的思考方式中好像有喜好把界线弄暧昧的侧面，现象之一即缘廊这个一半内一半外的场所。诚然，缘廊既不是屋里，也不是屋外，显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暧昧。中国的檐廊断然在屋外，而缘廊暧昧，彷佛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的衔接与过渡。
自从被美国占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大变，以致说日式，前面要加个纯字，纯日式才可能是地道的传统风格或样式。城市里寸土寸金，为使室内面积更大些，把出檐缩进去，更无余地设缘廊。于是乎日剧里缘廊多起来，在那里谈情说爱。如今要体会缘廊之趣，恐怕只好去乡下，或者去京都。京都的“町家”(市坊人家)是老屋，探头往里看，甬道深深深几许，想来那屋里是阴翳的。实际上四面房屋，当中有庭园，起到了采光、通风的作用。缘廊临园，园里栽种些低矮的观赏植物，若铺上白砂，更显得亮堂。但是以町家为代表的京都景观及传统生活方式也正在消失，前年(2010年)甚至被致力于保存建筑物及文化遗产的世界遗产基金会(WMF)列入了危机遗产名单。
游到京都龙安寺，欣赏枯山水，就是坐在缘廊上。P1-4
闲话昼行灯
李长声
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属牛，生在民国，长在共和国，大半辈子作牛尾。大家下乡我下乡，大家出国我出国，大家得糖尿病我也跟着得。像我这种人大都爱说说闲话，多年来在海峡两岸出版过几个集子，叫四帖半闲话、居酒屋闲话、四方山闲话、风来坊闲话、日和见闲话，统统是闲话。闲话，无济于“世”，于事无补。即便自己很当回事的话，别人听来也像是扯淡，用日本话来说，那是“昼行灯”。宋代韩维有诗：月上朱楼角，风摇翠篠层。传声回步辇，满目烂行灯。本来用于夜行照路的“行灯”被日本人拿来，渐渐置于室内，后来把携行的灯笼叫“提灯”。而今东游，特别是卧榻和式旅馆，常见这行灯，不过，里面亮的是电灯泡，为日本而日本。至于“昼行灯”，大白天的灯笼，没用处，可笑的不是灯笼，而是打灯笼的人。
我随出国潮东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年号还叫着“昭和”。为时不久，朝未改而代换，一晃儿“平成”也过去二十六年。算一算抗战都胜利三回有余，但是如我者，无非生出些虚无罢了。一般说随波逐流的人从众，可能就拒绝孤独，可我喜欢孤独，在孤独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也只有在孤独的天地里唯我独尊，才敢于做一点自己想做爱做的事，乃至没工夫寂寞。所以，孤独地写下这些字，虽然是闲话，却不是为排遣寂寞或打发余暇。不过，一年勉强写十来万字，太少了点儿，人生好似跟时间做交易，又亏了。
住得久，况且讨生活，不每事问也多少知道日本这梨子的滋味。好付诸文字，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最优良传统之一。积以时日，再三地祸枣灾梨，甚至被戴上“知日”的大帽子，简直像压在了五行山下（小时候歪想：佛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把孙猴子压住，那佛祖不就少了五根指头吗），要榨出的何止是“小”。日本不好写，中国人写日本更容易露怯，往往就怯在中国知识上，尤其过去的，1966年以往，1949年以往，1919年以往，1644年以往。譬如我第一次见识行灯这玩意儿，搁在榻榻米上，虽然已不是熬油的，却异常昏暗，很有点友邦惊诧，后来认知它来自中国，甚至还有了点不屑，但现今的我只当它是日本的了。
日本，大概除了四岛不是从西边搬来的，几乎什么都扯得上大陆。中国人写日本的得意之处就是翻老账，好像都挺有知识。非把日本按进中国文化的大染缸里，怎么能活脱出一个日本来呢？固不能免俗，但老实说，我贩卖的知识都是二手货。中国人观察日本大抵不由自主地关注文化或风俗，黄遵宪作为中国人最先仔细地考察明治维新，用素朴的文化人类学给日本的文化及民族追根溯源，但从他《日本杂事诗》来看，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人们更关心政治、经济，这却是西方人的擅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是诗歌的，随笔的，往往只有点睛似的论点，缺少一波三折的论述。远来和尚会念经，而且被长篇小说、长篇论著的西方叙事方式洗了脑，我们早已不大把驻日参赞四年的黄遵宪的诗、留学日本六年的周作人的随笔那种好像很率性、很即兴的东西看在眼里，他们的卓识倒像是被传统文学性给毁了。或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为（某些人所为）的历史，但只把《菊与刀》这样的西方人著书奉为圭臬，终归是读书的狭隘，如今太多伪读书人。周作人写日本的时候日本还没有语源类词典，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辨其名物的词典图书多如牛毛，随手翻翻就可以把某事某物写得头头是道，可点睛似乎应在于辨今。
随波逐流者没有思辨力。我之于日本，爱不如哈日，憎不如愤青，却有点越来越想说它坏话了。这不是对日本看法有变，而是被一些中国人对日本的恭维惹烦了。看了几本漫画，逛了一趟银座，就爱得要死，甚至好些留学日本、在日本谋生的人也同样浮浅。当然，浮浅地过日子没问题，你过你的，可能很容易幸福，但还要上网，还要作文出书，以所谓亲历招摇，那可就坑爹。再一个是厌恶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为了他所反对的，故意把日本捧上天，疤瘌也艳若桃花。明治维新了不起，但不至于像他们论说的那么了不起，满清坏也未必像他们驱除的那样一无是处。为自己的主义主张说假话，这种人得势也不会有你什么好处，难道没领教够吗？世上最可怕的是爱与正义，以爱或正义的名义无所不为。这种公理似的意义不明的词语最可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对人类的爱也不过是自己在心中制造的人类爱，终归无非对自己的爱。人甚至爱邻人都很难。中国越来越强大，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日本人看着害怕，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想让他们理解中国没威胁是难乎其难的。日本有一本书，叫《傻壁》，曾风行一时。它就讲，人与人根本不可能互相理解，彼此把不可理解的对方当傻瓜。此书畅销四百余万册，可知日本人认同此观点。那么，我们也不要指望理解日本人，知道就行了。
有人说，做梦说日语，表明他日语达到了精通的境地，这未免像笑话，因为梦见狼，还可能发狼嚎呢。我的日语远未到说梦话的程度，中国知识也未经系统训练，而且与好些同代人一样，很多的知识是得自文革岁月。例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来见它在火药味十足的文章里，当知道下一句“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家父病故了，我后悔没能早些年回乡戏彩。但看看周围，结果我至今仍滞留海外。对生活感到满意，则无悔来路，因为是沿着这条路走到今天的。老之已至，又适有归国潮，叶落归根，胡不归？
《昼行灯闲话(精)》一书是知名旅日散文家李长声先生的最新文集，集合了他近两年来的散文精粹。李先生精通日本文学文化，又交游甚广。随性漫笔，谈日本作家，总能谈出旁人不晓得的逸事；写日本文化，总能点到别人看不到的趣味。
有言道：要认识当代日本，就必须读点李长声了。被誉为“文化知日第一人”的李长声先生旅居日本近三十载，窥视东邻从腠理至骨髓，出版知日散文集十余种，自成一家。他自道“我之于日本，爱不如哈日，憎不如愤青”，这种清醒和半生在彼国文化中的行走坐卧，正是他文章可信可读的基本。读过他书的人说：“对日本，他是真懂。”《昼行灯闲话(精)》所涉话题极多样，三言两句难以概括，简而言之：一个真懂日本的人，毫无俯瞰或膜拜的姿态，以水平的视线看、平和的语调谈，从日本的禅院书坊，到杯盘席褥，客观而深入地写下的又一本“东邻观察记”。《昼行灯闲话》装帧采用精装布面烫印书法家题字，夹珍珠色书签线，朴素典雅，值得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