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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许倬云讲演录)
分类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中国政治
作者 许倬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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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现代性的多种面相、中国文化的主干与分枝、历史与未来,在许倬云先生的演讲与对谈中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许先生处处彰显知识人的社会关怀本色,正可谓“与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的讲演和讲学的结集。

内容推荐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的讲演和讲学的结集。许倬云先生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听者和读者对历史事件做宏观的思考、判断、分析及归纳,其核心旨归则不离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文字间不时流露对国家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关怀之情。

作为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许先生视野宏阔,学识渊博,加之为人亲和,讲座与对谈时让人如沐春风,内容又包罗万象,受者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提示,与一般课堂评论截然不同,诚可谓“与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希望《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的出版,可使历史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经由先生的指点,得以宏观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培养面对未来世界的智慧。

目录

演讲一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演讲二 多样的现代性

“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课程

第一讲 困境与转机

第二讲 知识分子暨民族主义

第三讲 唐宋之变

第四讲 考古与上古史研究

第五讲 荀学暨道教

第六讲 情理与律法

第七讲 理学修身·儒医关怀

第八讲 精英地方化·五四运动

第九讲 斯文·死谏·同心圆世界观

试读章节

变局下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是有理想志业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类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及晚明。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两次“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人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回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原有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一直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712—770)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霓裳羽衣也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768—824)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1130—1200)和明代王阳明(1472—1528),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位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死后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又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1527—1602),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悖反。又如王艮(1483—1541),提出理想社区,是社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1610一1695),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改革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三个人,都出现于明朝末年。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期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经济形态产生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19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这个大挑战。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1858—1927)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回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1837—1909)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1866—1925)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

P7-9

序言

本书是我在台大讲演集的大陆版,原书是2006年我访问台大时的两次讲演,加上和同学们的一些讨论,书名是《傅钟回响》,由台大出版中心在2008年出版。我是台大的毕业生,曾经在母校服务过一段时候,后来也多次访问母校。2006年的访问,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母校。因此,也可以算是我对母校能稍尽绵力的最后一回。过去访问台大,都是正式开课。这一次访问,经过历史系吴展良主任的安排,却稍微有一点特别:在历史系开课,修习的学生都是研究生;而且除了在讲堂上同学作报告、我加以评论外,下午还另和同学有单独的谈话。在这一学期,实际上我从同学们那里受到的启发,还多于我给他们的协助。甚至可以说,开了一学期课以后,我又一次从母校获得不少进益。为此,我向母校以及吴展良教授和选课的许多同学,致以谢忱。

那两次讲演,一次是讲知识分子目前和未来的角色,另一次讲多种多样的现代性,其实都是有感而发。中国长久有学者关怀社会的传统,在过去时代,学者们是士大夫,后来就成为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这些以追寻知识为志业的学者们,曾经发踪指使,也曾经针砭批判;无论书呆子的意见是否适当,至少他们的用心是为社会作一个理性的指引和纠正。在近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甚至金钱。知识分子变成专业人士,他们个人的收益可能相当可观。但是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的立场,为政权、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现在,科技昌明,知识的作用,影响人生既深又广。如果知识分子不具社会良心,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发挥知识的潜能,他们就成为科技世界内的新“婆罗门”。那篇讲演,我正是为台湾学界已经呈现这个趋向而忧心忡忡。

另一篇讲演,是有关“现代”的多种多样性。近百年来,中国努力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可是,“现代”两个字的含义,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的发展方向;走向现代,几乎就是西方化的同义词。我在这篇讲演中,也特别指明,西方近几百年来发展方向,有其历史特定性;世界各处承受西方压力及因此发生的响应,也有其历史特定性。天下没有真正所谓“现代”,“现代”时时在改变。甚至于也没有特定的西方,因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将永远赶在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后面,当人家转方向时,我们还在原路追赶。这一危机,近百年来,中国似乎一直视而不见,近六十年来,海峡两岸种种做法,也脱不开这个盲点。

以上两个讲演,是历史问题,但也是未来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认识过去和目前,我们将一直在蒙着眼睛走瞎路,知识分子如果不担起社会良心的责任,则这种新“婆罗门”,对社会的进步和预防社会发展的错失,都将无所贡献。

本书后半段,每一节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课题有关系。因此,各节之间看上去相当散乱,彼此并无关联。可是,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种种面相,其实彼此相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种种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有心的读者,大概可以发现,在我的回答中,其实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连接在一起看。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不容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学门,如果各科之间互不相干,我们的努力永远只是盲人扪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体。只有理会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们个别的努力,才可能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解。

我进入台大读书时,只有十九岁,今天我是八十岁了。回顾整整一个甲子,当年一切,师生际遇,许多细节,宛然在目。尤其怀念到当年的老校长傅孟真先生,他虽然只担任两年校长,但他对台大的贡献,后人无与伦比。他尽心尽力为学术、为社会正义、也为了教育青年学子,呕心沥血,在五十四岁的壮年,劳累气恼,就撒手而去。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内,能如他一样,替社会、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最重要的,傅先生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典型;曾经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上,他出的题目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傅先生的一生,确实是做到了死而后已。台大校园有个傅钟,正在文学院的面前,是为了纪念傅先生而建。我们在那钟声下长大,我一生工作,也时时不忘傅钟代表的激励,原书书名《傅钟回响》,正是表达了我的心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改换了书名,我也理解,大陆上的读者,不明白“傅钟”两个字对我们的意义,可是我必须在此说明,以表达我自己对老校长的怀念和感激。

许倬云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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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4 11: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