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林编著的《1949年百年瞬间/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作为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之一，是上海档案馆研究员马长林先生的学术著作。作者站在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的唯物主义立场，选取1945～1949年之间有重大节点意义的历史时空所发生的标志性事件，通过对国共双方历史人物、事件活灵活现的刻画叙述和入木三分的分析比对，阐述了抗战结束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民心向背，再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并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切追求光明的民主、爱国、进步人士，通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曲折而辉煌的历史。

中华民族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历经109年的艰难转折，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马长林编著的《1949年百年瞬间/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在叙述这段“人世之巨变至异”的历史的时候，也试着去诠释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爱好者的共鸣。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一、黑土地的争夺

 八路军捷足先登

 蒋介石的应对

 苏联老大哥的“不义”

 最困难的时期

 形势的变化

 无奈的结局

二、从内线打到外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千里跃进

 大别山艰难的岁月

 无形的胜利

三、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

 “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

 激烈的攻城战

 城市攻坚战的先例

四、新年伊始的亮相

 截然不同的情景

 从“逼宫”到“下野”

 毛泽东的决心

五、毛泽东与傅作义的博弈——北平城命运的转折

 傅作义的困局

 王牌35军的覆灭

 动摇与试探

 傅作义讨价还价

 最后的解决

六、淮海战役的收官之战

 徐州大逃亡

 走向死亡之路

 风雪陈官庄

 民众的小车力量

七、从农村转向城市

 城南庄的惊险

 西柏坡——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群英会聚的盛会

 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

八、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的破灭

 渡江战役的策划与准备

 “紫石英”号事件插曲

 江阴要塞起义

 千帆竞渡

 巨大的后方支援

 总统府的末日

九、国民党走向尽头的统治

 短命的币制改革

 濒临贫困的公教人员

 知识分子的选择

 民族资本家的动向

十、上海，亚洲最大城市的解放

 沸腾的丹阳

 30册上海资料的收集

 攻占上海的艰难与胜利

 敌人的破坏和地下党组织的保护

 不见硝烟的战场

十一、在美苏之间

 美国的观望

 中共的外交策略

 司徒雷登的沮丧

 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从误解到接受建议

 拟议中的毛泽东赴苏

 米高扬来访

十二、建国大业

 “五一”口号引起的热烈反应

 从香港前往解放区

 李济深北上之行

 新政协的筹备

 国事协商

十三、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重庆大破坏

 刘文辉起义

 离开大陆

先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在夺取山海关后，经稍事休整和扩充，于9月4日乘火车进入锦州，消灭了伪满军两个旅，由第18团组成卫戍司令部，接管锦州，控制了辽西地区。其余部队由曾克林、唐凯率领，于9月6日乘火车抵达东北最大城市沈阳。经苏军同意，八路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并发布了安民告示，9月9日上午，八路军正式接管沈阳，成立人民政府。

此时，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正率部队由淮南津浦路回师苏北途中，于13日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也开始调少部分部队进入东北，便在14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他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①黄克诚的建议为中央制定战略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路军陆续向东北进发的同时，中共中央在1945年9月15日决定组织成立东北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各项工作，并与进入东北的苏军指挥机关建立联系，以协调共产党军队与苏军的行动。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办事处暂设在沈阳。9月15日，彭真等人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

9月19日，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此时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要在内战危险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力求争取东北，控制热、察两省，主动撤出南方的一些解放区，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摆脱被动。实施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万余主力部队控制热、察，争取东北。为此，中共中央在9月中旬又连续四次作出相关决定，分别向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增派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在调遣部队的同时，中共中央还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干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①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派遣的先头部队，由陆路和海路向东北开始了最初的进军，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约3 500人，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到达盘石、海龙地区。肖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 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市)。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第6师及第5师两个团，约8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勃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第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 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山东军区第2师罗华生部，约7 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山东军区第1师梁兴初部，约7 500人，由陆路于11月中旬到锦州以西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第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 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6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大军中，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

华中解放区和延安也向东北派出了部队和干部。原在华中解放区的新四军第3师，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兼参谋长)的率领下，于9月28日从江苏淮安出发，由陆路经鲁南、冀中、冀东北进，于11月下旬抵达锦州地区。该师下辖4个旅、3个特务团，总兵力3．5万人。陕甘宁晋绥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教导第1旅与教导第2旅各一个团及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该旅一部3 000余人，在1月底到达热河，编入热辽纵队。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等单位合计2 000余人，相继进入东北到达通化市。总合起来，由关内进入东北的部队计11万人，各类干部约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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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问，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 O()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问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歆动中国人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人彼和自浅人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人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1860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1860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1860年相比，1895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1895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人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人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1901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问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柢，立宪与革命相角柢。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1937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年、1860年、1895年、1901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与19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19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19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人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问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扦格。由于是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扦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30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170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170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170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