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戊戌年(插图本)》由张建伟著，以史家胆识小说笔法，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晚清辛亥历史。

全书共十章，包括：戴着镣铐跳舞；首辅被罢；操刀授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为渊驱鱼；秀才造反；袁世凯的问题；政变；老太后的心事；只一张旧船票，怎能三次登上龙船；永远的戊戌年。

《最后的神话(插图本)》由张建伟著，全书详尽描述了从戊戌变法到君主立宪再到辛亥革命爆发，建立共和政体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全景展现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波诡云谲之政局。

《最后的神话(插图本)》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修订版总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 戴着镣铐跳舞

 1.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

 2.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3.权欲在心要发芽

 4.有压迫就有反抗

第二章 首辅被罢

 1.状元·宰相·帝师

 2.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鬼子六”抱疾论翁

 4.死者与生者擦肩而过

第三章 操刀授柄

 1.毛遂自荐

 2.秀才遇到兵

 3.一支笔横扫千军?

 4.一个皇帝和一个知识分子关于改革的对话

 5.期待的与被期待的

第四章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1.帝阍沈沈叫不得

 2.万木森森一草堂

 3.新学伪经案

 4.康梁公车未上书

 5.告别革命

第五章 为渊驱鱼

 1.改革的太阳亮了

 2.抓了一个反改革典型

 3.兔子要吃窝边草

 4.王照的苦心

 5.但闻新人笑，哪管旧人哭

 6.《密诏》疑云

第六章 秀才造反

 1.毕永年日记

 2.诡谋直记(上)

 3.泪洒乾坤焉置我

 4.诡谋直记(下)

 5.谭嗣同狱中题壁诗考

第七章 袁世凯的问题

 1.在宫廷政治中，幸运常常是伪装

 2.山雨欲来风满楼

 3.伊藤博文高吟低唱

 4.张之洞隔江劝学

 5.谭嗣同夜探袁世凯

 6.日本海上的SOS

 7.在昏暗的宫殿里，有一个可怜的皇帝

 8.王顾左右而言他

 9.解决生死问题，留下道德问题

第八章 政变

 1.一个世纪的考证

 2.告密

 3.圆明园金窖

 4.伊藤博文触电

第九章 老太后的心事

 1.三审光绪皇帝

 2.只一张旧船票，怎能三次登上龙船

第十章 永远的戊戌年

 1.逃出虎口

 2.与孙中山的决裂

 3.康梁反目

 4.两个康有为

 5.诸天游

戊戌变法大事记

引用参考书目

后记

2 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6月15日(变法第5天)，慈禧太后把3道谕旨交给了光绪皇帝。

她已经归政10年，但朝廷的许多大事情，她还是要参与意见，并通过皇帝的朱砂御笔，以皇帝的口气下达朝廷。

这是10年前光绪皇帝亲政的第一年留下的一条他终生没能摆脱掉的“尾巴”。

当时，慈禧下达了“撤帘”的指示，请已经长大成人的光绪亲政，而她本人要退居二线了。

按照惯例，皇帝应该谦虚一番，说自己没有亲政的能力，请多年来代表自己管理朝廷事务的太后继续“垂帘”。

也是按照惯例，太后应该“固辞”，说按照祖制，皇帝既已亲政，太后就应该走得远远的，不再管朝廷的任何事情。

这本来都是官面文章，不料，慈禧在中途拐了一个弯。

当光绪谦虚地请太后“不要走”的时候，慈禧叹了一口气，说：“我理解你的难处。这朝廷的许多大事，你一旦接手，还真是难为了你。那这样吧，以后有什么大事，你不好拿主意的，来问我，我自然还是要帮你的。”已经溜出怀抱的权力，轻轻一句话，又搂回怀中。

以后的10年间，慈禧太后果然经常“帮助”光绪皇帝拿着一个又一个的主意。这不，她又拿出了3个主意，让皇帝定夺。光绪把那3张纸头扫了一眼，心尖立刻就刺痛了。

从表面上看，这3道谕旨似乎都没什么。

第一道：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第二道：以荣禄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将于本年秋间到天津阅操，命荣禄预备一切。

第一道谕旨不就是一个礼仪吗？皇帝任命了官员，到太后面前来谢一个恩，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第二道谕旨不就是任命了一个外省的总督吗？而且，荣禄已经是大学士(名义上的宰相)，但他不要在朝廷里当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而自己请求去当个直隶总督，愿意为朝廷干些劳累辛苦的活儿，太后不过顺水推舟，同意了荣禄的请求罢了，有什么不可以？

第三道谕旨是什么？阅操。可说穿了，那不过是太后想到外面玩一玩，散散心。而且，这事已经议了好久了：朝廷中有许多大臣不同意太后和皇帝外出阅操，认为有失仪统。但太后听说此次阅操是乘火车去，立刻动了凡心，说：“我从没坐过火车。一定很有意思。”力排众议，非去不可。这谕旨也不过是她要完成一次游玩的心愿罢了，似乎更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这样理解这3道谕旨，谁就不懂大清朝的政治。

第一道谕旨决不是一个简单礼仪，而是慈禧太后公开宣布：她从皇帝手里收回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谢恩”，不错，你被任命为朝廷的大官，你要到太后面前谢恩——这礼仪的背后是整个专制皇权的几乎全部权力。一个专职国家是如何运转的？一靠礼仪的表率，二靠人事的调配，仅此而已。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表面温和的礼仪背面，紧贴着一双握有人事权力的铁掌。“谢恩”，不错，谁任命的向谁谢恩，这才是“谢恩”二字的全部内容。因此，慈禧通过“谢恩”的礼仪向大小臣工晓示：人权掌握在我的手里。这是她在同意给光绪进行变法的“事权”后，对皇帝进行制约的第一个手段。它所显示的意义再明白不过了：你可以有进行改革的“事权”，这不是你发牢骚时要的吗？那好，给你。但人权在我的手里。“事”是“人”办的。你办你的“事”，我管你的“人”，你办的事情还能翻了天？

那第二道谕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命。直隶总督是一个地方大臣，也就是一个“外臣”，但他不是普通的外臣，他是全国疆臣的领袖。北洋大臣更不是普通的大臣，他是掌握军队的大臣，包括掌管保卫京师的禁卫军。荣禄是谁？他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他掌握着军队，意味着什么？再明显不过了：军权操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进程中，谁知道你今后会改出个什么东西来。现在，你改吧，你有进行改革的所有权力，但我有控制改革的所有权力。靠什么？靠军队。在前台进行改革的是统治者，在后台控制军队的是掌握统治权的人——戊戌变法刚刚开始，一把手枪就顶在了皇帝的腰眼上。

那第三道谕旨与第二道的含义同出一辙：“阅操”就是阅兵，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这是常识：只有真正握有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慈禧让光绪皇帝陪着她到天津检阅在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诸军，其目的就是向军内外传播一个重要信息，即兵权掌握在我慈禧的手里，全国的军队都必须听我慈禧一人指挥。

明白了：昨天，你答应给我一只仙鹤，今天，你送到我手上一只野鸡。昨天：我还眼睁睁地瞅着：一只叼着权杖的和平鸽会通过改革欢欢喜喜地落在自己的手上，仅仅隔了一夜，忽然飞来了一只老鹰，“嚓”地一声，把鸽子，还有它嘴里的权杖，全给叼走了。

简约的3道谕旨，像3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光绪皇帝的头上。5天来太后支持改革所给他的好印象，在一刹那间化为乌有。

但光绪皇帝一声没吭。他乖乖地接过了太后给他的谕旨，取出只有皇帝可以使用的朱砂笔，一字未易，把谕旨抄写了一遍，当天就颁发了下去。

慈禧太后瞅都没瞅他黯然神伤的样子。她养他养了二十多年，这种样子她瞧得多了。她根本无须运用什么缜密的心思，凭经验，就能穿透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他的皮里，探索到他的心情，穷究出他的思绪。她能肯定：在皇帝寂静的外表下面，有巨灵的搏斗，龙蛇的混战，幻象的萦绕。

“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皇帝呀！”

可能，在慈禧的心里，有时动一下这样的心思。但这肯定只是一刹那问的慈念，转眼就会淹没在她永不餍足的权力欲中。

一切实干家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手掌之上，一切思想家则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头脑之中。慈禧无疑是一个实干家，手掌上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如何能够甘心？让皇帝在他的思想中永远想念他的实权吧，慈禧太后却永远不会给他机会！想借助改革把全部权力收归己有，把扶着你走了10年之久的老太后扫地出门，妄想！P006-008

在我的印象里，康有为先生是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给我们带来了真理、勇气和智慧，于是便在1996年写了康先生和戊成变法的事儿，并在1997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就在获奖的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写作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

那天是1997年12月26日，我正在香港购物。1997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我曾经两度赴港采访，这是第二次。那天是圣诞节，我到宝丽金的专门店淘了一堆CD后就钻进了书店，然后就发现了黄彰健先生。

我早就知道黄彰健先生，他是台湾的戊戌史研究专家，他写了一本《戊戌变法史研究》，大陆曾有介绍，但我始终没找到此书，在写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时，我去过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而那篇历史报告就在没有看到黄彰健先生的书的情况下，写了出来。

现在，我发现了他的书，自然如获至宝。那本书有A4复印纸那么大，封面是灰色的，没有图，只有一些字，写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黄彰健”。翻开扉页，又知道此书是“‘科学委员会’资助”出版的，怪不得灰不溜秋的，像本大学生用的讲义。再看出版时间，是1970年，书里的部分纸张已经被水洇过，估计在书店地下室里压得过于长久。但价格却很贵，120港币，便和书店的经理砍价，无论如何砍不下来，说是只有这一本，已经绝版了等等。我自然不相信，但咬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便读这本书闱0读了序言，我便再也高兴不起来。

黄彰健先生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伪造衣带诏，对外伪称保皇……并否认突围颐和园。他们将游说袁世凯武装夺权，亦说成为保光绪；将政变的责任完全归之于旧党。”

这指控是严重的。此说如果成立，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戊戌变法史，将有另外的一种写法。

然而，戊戌变法的历史已经过去整整100年了，我们为什么会始终因袭某种既定的历史结论——大陆毕竟有那么多戊戌史研究专家——而没有丝毫的检讨呢？黄彰健先生说，这很难说是史家的错处，他也是看到《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许多开放的清代档案(包括微缩胶卷)以后，才敢于“深入讨论”。以前，他也是多“尊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自编年谱》及《康有为戊戌奏稿》”。现在他发现，他过去尊重的这些史料，许多都不真实，甚至有精心伪造的痕迹。

首先，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从事的是“革命”，戊戌变法开始及以后，他要搞的是“改革”。这当然不能截然分开，但改革与革命毕竟不仅仅是不同的两个词。“革命”在当年等于“造反”，因此，“不能不玩弄两面手法”，也因此，“分析他们的政治活动，不能仅依据他们对外公布的文件。康有为最懂得‘文兴而实不兴’，我们须仔细揣摩他的话的真实含义。这是治戊戌变法史时感到的第一点困难。”

其次，“康、梁最懂得‘时措之宜’、‘与时偕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固定性。康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他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们不可将他的策略看得过分简单。但其意旨所重，仍不能不加以揣测。由于他思想复杂善变，我们分析他的政治活动，对他的某些主张我们有时又不能太执着；对他的意旨的揣测，我们有时似不宜说得太肯定，似乎如此才符合他的内心。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二点困难。”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戊戌变法事，往往凭记忆，所记史实发生年月及先后次序，常有错误。“而事件发生的正确日期的考得，往往可使若干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些日期的考得，极为不易。这是研究戊戌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三点困难。”

老实说，看到这么困难的研究，我一方面对黄彰健先生起了敬意，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的研究，不是我所能承担的事情。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但就在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当时，我刚刚读罢黄彰健先生此书的序言，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说：我写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报告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至今记得来电中那兴奋的语气。这是中国首次颁发“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名字与鲁迅先生连在一起，确是很幸福的事情。

如果不是恰在此时读到黄彰健先生的书就好了。我可能会忽略这件事情，并把我因获奖而产生的虚荣心保持下去。

如果那个奖不是和鲁迅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就好了。我可能不会因写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产生如此深深的自责。

总之，一本书和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我决定重新写作这部历史报告，于是诞生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书。  黄彰健先生的研究当然不是定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这一观点，我以为，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报告，包括我写的这本书。

那么，在写作了这本书后，我是否仍然认为康有为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呢？是的，我仍然这样认为。本书对康先生的一些历史事迹有所更正。但人无完人。对康先生，对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理应如此看待。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按照历史叙事时间，本书是我的“历史报告·晚清篇”中的第一篇，就讲讲我是怎样写起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来。

最初的写作动机发生在90年代初。那时，十分闲极无聊，便读书，终于钻进了晚清史料的故纸堆里。我忽然惊喜地发现，这些被史家以外的读者视为废纸的东西，如果挑挑捡捡一番，原来是可以写出很好看的读物的。

起初，我本想写“庚子国变”的历史，去请教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振江先生。我象一头初生的牛犊，在陈先生面前说了一些和史家的努力完全不搭边的话。比如我说，历史可以有论著，可以有小说，论著太艰深，不利于普及，而小说又有太多的虚构，不够真实，为什么不可以有像“历史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既有一定的深度，又利于普及呢？陈先生沉吟了一下，说，这很难，不要说大陆，就是港台的史学界，也少有人做这样的工作。“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会很有意义。”他由是鼓励我尝试。我于是开始研究“庚子国变”的历史。研究了半年，才领会了陈先生说的“难”字。浩瀚的史料使我这个史学门外汉简直摸不着头绪。于是避重就轻，选了史事比较简单、线条比较明快、人物不那么庞杂的晚清立宪改革作为我的第一次试笔。这就是这组历史报告中的第四部《世纪晚钟》，当然，这次成书时，《世纪晚钟》有很多的增删和修改。

但写出来的东西总要有地方发表。不料，这成了一件比写作还难的事情。我写了前三章后，先是找了几份大杂志，都说写得“很好很好”，但要发表——时值1990年——却都踌躇。最后找了《八小时以外》，一份我给它写了十年稿的杂志。今天看来，真像一个笑话。《八小时以外》是一份休闲杂志，发表历史报告实在是难为了它。但凭我和它的老关系，主编与杂志社的编辑们都同意“看一看”。这一看，居然大为感奋，“同意发表”，但得由出版社社长“定夺”。很幸运，出版社社长对历史很有兴趣，竞细细地读了我的稿子，指出“可以发表”，但“必须有历史学家的审定，以把握史事的真伪”。

我很幸运：陈振江先生答应做第一审教。其实，陈先生为我做的事情还更多，他不仅认真审阅并修正每一章的史实，甚至《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的名字(当时发表时的名字)也是他亲自敲定的。我知道，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许多史学家对我的一些有关历史的看法给予了宽容。他们认为历史是可以讨论的，因此我对史料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也是可以存在的。可以说，没有陈先生的鼓励和教悔，那部稿子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在一家完全不靠谱的杂志发表的这部作品竟然红火起来。许多报纸开始连载。至少有八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要求出版它。一位出版家对我说：“今后，只要是你写的历史书，你写一部，我出一部。”

但我却变得审慎起来。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不想借助这种红火的势头而粗制烂造。我必须对得起那些鼓励我、看重我的师长和读者。我开始修订我的书稿。

就在这种修订的过程中，戊戌变法的历史进入视界。

为了搞清戊戌史，我做了更努力的工作。

首先是廓清疑问。戊戌史留下了太多的疑点，如翁同龢的被罢究竟是光绪皇帝的旨意，还是老佛爷的意思；慈禧是反改革的，还是支持改革的：政变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由于有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认识，我觉得我有了重述这段改革史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袁世凯的问题。他在戊戌年告密了吗？他的告密是否导致了戊戌政变？他的一切行为究竟该如何解释？

为了搞清袁世凯的问题，我谢辞了所有出版社急于出书的好意。我决定先写一部关于袁世凯的传记，以为写作戊戌年历史的准备。

《袁世凯传》，我整整写了一年时间。当我把袁世凯的整个一生搞清楚后，我觉得，他在戊成年间的表现，可以有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解说了。用一年的时间搞清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

《温故戊戌年》就是在这样的准备下进入写作的。它在《青年文学》上摘要发表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些情况，我已经写在本书的“前言”中。

关于这部历史报告，后来也有许多评论，甚至展开了争鸣。其中欧阳明先生的称许最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就引一些在下面：

《温故戊戌年》(以下简称《温》)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故事的叙述者细敲历史，想象本真，虽非神非帝，却又胆识过人，才华横溢，是位高手。

《温》的成功在于运用史实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无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过去对戊戌变法的考量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层面，其中也。不乏庸俗政治观的判决，因此，旧有历史观还未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这段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这种政治范式化的历史却借助权威构成中心权力话语，垄断着对一段历史的言说，并凭依影视文学而普泛于民间。

《温》的崛起，“破”字当头，意欲消解旧史学与影视文学中历史政治化定论，其摧毁对手的策略是细敲历史，即通过重新拷打史实破坏旧说从而重建历史。这种细敲历史的具体方法有二：一是利用旧有史实推翻旧的结论，一是利用新有史实证伪旧的判决。

破旧也是立新。既然旧的历史言说问题成堆，那么真正的历史是个什么样子呢？《温》的这种立新之道有两途，其一便是多角度地审视历史。复杂的历史一果多因，一因众果，多因多果，如果只从一个方面理解历史，要想避免片面性就不可能。《温》不满足于只从政治的旧轨打量历史，而更愿立足于大背景，用人物心理、文化意识、社会制度等多重交叉的目光考核戊戌变法……这种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多角度地审视历史，既写出了历史人物的丰满性格，也表现了历史的复杂面貌，还原了由人所完成的历史必不可免要打上的鲜明个人性格戳记。无论破旧还是立新，叙述者均有杰出的表演。

当然，欧阳明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同样研究戊戌史的历史学家，也审慎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温》文对一段历史的破旧立新果真可以成立吗？”对此，他说：

这一切可不能由文学说了算。对戊戌变法历史本真的定夺，只能由历史学负责，所以，我们估量《温》对历史把握的价值，必须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去理解。《温》叙述的是作者心中的戊戌变法，主体性很强。《温》文的本意在以史鉴今，用一种精神来启悟现实：呼吁我们自己今天的改革要健康有

秩序地持续下去，强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自我完善！我以为这才是《温》

的立文初衷。

我同意欧阳明先生的看法。我从不讳言，历史报告当有现实意义。无论如何，我是在“现实”的位置上回溯“历史”。那么，我当然希望“历史”能够告诉“现在”：我们这一代“现代人”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历史的制约，“历史”的阴影还会笼罩“现实”多久，或者竟像马克思说的，总是“死人抓住活人”？

从这方面说，我又不像欧阳明先生说的那样乐观。我对历史对今人的启迪和今人对历史的感悟总有些失望。因为，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历史教训，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一处废墟压盖住另一处废墟。正像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是历史对历史的箴言。我不敢把这箴言藏为我个人的财富。所以，尽管失望，我还是顽强地写下去，一直到这组历史报告中的“晚清篇”能够出版。  因此，我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华沙先生，是他的鼓励使我在历史报告方面的十年耕耘，结出一个完整的果实，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

——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 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