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琐记》是一本散文集。收入了作者叶喆民对自己的恩师益友、陶瓷考古、教育生涯、诗书艺术等人生经历的回忆与思考。作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先后师从罗复堪、溥心畬、徐悲鸿三位先生学习书画。同时从父叶麟趾教授学习陶瓷,并得到陈万里、孙赢洲二位先师的指导。曾在故宫从事陶瓷研究,20世纪80年代起,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同时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以及全国各地文物博物馆系统讲授陶瓷史及书法史课。多年来,作者坚持笔耕不辍,撰写陶瓷论文百余篇,陶瓷文献注说、陶瓷科技、考古以及书法领域的多部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陶瓷史纲要》等。此外,还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书法展览,部分论文编入专辑,多幅书法作品为海外博物馆所收藏。
《耄耋琐记》作者、陶瓷鉴定大家叶喆民先生,曾经是清代叶赫那拉氏后裔,曾经是京城八旗子弟的贵胄。曾经师从罗复堪、溥心畲、徐悲鸿三位大师学习书画,在碑帖、书法史、古诗词等方而具有极深的造诣。本书以随笔的形式,轻松而有趣地记录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点点印记。由此——我们依稀可辨那些艺坛大师的音容笑貌和动人风采,追寻想望那个即将逝去的时代画卷……
悲鸿先生谈书法
长期以来,我总想撰写一篇阐述悲鸿先生在书法艺术方面的高深造诣的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于今目睹书法园地百花争艳、新蕾倍添,而先生音容宛在心田。现就回忆所及,略记片段,聊表纪念之意而已。
悲鸿先生对于书法艺术一向极为重视,但却不同一般迂阔之论。他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地将书法比作“音乐”之美、“金石”之声。例如他在自己收藏的一部稀有的六朝残拓——《积玉桥字》题跋中开头便说:“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久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已。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故贤者乐此不疲,责学成课,自童而老不倦。嗜者躭玩,至废寝食。自汉末迄今几两千年,耗人精神不可胜数。昔为中国独有,东传日本,亦多成癖。变本加厉,其道大昌。倘其中无物,何能迷惑千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其久且远哉?”
由此可见他不仅深谙书法艺术的衍化兴衰、来龙去脉,而且比喻精辟,语重心长。他早年曾受业于康有为,记得给我看过一幅康书横幅篆字题额。上面有“悲鸿仁弟天才也“之句。康氏书法及所著《广艺舟双楫》久已蜚声艺林,而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倡汉魏六朝书法。徐悲鸿在良师的影响下非但酷爱北朝书法,更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阐发,就在这篇跋文中继续写道:“顾初民刊甲骨已多劲气;北魏拙工勒石弥见天真。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详加考虑,多方策划。妙造自然,忘其形迹。反之,自小涂鸦,至于白首,吾见甚众,而悉无所成也。古称‘业精于勤’,焉有结果相反,若此刺谬哉?无他,一言以蔽之,未明其道故也。其道维何?日书之美在德,在情,惟形用以达德。形者,疏密、粗细、长短,而以使转宣其情。如语言之有名词、动词而外,有副词、接词,于是语意乃备。”
此处提出的“劲气”、“天真”,正是他所欣赏的“妙造自然,忘其形迹”的具体表现。记得先生平时最喜谈论“天趣”、“稚拙”,联系此说可谓如出一辙。其评论对象,除了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甲骨、钟鼎文字与六朝碑板以外,本文引用的题跋原拓——《积玉桥字》,便是他平生最为喜爱的一本罕见的六朝字体。由于原石已佚,所以我当时曾借来摹拓一部。顺便将跋文抄录在后,珍藏至今。旁边墨写书小字乃是我照先生原注字迹临写而成。也可藉此看出他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学习方法.以及他治学认真、细致严格的做事态度。
徐先生对于这类字体的艺术性的推崇备至。他在这方面的爱好之笃与功力之深,我想再列举三事加以说明。 一是在他的故居客室里悬挂一幅摩崖隶书《汉杨淮表纪》的整张拓片,气势磅礴、结构天成。二是他在病危临终前,床头桌上仍放着一本《散氏盘铭》放大影印本,而且平时最喜临习。曾送我两纸《虢季子白盘》习字,可见一斑。三是他在中年流居海外的困难条件下,仍然研习魏碑不肯间断。1950年曾以他1939年在新加坡临的《魏灵藏》《爨龙颜》等碑字见赠,并且勖勉有加,发人深省。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他对钟鼎文字及汉魏六朝字体的酷好已达到坐卧与其、患难不失的的程度。
悲鸿先生在讲述汉魏六朝字体时,常以所谓“奇而正”的成语来评论其真价值。这种所谓“奇而正”、“正而奇”的说法,虽然在清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内也曾见及,但终乏深刻论证。而他在这方面则加以具体补充和进一步发挥。并且每以各种梨的味道来比喻各种字体的令人陶醉的艺术风格。记得当时我还提问“可否用各种人的不同风度来比喻各种字体的美丑善恶?”更以六朝人奇而正的“山林味”来应对先生指出的某些正而奇的“庙堂气”。先生对于这些均曾莞尔默许,至今虽已事隔三十寒暑,而此情此景宛然犹似昨日。
既然他十分重视那种浑穆天成、纵横自如的三代六朝书风,因此在题跋最后补写道:“古人并无‘笔’,更无今日之所谓‘法’。”基于以上论点,他在文中指名批评何绍基说:“今号称善书之何子贞,学《张黑女碑》才习数字,至于汗流浃背。其乖如此,误人如此,安得不去道日远乎?”
他的这种观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论过。如再对照跋文开头认为“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的一段话,岂不正是指的这类言过其实、小题大作的事例么?当然,我体会先生之评论并非全面否定何绍基字体,而是不同意其在书法上故弄玄虚而已。他的主要意图正如跋文最后一段所说:“余悲此道之衰,而归罪于说之谬。爰集古今制作之极则,立为标准。亦附以淆人耳目之恶,裨学者习于鉴别善恶之明,而启其致力之勇,其道不悖,庶乎勤力不废,克能有成。”P17-19
我生于20世纪20年代,光阴荏苒,不觉年逾九旬。回首前尘,每每悲欣交集,感慨良多。
记得杜甫《戏为六绝句》诗中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名句,暮年思之,犹觉意味深长。
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先后师从罗复堪、溥心畲、徐悲鸿三位先生学习书画。同时从父叶麟趾教授学习陶瓷,并得到陈万里、孙瀛洲二位先师的指导。
在故宫从事陶瓷研究期间,我不仅有幸仔细观摩数十万件的故宫陶瓷藏品,还曾随同孙老去上海博物馆鉴定藏瓷,得以细致考察十余万件文物,并和陈万里先生一同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同时深入考察了各地博物馆。此外,我亦曾多次独自探访全国各地名窑,1985年我率先指明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就是汝窑窑址,并予以论证,因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河南文物工作者的继续发现和发掘,从而解决了陶瓷史上长期遗留的一大难题。
20世纪80年代起,我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同时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以及全国各地文物博物馆系统讲授陶瓷史及书法史课。我在教学中始终恪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古训箴言,将多年积累的心得,直接传授给青年一代。
多年来,我坚持笔耕不辍,撰写陶瓷论文百余篇,陶瓷文献注说、陶瓷科技、考古以及书法领域的多部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陶瓷史纲要》《中国古陶瓷文献备考》《寻瓷访古漫记(上篇)》(连载于《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汝窑聚珍》《隋唐宋元陶瓷通论》《中国书法通论》《饮流斋说瓷译注》《书法进阶》等。此外,还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书法展览,部分论文编入专辑,多幅书法作品为海外博物馆所收藏。
回顾多年来的治学之路,其间虽历经坎坷,却始终心怀“不畏浮云遮望眼”之信念,此非亲历者不能知晓。记得宋代诗人陆游曾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名句,近人杨啸谷先生在其《古月轩瓷考》一书内也有“始知耳闻著书与著书太快,或不晚岁定稿,出书太早均有此失,旨哉斯言”的感叹。他们的话均可谓寓意深刻,语重心长,值得深思。
《傅山书札》有云:“伤哉吾渐老,永矢作愚公。”自忖虽至耄耋之年,犹不揣谫陋,钩沉拾遗而敝帚自珍,以不负愚公之志,抑或可如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