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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明两代,直至清初,让志不在庙堂、身居江湖之远的江西人自豪的,大概就是他们自己了。
他们并非不恋家乡的一把热土,可家园一旦“地产窄而生齿繁”时,他们就一往无前地走了。不怕山高水长,天涯海角,颇有些无产阶级的襟怀,楚、闽、粤也好,鲁、豫、川也罢,都不过视为隔壁的邻居。还有美国西部牛仔们当年搏击于大漠黄沙的坚韧,只要脚踩在地上,就铁了心要在上面凿一汪碗沿大的泉眼,尔后便能在旁边耸起一座林子,引来各色鸣啭的鸟儿……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在最遥远或是最为陌生的地方,又崛起了一个故乡。而后来的江西人,如同列宁所说,一个工人凭着一支《国际歌》就能走遍世界一样,他们只要凭着一口乡音,走遍古老神州,处处都能够发现一个故乡。
前文已经提到,江西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邻居江西的福建、两广,明至清初经济相对后进,自成了江西人重要市场。以产武夷茶闻名的建宁府,其茶农、茶工、茶商,几近赣人一手包圆。每年春天,数十万赣人飞蝗一样漫布于武夷山上开垦种茶。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人数殷繁”,吉安布商在此广设粤庄,潮、惠诸州所需棉花、鱼苗等,也赖赣人运进。广西各地,则随处可见来自赣地的药材商和木材商。
明末开始,华东沿海商品经济渐趋活跃,徽商及宁波、绍兴商帮也随之膀粗腰圆,日益坐大。江右商有些惺忪慵倦、力不从心了,竟也像条喝了水的龙一样,昂起头来将自己的触须沿长江周边划了一圈,在江北伸到了盱眙、泗州、南京,在江南伸进苏州、松江,一角余光也不浪费,投去了杭、衢、婺诸府和浙东的大山中,在这里从生铁、药材,到夏日贴身清凉如水的“莲花纱”、以毛竹为原料易写易印刷的毛边纸,都是江西商人或辗转贩运或列铺坐卖的目标……
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首都,“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生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明·张瀚《松窗梦语》)。江西人的身影还出现在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乃至外邦异域。玉山县人张良舒长年经商沈阳,积资甚富,名闻关外。金溪县人陈文楷在甘肃经商赚了钱后,盖起江西会馆,又在干旱地方推行接泉洒润法,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南丰人曾氏,多次进入西藏贩运。抚州商人已深入至今缅甸境内。万安县人萧明举,没有护照、绿卡,没有翻译,大概腰间唯一揣的是一颗豹子胆,将其买卖做到了远离国内的满加剌(今孟加拉)。
论财富和规模,江右帮尚不会被徽帮、晋帮放在心上,让后者感到前者隐隐间也成了一个对手的是,江西人经商的诚信之道,。在世人中皆有臼碑。在江右帮里,世代流传着一些有名有姓的经典故事,以强调不是来自稗官野史。在初春窗外风雨如磐屋里烧着一盆炭火的小旅店,在秋夜算完账后拿起的水烟筒被如豆的油灯打出的锃亮光泽中,它们像红扑扑的火苗一样明净温暖,像悠悠而去的烟圈一样令人遐想。
我听说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新城人吴大栋,父母死时在生意上欠有别人债务。十几年过去,他在广东经商有了积余,带着财物专程回了家乡一趟,这时债主本人早已去世,其家属不但拿不出当年的借据,甚至就从未听说过这事,吴大栋却坚持偿还了这笔债务。另一个说的是高安县人梁懋竹,有一回同两个朋友一起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鄱阳湖,遭遇了水盗,持刀强索财产。梁懋竹赶紧掏光了自己身上所携的本钱,又告诉水盗另两位是自己的弟弟。水盗们或许相信,或许为他舍己救人所感,不再纠缠,爽快离去……
今日正在经济的高山峡谷中作狼奔豕突的赣人应该记住,我们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几页——
在一个幅员辽阔,靠着油光水亮、肌腱强韧的北方大马,中枢的命令也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人的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众,经营细胞之盛,世人口碑之好,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直到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栗》
今天,只要走到大街上,走进任何一家商场里,就会发现:江西已经被洪水黄汤般的广东货、浙江货、上海货给包围了,不要说打一场地方产品的保卫战,就是来一场心理战线的保卫战,很多人也早就缴械,他们使用的唯有一件是赣货,那就是在浴室里脱光了衣服后的自己。此外,广东人开的餐馆酒店,浙江人开的时装屋和烧卤店,四川妹子开的发廊与小吃店一…几乎已经构成了一条城市飞旋的流水线,那上面转着每一天色彩斑斓的日子,并像生产脱水蔬菜一般,大批量地坚决地将赣地的人们处理成日愈失去赣地的特色。
人们或是熟视无睹,却也许在这平静如秋水的面孔上,深藏着一副哲人以不变待万变的目光。人们或者喋喋不休地喊着:江西人的口袋都给外地人掏干了!当然那意思,并不是要谢飞同志、黄菊同志给我们颁发“最佳消费者奖”。我无意评说这些,我感兴趣的只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内敛性,像一股股细麻绳将日后的赣人捆成了一串串粽子,再也走不出那口铁锅?
亦或一切的文化追问都是徒劳的,历史总是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给我们展露它偶然性的背影;而在百年不过一串旋涡,千年也只是一回涨潮的岁月长河中,升腾起的却是历史那被如鞭风雨雕刻出的粗犷脸膛,这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必然性、因果性了。
是不是当年赣人掏遍了别人的口袋,今天赣人的口袋就只能被别人掏空?
是不是当年我们有过簪缨世族,且有壮士般左牵黄、右擎苍,奔逐于大野之上的意气风发,日后我们就注定要步履踟蹰,脸色凄惶,犹如一个破落户子弟?
暂且还是让我们回到那辉煌的年代中去。
如同“文革”中随着一个个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喝过迷魂汤的亿万中国人,无比真挚无比激动地憬悟着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日子;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五湖四海的江西人,滚着浓浓相思的血脉,都在那些天里饱绽——每年的农历八月一日至十五日。在赣地的民间传说中,东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八月一日这一天,许逊全家几十口人,连同房屋和鸡犬一起升天……这半个月里,刚刚被金色镀亮的秋风中,一个江西与无数个江西,车马纷至,不绝于道,鼓乐喧天,势若潮涌。尔后,都匍伏在万寿宫殿上,顶礼膜拜,静默无哗,香烟缭绕,烛光通明……
流布四方的赣人,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更重要的是,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做买卖还是独步于江湖,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每当人们生活与生意受挫,或者生活圆满生意昌隆,不必去拜一统天下的观音菩萨了,而是从江西福主镇妖除邪的救世精神中,就可吸取重整旗鼓、心系苍生的人格力量。自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尽管他们此时官运亨通,炙手可热,可有解缙在前严嵩在后,心里却多半敞亮:宦海浮沉,风云多变,谁都难保不会马失前蹄,再回去吃四两老米……
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南京的万寿宫,规模也不小,据老人们说,其显著特色是真君塑像端庄凝重,我琢磨它大概就是革命先烈随时准备要去就义的样子……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不像宫廷建筑一定要端着副天皇老子的架子,它不拘一格,可以辉煌,亦可以朴素,可以飞甍翘檐于通衢大邑,香火映红一角天空,亦能一身短打深入于广袤山野,如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岚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
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
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它们附设于一座座大小不等的万寿宫,大抵为江西各地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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