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号畅安，汉族，祖籍福建福州，生于北京，卒于北京。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

各家报刊以及网络流传的各种纪念或追悼文章，大部冠以“北京第一大玩家”、“百年来最有趣的文化人之一”等等头衔，还有“痛失文化巨擘”等充满感情色彩的说法。

《收藏这么玩：王世襄说王世襄》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记录了作者曹鹏与王世襄先生交往时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想。

曹鹏编著的《收藏这么玩：王世襄说王世襄》为“文博书画大师丛书”之一。

《收藏这么玩：王世襄说王世襄》讲述了：生活就是艺术——王世襄访谈录；王世襄访谈录；关于访谈录的整理说明；王世襄的收藏观：好而不执，拿得起放得下；何渭锦灰堆？傅斯年为何拒绝王世襄的求职？听王世襄漫谈老北京的挂货铺子等内容。

总序 换个角度看大师

引言 王世襄的收藏境界：爱玩、会玩、玩出名堂、玩出好处

[上篇 王世襄说]

　生活就是艺术——王世襄访谈录（王世襄审改代笔版）

　王世襄采访侧记

　王世襄访谈录（未经王世襄审改首次发表版）

　关于访谈录整理的说明

[下篇 说王世襄]

　王世襄的收藏观：好而不执拿得起放得下

　何谓“锦灰堆”？

　傅斯年为何拒绝王世襄求职？

　王世襄对央视东方时空片头的鸽子的批评

——两篇旧剪报与相关的漫忆

　听王世襄漫谈老北京的“挂货铺子”

　王世襄的杂项收藏研究与民国时期居京欧美人士的风气及著述

　周默就紫檀的基本概念定义对王世襄先生的质疑

　偶读古籍中涉及紫檀、黄花梨资料点滴摘录

　听胡德生谈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的几件小事

　关于王世襄的前辈玩家于非厂的片段

　在上海博物馆参观并拍摄明清家具展厅散记

[附录]

　《史树青说史树青》序

　史树青：带走了历史 留下了遗憾

　国学和见物是鉴定的基础一史树青访谈录

　史树青采访侧记

　“苗老汉聊天”丛书札记片段

　批评的自由——关于黄苗子事件的随想

　关于董其昌与荀慧生成名作《丹青引》的点滴资料

　写给附庸风雅的艺术收藏者的二十条箴言

　一定要附庸风雅

　眼光与底限

　字画的玩法

　另眼相看老挂历：一项有学术价值与临摹实用价值的冷门收藏

　一副奇联五年风波——中国第一起艺术作品丢失赔偿案

　纵谈中国古旧书市场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视野与取材范围

　作为职业画家先行者的扬州八怪

　漫谈日本国华社《南画集》（1910年版）

　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人——读《北山谈艺录》及续编有感

[后记]

　对本书写作出版背景的一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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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原来在芳嘉园那边房子很大，后来就住很小的房子了，都被别人给占了吧。

答：占的都没办法住了。说起来那个做法也很不光彩，那时候房子就叫公私合营，出租十五间以上就可以合营，之后就给几个月的房租，给分成，以后就归公了——这是在“文革”以前很久。我父亲有一所房子在西单那里，后来扩马路给拆掉了，那时候是黄金地带，经常有外国人活动，很容易出租，那十一间不够公私合营的标准，结果他们知道我家里有房子没出租，就挤兑我这芳嘉园的房子，最后就威胁，如果不出租就办街道食堂，办托儿所，那样我就更受不了了，实际上就是没办法了，后来张光宇啊黄苗子啊就进来了，当时这边的房再加上西单的房子加起来超过十五间了，结果两边的房都没有了。假如我出租超过十五间我没有说的，但是威胁逼诱……这叫“不局气”！后来“文革”一来，黄苗子又上了秦城了，又上了北大荒了，结果房子就由房管局安排了，安排给铁匠了，那阵儿这叫“掺沙子”，天天在家干私活，声音响得要死，我在芳嘉园也住不下去了。我一辈子受整，连要个灯泡，街道小脚老太太都不给，买灯泡得有街道开条，开完条到合作社才能买，我晚上写稿子，这灯泡又不好，憋了，到街道那儿去，开个条买，老太太都嫌我是摘帽右派，不给，说怎么这几天就用坏了，我这受的气就甭说了。后来去了几趟，又上别处，才讨回来一个泡子。诸如此类的就难说了。现在有人称我国宝我最烦，周一良儿子有句话：国宝个屁！这是说实在的，周一良就是一肚子委屈，你看他写的那本书。

问：他参加过梁效的大字报写作组。

答：他也是梁效的班子，误入歧途啊。

问：那个时候好像江青很赏识他。

答：那个时候也捧他是国宝。我没沾上这些，一点儿没沾上。

问：对，您是没沾上梁效这些事情。

答：我也不会沾，我也不会理论。

问：但您会作诗呀，他们可以让您作诗。

答：作诗我也不愿意讲这种事，作诗总要讲点儿诗情。这没有诗情……

问：也就是说，从解放开始，历次运动您都是受迫害的那个群体。到现在您总算好了起来。

答：幸亏我还活得长，要不然……

问：要不然就很不幸，很委屈啦。现在总算好了吧，包括黄苗子老先生，都是这样的。

 答：后来我那房子住不下去了，国家也不给我分房，我那七八十件家具都在那三间北房里头搁着，后头有五个小厨房都扑在我的房子后墙上，那五个厨房任何一个着了火，我房也烧了，家具也就烧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法再保管家具了。我有几个灭火器——这都是笑话，文物局来了，放几个灭火器就完事儿。（笑）我说这玩意儿，真着火也管不了事儿。现在这些东西都一样，由我得之由我遣之。想找个机会呀，让它们分散。刚好那时候，有一个香港人给他父亲做纪念馆，想收我的东西，我想书也写了出了，也不用这些家具了，我说只要你能捐博物馆，你要是同意这个条件，我的书上这些家具一件不留，按着书上数。书上印着一把椅子，只出现了一次——我有四把椅子呢，特名贵。其余三把我都没留，全给了。那四把椅子价值连城，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紫檀椅子，都在那儿了。跟他说的书上的东西一件不留，我要认定指的是一件呢，其余三件肯定可以留下。

问：那当然了。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诚信问题。

答：可是，我那四把椅子在我家窝着没好好摆过一次，没有在一间屋子摆过，我说这回让它痛快了。我宁可割爱。

问：您家里现在摆的——

答：这就是复制品。我还没说完呢，后来我说有一个条件，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可是我要求这些家具完整，买的人不能自己留，这些家具现在全部都归到上海博物馆了。我用这50万元买了这房子，否则我哪里有钱买这房子。国家始终没给过我房子。

问：这房子是多大面积呢？

答：180平方米，这房子后头还有一套书房。

问：50万元能买这么大房子？

答：50万美元。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这些家具的国际行市的十分之一。

问：现在的行情买这个小区都可以了。

答：那不说了。一个时候说一个时候的话。我的七十九件家具全捐了，我还饶了一件，这是个马扎的故事。“糖豆干部”那时，我就调到文物研究所。那时候的所长姜佩文人很好，搞明式家具研究需要专业画图的人——那时候我老伴还没开始给我画描线图，她是后来才学会的。杨乃济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现在旅游学院教书，对家具有兴趣，也想调过来。我请他过来帮忙，他说：我帮你画图来了！我就给所长写了个报告说“梁先生的高徒来帮我画图”。所长很快就批了，说这是好事啊！虽然所长批了，但有个中层干部叫冀司（音）——现在也不知哪儿去了，就为在屋子里支个绘图板就刁难我，他自己干不了，也不让别人干。而且还跟人事局的拐弯抹角的要开斗争会，把这事就给炒黄了。这个冀司（音）我们那组里谁都恨他。我觉得很对不起杨乃济，义务帮我画了三个月的图。当时杨乃济对我说：我不能来了。我告诉他有一小马扎，黄花梨的，可是清代的，不够明，坐着方便，我就把这小马扎送给杨乃济了。我就说你随便坐坐吧。编那个《明式家具珍赏》，上边写着是杨乃济藏，因为我已经给了他呀，后头那个收藏人表，也是这样写的。结果清点家具的时候呢，马扎还在杨乃济那儿呢，书上是别人的名字，我当然不能要回来，提不着这事儿，所以给的是七十九件，全数。我的家具到了上海之后，过了一两年，杨乃济夹着马扎来找我来了，他说：你的家具都拿走了，你有点失落吧，我那儿房子也搬家了，我也有地方啦，这个我还你得了。他就还我了，我就搁在家里了。又过了两年我这次拍买时这个我就留下了，等上海有人刚好来北京，我知道了，电话里让他马上到我这儿来，我让他把这个也给带去了，说明了，凑八十件。我也没说捐，我说你凑八十件。

问：实际上它与那七十九件不是一个来源。

答：他们也给陈列上了。

问：这绝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的整个来龙去脉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杨老先生在这一点上非常不容易。眼下这个……

答：香港的企业家有一度还很别扭。有几件重要的东西他没有拿出来，还一直搁在家里头。傅熹年去上海博物馆看了，说最重要的几件东西，那几个椅子还有那个紫檀的大案子怎么没有啊？后来才知道，捐赠人的父亲是开造船厂的，当年上海既然被日本占领了，他父亲当然得跟日本人打交道喽，结果事后就把他父亲定为汉奸。后来他申请在上海博物馆那个展厅挂他父亲跟他叔叔的名字的时候，上海方面认为汉奸不能上名字，所以他就留着几件好的家具没拿出来，没全送到上博去。后来上海博物馆也很需要这批东西，就给他调查，认为过去定为汉奸不妥，人家既然产业被日本人占了，就要跟日本打交道，打交道不一定就是汉奸，所以就给他平反了。当然展厅里头也印的是王世襄旧藏——我本来无所谓，后来还印了一本书，那是后话了。既然恢复他父亲名誉了，他就把剩下的那些件也拿出来了，心里也痛快了。后来说明这原由，别的朋友说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我的家具是四十年的收藏，从四几年就开始的。

P56-60

王世襄的收藏境界：爱玩、会玩、玩出名堂、玩出好处

王世襄先生去世了。网上公布的王世襄生平简介是：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号畅安，汉族，祖籍福建福州，生于北京，卒于北京。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

各家报刊以及网络流传的各种纪念或追悼文章，大部冠以“北京第一大玩家”、“百年来最有趣的文化人之一”等等头衔，还有“痛失文化巨擘”等充满感情色彩的说法。

在一个到处都充斥着统计数字的时代，贸然地宣布谁在哪个领域是第一，有些不够慎重严谨，所以，很难说王世襄是不是第一大玩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大玩家。

在我看来，王世襄首先是收藏家，他的成就主要在于收藏。他的收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收藏是为了自己高兴、自己快乐、自己受益。得鱼忘筌，得到了收藏的乐趣，并且妥善地让收藏品各得其所，使收藏最大限度地成为一大乐事而非苦事、烦事、累事。凡夫俗子受知识、悟性与思想水平局限，往往为物所累，把贪欲当成享受，把负担看作财富，在从事收藏时表现得既执且迂。王世襄则异于是。

当一个玩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当玩家，王世襄就玩了一辈子。收藏是他玩的主要内容之一，收藏的最高境界，概括起来就是爱玩、会玩、玩出名堂、玩出好处，王世襄都做到了。在收藏方面，王世襄给世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一爱玩。他的收藏都是出于爱好，是他玩的衍生产品，如蛐蛐罐、蝈蝈笼、鸽哨，都是孩提时代以至青少年时代的游戏工具。普通人大都是一个阶段玩玩某个游戏，浅尝辄止，时过境迁也就放下了，别说到了耄耋暮年，能在二三十岁还保留着儿时玩具的，大概就凤毛麟角了。而王世襄则是玩一项就钻一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用具上非登峰造极不可。他收的古琴，在出手时创下了拍卖纪录，可见当初对此道是多么的上心。

一会玩。他的收藏是业余性质，采取的是人弃我取、避重就轻、剑出偏锋策略，他的藏品在古玩行里一般都可被列为杂项，而非收藏界最有地位与影响的字画、陶瓷、金石、玉器，即使是他最为世人所知的古典家具收藏，在传统的收藏界也不是正统主流收藏对象。这也是他能够以工薪阶层跻身于收藏家行列的重要原因。对比一下另一位大收藏家张伯驹，即可清楚地看到显著差异。王世襄自己谦称不是收藏家，我们可以准确地说，他不是富有的收藏家，而是平民收藏家、业余收藏家。对如今老百姓搞收藏来说，王世襄可学，张伯驹不可学。

一玩出名堂。王世襄的著作，基本上是通过用专业学者的方法研究自己的藏品，取得的成果。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王世襄对待自己的杂七杂八的藏品，所持的是如临大敌的态度，认真收集资料，分析研究，最后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甚至可以说奠定或开辟一个学科（当然是边缘小学科）。中国古典家具成为一个学科领域，王世襄功不可没。当然，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民间传统工艺品与生活用具的丰富多彩，只要是有心人，深入进去，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门类，也可以著书立说。至今为止，空白地带还是存在很多。

一玩出好处。在满足了个人兴趣，充实了个人生活之外，王世襄的收藏是一种变相投资，并且给他带来了丰厚回报。他晚年能够从老城区胡同蜗居搬入使馆区豪宅，完全靠的是变卖他收藏的家具。而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他把藏品分批送拍并得到善价甚至天价，又为这些玩艺儿找到了好去处，做到了名利双收、轻松潇洒。玩到这个分儿，真让人感叹：玩不白玩，不玩白不玩了！

过去宣传工作有句套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靠树典型来推动工作成为一种常规方法，直到今天，官方新闻宣传仍然沿用这一模式，客观地说，原则理论上是对的，只是操作方法却往往由于太落后或太笨而得不到应有的预期效果。事实上，在任何一个专业、一个行当，只要充分重视并研究！学习借鉴最成功、最优秀的典范，就能够事半功倍。

想搞收藏吗？一定要学习王世襄！

2009年12月7日凌晨四点急就于昆明挂云居，古人有句“书被催成墨未浓”

对本书写作出版背景的一点介绍

这是一本被我拖了整整三年才出的书。

2007年春天，李潇潇编辑来闲闲堂找我约稿，我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次签了五本书，其中包括本书，先交付出版的是《闲闲堂茶话》。待茶书上市并很快加印后，我又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了两本新闻传播专业书《把脉中国传媒》与《媒介市场创意策划实务》，而这两本书能面世，要感谢刘立东先生的青睐与肯定。李潇潇与刘立东先生都对《王世襄说王世襄》特别看好，但是我迟迟没有交稿。理由主要是我有顾虑，怕自己的这本小书给王老先生的暮年带来不快。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我得考虑。最近几年人们似乎忘了甚至不知道一个重要的事实：当初给王世襄带来一举成名的巨大声誉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以及文物出版社，后来却被王世襄因为著作权问题告上了法庭，一度沸沸扬扬不可开交，八十年代的报纸多有报道，前些年《中华读书报》还有专文介绍内情，有兴趣了解的读者不妨上网搜索，、文章主要是王世襄一面之辞。九十年代以后，王世襄的名气之大、地位之高，已经让两家出版社处于话语权的明显弱势地位，何况，国有事业单位的事，领导早已退任，新官不理旧账，所以，出版社方面也没有人出面来做申诉或回应。涉及大名家的事，单位领导都只愿当好人，傻瓜才会充恶人。王世襄亲口对我讲，八十年代初他为了能出书，甚至情愿把所有的家具都奉送出版社！但是，真的出了书，成了名，他又觉得出版社占了大便宜，靠自己的著作能赚多少利润，所以导致反目，最后他大获全胜。另一本《竹刻艺术》也是如此，他对我谈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出的这册书，认为编排质量太差，对之他没有一句好话，全是谴责与挖苦。而在那个年代，工艺美术界人士能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一本书，不啻是天大的造化与幸运！

无独有偶，在《锦灰三堆》一书里收了那篇以我的名义发表的访谈录时，王世襄并非无意地对我所做的工作进行了贬低，大意是说他之所以不得不亲自来执笔写这篇访谈录，是因为曹某的访谈混乱无序。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对于一位如此著名的大人物来说，在九十高龄不大可能仅仅因为访谈者的准备工作或文字整理能力差便越俎代庖执笔替写长文的。他甚至没必要同意让杂志刊登他的专题。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他颇看重我为他提供的这一机会，所以积极主动地争取，以至于请著名设计师宁成春先生专门代为排好了专题版式交给我，而我当时手下有两位专职美术编辑负责排版，根本无需别人代劳！在发表前志在必得，做了非常充分全面的安排与配合，而在事后却不光是没有应当表示的谢意，反而无视我所付出的心血与劳动，写了不够局气的话，这不是偶然误会，我理解是与以前他和出版社的官司同一心理背景。我在2006年以后没再与王世襄联系或见面，就是因为看了他的书，知道尽管老先生心里未必不明白谁欠谁的人情，但是却“恩将仇报”，大概是怨我没能如承诺的给他一百册样刊吧。最初读了他关于我的那几句话，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镜”，因为以我为王世襄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敬意与好心，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之，只有付出而无任何回报，怎么会得到这种对待？过后想到那两家出版社，也便释然了，好在他还没把我告上法院。

我在书里讲得很清楚了，当年我所做的访谈，被王老先生审阅时“枪毙”了，他在美国教会学校从小学读到研究生，竟然也不按新闻自由的原则办事，而行使了我并没授予他的稿件否决权（我只是让他把关校改明显错误的地方），代之以他用我的名义手写了一稿访谈录（只采用了我原稿的不到千字），这种把一本杂志主编的稿件撤下换成自己另写一篇的做法，其实无论是古今中外，都是有点过分的行为，近乎无礼，倚老卖老，而我当时接受了，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失礼与越界、侵权，（至今海内外报刊广播电视网站对我也有过几十次访谈，稿件也未必我都满意，但是出于对同行的理解与尊重，我从未毙或大改过访谈稿，从未为难作者。）而是我着眼于大局，不想驳了老先生的面子。不是哪家报刊的老总都能有这样的气度与修养的。这一稿在我主编的《中国书画》发表后，还先后收入了我的《大师谈艺录》一书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锦灰三堆》、《奇人王世襄》二书，俨然成了王世襄老先生钦定的版本，蒙他老先生特意嘱张琳女士关照，我还收到了一笔稿费汇款，在我看来，仅凭留用了我的访谈录标题《生活就是艺术》这五个字（王世襄审阅的那个版本也只有这五个字是我的手笔，他老先生的眼力很准！）也值这些稿费了，因此，我倒没觉得是无功受禄，也没觉得受之有愧。

这样，王世襄老先生在世时，我若把自己真实的访谈录出版了，势必就会造成一种难堪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公开的叫板，毕竟，外人不大会想象得到，流传甚广的我所作的王世襄访谈录，其实是王世襄的自问自答，拆穿了是王世襄老先生肯屈尊为晚辈曹某捉刀，当然，主题是树碑立传。坦率地说，我还是认为自己真实的访谈录，内容要丰富得多、有价值得多。现在收在书里的这稿《王世襄访谈录》，完全可以整理编排得更有条理、更有章法，但是，我考虑的是忠实于原始录音，有识的读者自可以判别出这些对话是否一无可取之处、只是胡乱闲扯。所以，这篇访谈录就采取了一种原生态的形式。对于行家来说，看重的是干货而不是包装。大家可以自己从中得出判断，看我的访谈录记录稿里有没有真正的干货。

只要有可能，我从来不会让别人尴尬。我以前多次说过，我是个沉得住气的人，是个气长的人，着眼长远，能够等得起，不图眼前一时得失。这样，尽管编辑反复催稿，我还是一直在拖，我没有想到2009年王世襄老先生竟然辞世了。我从未有过希望此书早些出版的念头，这一点，出版社方面的几位同仁特别是责任编辑李潇潇知道得最清楚。

在王世襄去世后，这本小书可以解除禁忌了。于是我赶写了几篇，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去触及——这倒不是为贤者讳，我向来与人为善，然而并不怕得罪人，事实上我深知自己会得罪的只是小人、坏人，因为只要不是小人，就不会因为别人的直言与批评而记恨。有些学者与作家对评介对象只是表扬赞美，或者是因为有偿、有交易、有交情，或者是因为世故，沈括在《梦溪笔谈》自序里说“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之恶而已”，就更是超然物外、好好先生。然而，从孔子修春秋到司马迁写《史记》，中国的史学传统是诚实、公正、是非分明，新闻与评论研究工作其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分支，我始终信奉秉笔直书是记者或论者的原则底线。

三年时间，王世襄由一位名满天下的大收藏家，变成了一个历史人物。这本小书，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我与王世襄先生交往时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想。有必要表明一点，那便是我并非王世襄的崇拜者，我只是欣赏他的收藏与著述成就，因此，虽然发生了前述种种小过节，我仍然很高兴有机会认识、理解并分析研究王世襄，并且坚信王世襄值得成为收藏专业的研究对象。职是之故，2010年下半年我主持笔政的《收藏文摘》杂志创刊号特别推出“纪念王世襄”专题。当然，王世襄有鲜明的个性，他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做法，对于这些，我在书中也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地写到了。和他聊天我收获很大，但是我明确地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好打交道的人。我能多次登堂入室长谈，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说起来很是巧合，王世襄先生是我主编《中国书画》杂志之初第一个就想评介的名家，而且他的超大专题发表的那一期，恰恰是我被突然调离的那个月。出这本书，也是早早地签了合同，到了三年之后才付印。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对王世襄先生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时间早晚应当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不是一本应时的书，也不是为一时的市场需求所写的书。我相信这本书是现在的唯一一本还原了王世襄的真实面貌而不是神化、美化其形象的著作，一本客观、中立而且带有批评性质的书。  ‘

谢谢李潇潇编辑的执著。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作者，但是李潇潇却是最好的编辑——如果读者知道这是她为我所连续出版的第十本书，就能理解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讨好而是出于真心的感谢。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谁生下来也不欠别人的，也没有人能够白得别人的帮助或给予而视为理所应当，如果不能投桃报李、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那么，至少也要知道心里或至少口头感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给予别人精神上、物质上或机会上的帮助后，并不需要其他的回报，最大的满足其实也就是一句谢谢。古谚说得好，“千里井，不反唾。”对于有恩、有助、有利于己者，没有行动或物质上的报恩也就罢了，如果连语言上的感恩也没有，还有非议言辞，就实在太不“局气”了。

《论语》教诲世人“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百岁老人、书画艺术大师袁思齐对我讲过，不能以怨抱怨，那样降低自己的境界，但也不能以德报怨，因为谁也不是圣人，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那样做，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以何报德呢？

我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对王世襄老先生这样一位大收藏家与文物收藏作家，我始终是欣赏并且重视的，对自己遇到的小小不快，完全做得到理解体谅，因此，书中的内容在主观上绝对不会有什么成见、偏见。我对王世襄老人的一生境遇充满同情。王世襄玩收藏、写文章著书立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这就够了。

或问此书体例有访谈录、评论、杂文、札记，还有附录，坊间如何分类？其实，这也就是“锦灰堆”了。

曹鹏

2010年12月10日写于北京闲闲堂

美术界最有价值的访谈录。

——陈传席，著名美术史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曹鹏所做的访谈，被定义淹“一项文化“抢救”工程”。抢救”两个字用得好！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套体的价值。能留下这些大师对艺术及人生的第一手资料，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德的事情。

——赵泓，资深出版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人们读此书，有面见大师之宜，实在难。书中被采访者都是名家世孽，其言一出，当必反响于世，泽被后人。

——《中华读书报》

论人、讽世、忆往、揭秘，牵涉文化学术诸多领域内的人与事。有学林艺苑逸闻，也谈往忆旧、黼评人物。

——《中国青年报》

曹鹏先生所为，其实是陪“文化老人”聊天，打捞历史记忆。书中所录，虽多属记忆片断，然而碎金片玉，往往见宝。

——《南方周末》

这套一体每本我至少要l00册毛边本——少于100册我就会得罪人，朋友们不够分！

——胡同，网络旧书店布衣书局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