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神话(插图本)》由张建伟著，以史家胆识小说笔法，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晚清辛亥历史。

全书共十四章，包括：上帝叩门、教案、风起巨野、雾锁梨园、森罗殿战斗、验神、神仙会、宣战、北京战非战、战争等。

《最后的神话(插图本)》由张建伟著，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头一年，公历1900年，旧历庚子，因选择皇帝的接班人问题，清政府同西方闹别扭。恰在此时，河北平原农民也正大闹教案，赤地千里的旱地上，飘扬起“扶清灭洋义和团”旗帜。政府与民间合为一体，一致对外，扯开喉咙，同声说“不”，声音自然很大。后来又攻使馆，烧教堂，毁铁路，杀洋人，举凡一切外来事物，尽在消灭之中。于是就有了庚子国变。

庚子国变以闹义和团始，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满清政府被迫流亡终，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创深痛巨。事情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中国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仍在不断重复这个故事，总有新的发现。而且，每一次新发现，仍强烈刺激着中国人的心。

《最后的神话(插图本)》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修订版总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 上帝叩门

 1. 梅开三度

 2. 红衣大将军

 3. 中西历法大比拼

 4. 康熙打摆子

 5. 羊城暗哨

 6. 间谍郭实腊

 7. 伯驾行医

 8. 布朗办学

 9. 墨海书馆

 10. 同文馆轶事

第二章 教案

 1. 一个疑点

 2. 在圣人的家乡建教堂

 3. 中国人为什么要信教

 4. 该出手时就出手？

第三章 风起巨野

 1. 死于非命

 2. 寻找义和团

 3. 兵临胶州湾

 4. 神父做官

第四章 雾锁梨园

 1. 走进梨园屯

 2. 玉皇与耶稣的搏斗

 3. 两肋插刀赵三多

 4. 知县知府双探案

 S. 义和拳

 6. 干集谈判

 7. 一个口号的诞生

第五章 森罗殿战斗

 1. 神拳出世

 2. 庙会上的骗术

 3. 杠子李庄的战斗

 4. 毓贤的心事

 5. 义和团的诞生

 6. 红灯灭了

第六章 验神

 1. 袁世凯抚鲁

 2. 炮打神仙

 3. 释疑

 4. 义和团没了

第七章 复活

 1. 火与火的嫁接

 2. 王顾左右而言他

 3. 打架和打仗的区别

 4. 涞水之战

 5. 百姓放火，中央点灯

第八章 神仙会

 1. 雾锁紫禁城

 2. 国家命运一念间

 3. 出使涿州城

 4. 魔术表演

 5. 信息要命

 6. 义和团进京

第九章 宣战

 1. 战与和

 2. 脸皮问题

 3. 颐和园内鬼见愁

 4. 宣战诏

第十章 战争(上)

 1. 廊坊战斗

 2. 血染大沽

 3. 苦难的里程

 4. 津门登陆

第十一章 北京战非战

 1. 不可思议的“战争”

 2. 北堂之战

 3. 使馆之战

 4. 中国农民皇帝梦

 5. 老太后的心事

第十二章 战争(中)

 1. 最后的神话

 2. 最后的英雄

第十三章 太原屠城

 1. 为什么是山西

 2. 请神

 3. 骗鬼

 4. 屠城

第十四章 战争(下)

 1. 津门劫难

 2. 联军北上

 3. 永远正确的证明

 4. 紫禁城内一片红

 5. 神话消失的时候

庚子国变大事记

参考引用书目

后记

1. 梅开三度

1949年——关于义和团——一道分水岭，泾渭分明。此前，对义和团运动，很少的肯定，很多的叹息，称之为迷信、愚昧、落后，甚至祸国殃民。此后，对同一个运动，很少的否定，很多的赞颂，称之为爱国、勇敢、伟大。

一切都源于那个西方的上帝和随他而来的一切。自从他来到中国，一个超稳定的中国开始变化。到十九世纪末，接踵而来的两次农民运动，把上帝一刀劈成两半：

太平天国——把上帝奉为神圣的革命意识形态。

义和团——横扫一切与上帝有关的人物和事物。

上帝，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值得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他如此热爱，或如此痛恨？

上帝在中国曾经梅开三度。

1623年(明天启三年)，古长安的废墟上挖掘出一块奇特的石碑，经鉴定，是《景教流行中国碑》，有序言，有颂文，是基督教早在千年前便在大唐帝国传播的确证。可惜，上帝与中国的这第一次握手，除了这块石碑，再也没有留下别的任何痕迹。只好这样想象：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肯定很是宏阔，因为盛唐时代的中国，对待异域文化，宽容优渥，容纳百川，气象恢弘。然而，这历史太过模糊，其盛如何，其衰何因，其断何时，莫可名状。

过了六百年，也就是《景教流行中国碑》得见天日的那个时代，明朝末年。借海上丝绸之路的方便，上帝的仆人们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传教士们在中国留下了无尽的苦难、无上的辉煌以及最奇特的经历，持续时间达两个半世纪。那时，他们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可以依靠，一叶小舟投向怒海，一匹单骑跨越荒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在这次“上帝发现东方”的奇异冒险中，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勿略是第一人。1541年4月7日，他从里斯本启程，到东方传教。他仆仆风尘，在亚洲各地，步行十万里，却只能在中国的周边转悠。11年后，1552年8月，最后一周，他登上离广州仅30海里的圣约翰岛，准备登陆中国。但明朝的海禁使他不能前行。他在岛上徘徊到12月，在该岛的一个茅棚中仙逝。他在完成他的使命前献出了生命，仅留下上帝“远征”中国的崇高理想。

前仆后继。许多传教士都曾踏上沙勿略仙逝的圣约翰岛，眺望着那块中国边境的界石。一位传教士叹道：“哎，磐石呀磐石，什么时候你才能开裂！”终于有一天(沙勿略死后29年)，利玛窦来了。这一次，西方的上帝变成了中国人。他穿起儒服，戴上儒巾，刻苦学习中文，同时，使用了贿赂、收买、道德感化等一切手段，终于获准入境中国，在南方的肇庆开教。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汤若望等一批传教士，沿着利玛窦的脚印，小心翼翼地由南而北，从边缘向腹地渐进，终于在北京获得了立足点。

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苦难与辉煌并进的时期。他们穿越了明清之交的战火，遇到了引导中华帝国进人全盛时期的康熙大帝，走过了上帝在中国最辉煌的17世纪，最后，在18世纪被逮捕、被驱逐，被赶出了中国。

这是一个上帝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每一名传教士在中国发展教徒的数量居然达到4600名，到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上帝在中国的信徒已达30万之众。

这一时期，未闻“教案”——教徒与非教徒发生的纠纷案件，但见“教难”——由清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禁止、迫害和驱逐传教士的事件。从康熙末到道光中，清廷五世禁教。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驱逐教徒，传教士们被迫转入地下。但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组成传教游击队，穿越层层封锁线，一次又一次，秘密潜往内地教堂。真不幸，r785年，4个前往陕西的基督教徒，刚刚走到湖北，便被逮捕。其时，陕西正闹回乱，传教士们的秘密行为很容易被看成“地下党活动”、反政府行为，遂引起朝廷疑心。于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一次全国性的对传教士的“严打”行动开始了。1801年，最后一名西班牙籍传教士死去。遍体鳞伤的上帝结束了在中国梅开二度的历史。

1840年，西方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4年后，西方列强终于迫使道光皇帝发布上谕，解除传教禁令。一个在战争中被打败了的皇帝不再有说“不”的权力。据说，当时的大清帝国，没有翻译，在条约谈判时，担任中外双方翻译的，是精通汉语的西方传教士。本来，双方口头商定，传教士只准在开放口岸和地区传教。但担任翻译的传教士偷偷加上了“内地”二字。等到中方发现这一欺骗行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经双方签字的条约文本成了必须执行的法典。

在如此“法律”保护下，上帝在中国死去活来，梅开三度。欧美来华传教士和发展教徒的数量猛增。到义和团运动终于爆发的1900年，在中国的洋教士几达4000人，发展中国教徒近百万。这一时期，未闻“教难”，但见“教案”——与梅开二度时期相映照——上帝在中国翻了个180度的筋斗。

于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上帝的实相被画为两个不同的面目。

1840年之前，上帝的脸好温柔，好可爱，他的仆人——那些传教士们好乖，好懂事儿。允许他们传教，他们高呼皇恩浩荡。不允许他们传教，他们无怨无悔。朝廷需要他们，他们招之即来。朝廷讨厌他们，他们挥之即去。打他的爱脸，他把右脸也给你。不需要他的宗教，他给你需要的科学。总之，这些传教士们很好很好。因此，朝廷的官员禁止传教便是保守，皇帝迫害传教士便是残暴，至少是不宽容。不能说传教士们没犯过一点错误，但总是对多错少，成绩是主要的。不能说中国皇帝禁止传教和迫害传教士们就没有一点道理，但总是理屈辞穷，没那么理直气壮，说起来，带着点不好意思。至今，北京市委党校大院内，留着这些传教士们先驱——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墓地，有碑文颂词，供人瞻仰。

1840年之后，上帝忽然变脸，变得面目可憎。他的仆人，那些传教士们好狠毒，好可恶。他们跟着帝国主义的炮舰，一路轰进中国。他们传教不过是幌子，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他们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西方间谍，每个人都像"007”。他们是手捧《圣经》的杀人不见血的魔鬼。他们发展中国教徒，不过是让他们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建设教堂，为的是建立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基地。他们的育婴堂，是残害中国儿童的秘密场所，剜孩子们的眼，挖孩子们的心。他们的医院，是杀害中国人的基地，怀孕的女人来了，他们刮胎以制药，生病的男人来了，他们取肝以生吞。总之，这些传教士们很坏很坏。不能说他们中没一个好人，但总是坏的多、好的少。不能说他们没做一件好事，但做着好事的也不那么让人放心，总之是居心叵测。因此，倘若是中国人杀了洋教士，那肯定是该杀，非杀不可。倘若是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发生了教案，不用说，肯定是教徒欺负非教徒。至于洋人教士依靠官府，仗势欺人，中国教徒狗仗洋势，鱼肉乡里，更是这些上帝的仆人们的典型特征。

就这样，两个上帝，两段历史，两种行为，黑白分明，不容分说地走进了教科书中的中国近代史。但这就是上帝在中国的一切吗？在这些爱憎分明的价值解说之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还应该知道些什么？以下所述，不过传教士在清代中国的鳞爪。然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P001-004

二十世纪头一年，公历1900年，旧历庚子，因选择皇帝的接班人问题，清政府同西方闹别扭。恰在此时，河北平原农民也正大闹教案，赤地千里的旱地上，飘扬起“扶清灭洋义和团”旗帜。政府与民间合为一体，一致对外，扯开喉咙，同声说“不”，声音自然很大。后来又攻使馆，烧教堂，毁铁路，杀洋人，举凡一切外来事物，尽在消灭之中。于是就有了庚子国变。

庚子国变以闹义和团始，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满清政府被迫流亡终，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创深痛巨。事情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中国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仍在不断重复这个故事，总有新的发现。而且，每一次新发现，仍强烈刺激着中国人的心。

当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面对中西冲突，总以为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非要诉诸战争不可。而实际上，在庚子年间，中国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常常受人欺负。这没办法：两个平等的国家外交，外交就是力量；两个不平等的国家外交，力量就是外交。西方强而中国弱，外交自然不会平等。只是欺负得太狠了，弱者拍案而起，挑战强者，虽属以卵击石，感情上势所必然。这就是民族大义。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冲突，在感情上，仍作如是观。然而，人要有感情，更需有理智。一边高呼着“不”，一边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那结果不是悲壮，而是可笑，虽然笑的时候，会有眼泪淌出来。人有嘴巴，说“是”说“不”，悉听尊便，只是别变成闹情绪，淹没了理智。总之，说“不”之前，以理直气壮为好：不仅真理在你的手里，而且你确实有力量把对方给灭了，旁边最好还站着一个执法公平的好裁判。

另一方面，下面两点也供参考：

第一，当有人鼓励你说“不”的时候，要想一想他的动机。当年慈禧太后和肇祸大臣鼓励义和团说“不”，各有各的私心，总之是要民众当炮灰，决非鼓励爱国主义。

第二，当成千上万的民众打着旗帜拥护你，说他们“刀枪不入”，定能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时候，你也要当心。你要听听天气预报，是不是大早了，或者大涝了，老百姓挨饿了，而且他们又不敢说别的，只好顺着你的情绪，讨你的欢心，好从你那儿弄碗饭吃？

总之，沉思会减少盲目，理智能弱化情绪。100年来，许多中国人将西方妖魔化，同时，许多西方人也将中国妖魔化，那结果，便是不断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人民在冲突中饱经苦难。这种中西双方“互相妖魔化”的严重性，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本书倘有意义，当在这人生(也包括治国邦交)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吧。

1998年6月24日于北京西坝河

义和团运动，中西关系史上一个难以平复的创伤，至今那伤疤仍在，时时提醒人们警惕点什么，或者呼喊点什么。然而，对那疤痕的评价却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史家或文学家，不断地对那伤疤指指点点，做出新的历史的或民间的话语诊断。根据史家的归纳，大体上说，有五种观点。

基本否定。主要发生在世纪之交和“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仍然风起云涌，但这一时期对义和团的评价却是愚昧、落后，视之为科学、理性、民主和一切现代文明的对立物。人们认为，必须把义和团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严格区别开来。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章太炎、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等。

基本肯定。主要发生在1921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了一批持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伟人，他们以阶级分析的观点重新看待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义和团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其反抗精神便值得推崇，即使有缺点，也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因此是革命的，正确的。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瞿秋白等。

大唱赞歌。1949年以前，持这一观点的人物不多，以辜鸿铭为代表。他说义和团的兴起正是向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开战，是为了文明社会的长远目标，是保护欧洲文明免遭毁灭。但老实说，辜氏的背景有点复杂，他的话在欧洲有些反响，但在国内，多被视为臆语。最近有辜氏的文集已经编译出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大肆神化。谁也没想到，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对义和团的神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中，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义和团从此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反帝爱国英雄，任何对它的批评，甚至拔高不够，都有“卖国”之嫌。这时，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创作了许多所谓“真实的”义和团神话事迹，至今还能使我们感到它们的“伟力”。

分析批判。这是80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的新现象。基本肯定义和团的反帝倾向，但否定其迷信、落后和盲目排外。但阅读几多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史学讨论文集，这种新的史观似乎并没有占到主导地位。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呢？老实说，我少年和青年时代正是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可以说，耳濡目染的都是义和团神话。但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初，看到了“五四”先贤们的著作，尤其陈独秀先生的义和团史论给我以极大影响。

根据他的记载，那天是1918年10月15日，陈先生正病着，忽然“族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闹，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北京的学校全放假了，一连放3天，原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北京正在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中的一员，因此，协约国的胜利，似乎便也是中国的胜利。

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

所谓“石头牌坊”，就是“克林德碑”，建在崇文门大街上，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

陈独秀先生不愿加入这庆祝的行列，因为，在他看来：

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

于是，尽管病着，他还是提起笔来，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克林德碑》。他说：

原来，这块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议和时设立，向德国赔罪的。为何要设立这块碑向德国赔罪呢？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为须要中国在克林德就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

现在德国的民党，正在要革那皇帝和军国王义的命，协约国乘势将德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已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以今天的眼光看，陈独秀先生的议论算得激烈。但他对义和团在中国发生原因之看法，至今仍是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宝贵理论财富。在他看来，义和团发生的原因，从文化上看，共有5个。

道教。“义和拳真正的匪魁，就是从张道陵一直到现在的天9币……道教出于方土，方±出于阴阳家。我中华国民种种迷信邪说，普遍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土造成的。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邪说的结晶，所以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的谕命来灭洋人也。”

佛教。一方面是佛教的超灵世界，“承认有灵魂世界，可以左右物质世界”；一方面是秘密宗的种种神通的迷信，所以“义和拳请的神，也把达济、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

孔教。“孔子虽不语神怪，然亦不会绝对否认鬼神；而且《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义和拳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样的意思吗？”

中国戏。这是儒释道三教归一的。义和团所请的神，多半是戏台上画着脸谱的好汉，如关羽、张飞等等，“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非是鄙人信口开河罢！”

仇视新学。这不必说，义和团和纵容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朝廷大臣，都是新学的反对者。

以这过去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这因果分明的事实，非是鄙人杜撰得来的。以过去的因果推测将来，制造义和拳的五种原因，现在都依然如旧；义和拳的名目，此时虽还未发生，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得将来义和拳不再发生吗？将来义和拳再要发生，保得不又要竖起国耻的纪念碑吗？

随后，陈独秀先生列举发生在当时社会的许多迷信，阴阳无行、奇门遁甲、气功奇功、算命卜卦、风水先生、求符设坛，等等等等，都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陈先生说道：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树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这是陈先生文章的结尾。但我看他的结论是明晰的，这就是建设民主科学的道路。这也是“五四”一代人奋斗终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还远远没有看到它的尽头。

看来，我们今天所见、所知、所感的许多事情，我们今天所困惑所追求的东西，我们的前人似乎困惑过了，追求过了，只是我们似乎忘记了，或者因种种原因，再不愿提起。我们倒愿意拿来许多西方人的研究成果，说，瞧啊，人家外国人都说义和团是好的哩，你是中国人，怎么反倒说义和团迷信、愚昧，这不是……等等等等。

我老实承认，我对西方某些学者对中国义和团的叫好声感到困惑，我对他们的所谓“民俗目光”也感到困惑。据说这目光是平静的，中国的学者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目光，才能让自己的学问走向世界。但我想问一句，如果这义和团发生在西方，整天装神弄鬼，并把他们的国家“爱国”爱得发了疯，爱得亡了国，他们是否还能有这样冷静的“民俗”的研究眼光，并怀着一肚子理解来打量它？而对某些中国学者学到的这等功夫，我只有钦佩而已。

我老实承认，听到、读到、看到、经历过100多年的痛苦、希望、追求、奋斗、挫折以后，我确实还有满脑袋的“传统史观”，总是禁不住要“以史为鉴，可知兴废”。据说这是“精英意识”，我倒觉得这是个“常识问题”。你挨了一巴掌，有点痛，总要痛定思痛吧。我头脑简单，总觉得所谓历史学，其实就是干这个的。别那么多的理论，别老想着把自己的学问弄到世界上去。把历史学弄成历史教训学，经常“与遗忘作斗争”，让咱中国人自己长点记性，我看这历史学家才算当了个够格。

陈独秀先生不是大历史学家，后来还成了革命家。据说他成了革命家以后，把他批判义和团的观点也改变了，就是说，从“基本否定”转到了“基本肯定”的阵营。对此，我没脾气说什么。一个再伟大的人物，跳来跳去的时候，总是有的。但我仍然总是记得他提示给我们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并对他永远心怀感激。

因为，我不愿意走后一条道路。

因此，我写出了这本不合时宜的书。

1998年6月24日于北京西坝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

——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 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