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朱大可的思想随笔集，有三辑：逃亡与皈依，短词辑 信念的诞生。作者以独特的文化体验的角落，剖析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关键词，突出其理想主义精神。文风热烈，浪漫而又繁复多变，同时又将学术思想的严谨性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批判风格。

第一个制造墙垣的人，假借各种遮拦危险的名义，带给人一种自我责罚的工艺。这就是建筑和建筑师的真实意义：他模仿伊甸园的结构，在人间修葺连绵无尽的墙垣。其中，天堂的墙垣不允许人进入，而人间的墙垣则要阻止人的出走。

茶是东方理性的标志。茶本身并非真理，而仅仅是引向终极关怀的道路。“茶道”就是茶的道路，它在纯净的茶室里盘桓，促使我们观看、嗅闻、品尝与谛听。茶叶在在沸水中飞旋沉浮，随后便变得宁静起来，仿佛一些细小的精灵，在巨大的静寂里向我们言说。

有一种文字和思想是非主流的，或称之为另类，但绝非应世而作，它们全都是出自个人的尊贵心灵。它们以各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呈现作者对生命、存在等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本书即属此类。

本书为作者的思想随笔选集。

第一辑：逃亡与皈依

 囚者—墙的精神分析

 遁者—足与颅的较量

 离弃—从乌托邦来，到乌托邦去

 劫持—国家巫术的魅影

 规则—遁逸者的恸哭

第二辑：短词辑

 饕餮

 娱

 请愿

 花园

 膜

 汉字

 人纹

 读

 内裤

 圆

 矩

 木

 山顶

 玉

 茶

 咖啡

 香烟

 天井

 声音

 谁

 唐人街

 迷园

 贝克特

 女胸

 瘟疫

 肺痨

 萨斯

第三辑：信念的诞生

 基督：半人半神的中间信仰者

 佛陀：虚无才是真理的最高形态

 老子：一个绝望主义大师的逻辑链锁

 终极笃信者

 孔子和他的邻人们

离弃——从乌托邦来，到乌托邦去

囚室：离弃空间

逃亡路线，或者说逃亡走廊，从囚室里面起始，向一个难以逆料的终点伸展，经历着各种样式的事物与情景，所有这些都必须被记录在案，作为制订生命策略的依据。这其实就是对一个狭长的空间条带在意念上进行分割，并为那些分割了的空间片断命名。

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起点的囚室是一个离弃空间，它强烈要求一切在其中面壁而哭的人自动离去。离弃空间是塑造反叛者的摇篮。它借助迫害性手段来滋养逃亡的伟大激情。离弃，就是退出非人的存在，向阔大的可能性宇宙作最后的一跃。这是逃亡的第一程序，它要把我们引向故事的遥远尾声。

在离弃空间只有一种操作，那就是“离”。从一个非人的重力中心，一个平衡系统的稳定点，或是一个破裂的磁场内部急促地离开，趋向空间的边缘。这里包含着与存在静止性的尖锐对抗。“离”粉碎了主体的原初状态，交给它一个有力的出发点。遁者握住它，然后把自己向外推开，像从一个暗淡的太阳那里推开一颗明亮的流星。离弃空间，就是上演着离弃悲剧的舞台。

毫无疑问，逃亡一旦成为事实，它就必须听取结局的审判：逃亡要求被它自身的最后片断所接纳，或者谛听一个事先给定的状态的响应。于是，离弃空间在其自我诞生的瞬间里还规定了另一类与之对应的在所——皈入空间的发生。它的功能是收容逃亡者和逃亡事件，使后者获得新生的静止性。

我还可以观测到与“离”截然相反的操作“返”，它意味着一个新的信念中心的诞生。在这中心的外缘，精疲力竭的逃亡者，用战栗的手指摸索着开关，要把自己拉入门内，拉入一个他在其中能够获得精神安息的宿舍。就在这个瞬间，自由再度冻结了，逃亡者迅速地死去，蜕变成另一些叫做“皈依者”的事物。

没有哪一次逃亡能够摆脱这两种空间对其本质的规定：从两个方向共同逼近逃亡事件，圈定它的长度，使它获得逻辑的完整性。反过来说，逃亡衔接了两个一度无关的事物，而这恰恰是我要加以利用的事实。离弃空间与皈入空间的相似启示了我，促使我把它们作为同一种事物。

乌托邦：离弃的动机

关键在于回答人所皆知的问题，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实际上就是向离弃一皈入空间的类型发出探询。我至少知道一个最广泛的答案，指涉了人类信念的主要式样：从乌托邦来，到乌托邦去。逃亡，就是在两个乌托邦之间作出选择。

乌托邦统治我们的历史是无比悠久的。三皇五帝的时代，莺歌燕舞、言笑晏晏，构成国家的完美样板。这就是最古老的乌托邦，坐落在种族的记忆深处，成为信念的源泉，为后世的思想大师所颂扬。然而并没有哪个人确切地指出：我们怎么会丢失掉如此妙不可言的在所。只有逃亡能够解释这样一种剧变：只有在时间里逃亡，人才可能远离那个世界，成为无家可归的历史游客。

这显然就是孔丘的特性。这个在列国间游荡的圣贤，他的全部幸福因其祖先的逃亡而遗失殆尽。孔丘独自承担了这一错误的后果，企图为人民找出返回古代乐园的入口。孔丘最后如愿以偿，因为那个人口就是他的学说。

然而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孔丘的乌托邦领域。我们仅仅生活在它的阴影里，对幸福国家作永久无望的思念。面对一个历史的空无，所有实在的离弃或皈人操作都丢失了意义，我们的信念限定于思想和符号的洞穴，正是这样的一种非实存的规定性维系了乌托邦的圣洁，使之逃脱了变质的厄运。

白乌托邦  我此刻正在触及乌托邦中最本原的类型：白乌托邦。以意念和图书为家，或者，只能被明亮的言辞所呈示；它无法改变人的生活景象，却足以照耀我们的心灵，向它交付可以言喻的希望。白就是光线的亮度与澄明性。由于光的缘故，罪恶的事物昭然若揭，良善的事物无懈可击。此外，白是玻璃的瓷器，可以被尘土或石头所轻易地否定。在这个赏心悦目的体系里充满了脆弱的气质。

我可以在这里历陈那些记载白乌托邦的著名文典。从培根的《新大西岛》，经莫尔的《乌托邦》，到约瑟夫·黑塞的《玻璃珠游戏》，或者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经陶渊明《桃花源记》，到李汝珍的《镜花缘》，这两条线索中夹带着大量由基督教士、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东方传统知识分子制造的天堂图样，它们导源于乌托邦作家对人类悲剧性境遇的极度关怀。

其中《桃花源记》，一个诗人的简短的梦境，成为中国文化理想的范本，却没有新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的任何描述，或者仅仅包含着少量残缺不全的伦理风景。它的意义仅限定在对于时间的阐释上，而这已经够了。《桃花源记》确切地暗示时间（历史）是弯曲的，并由于弯曲而形成时间岛，从一般的历史直线进程中退出和消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尽管有一条走廊（如桃花溪）可以抵达，但鉴于两种时间的相对错动，走廊的位置在空间上是飘移不定的，这就最终导致我们无法两度进入。因此，陶渊明试图表明，在人与乌托邦的疏隔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乌托邦是否实存，而是我们能否找到通向乌托邦的秘密道路，抑或有关这种道路的线索。

灰乌托邦

灰乌托邦正是这样一种痛切愿望的产物。它要尽其所能地维护住一个缺陷的好社会的状态，以便它既能够被操作，又不至于沦陷为存在的地狱。这样的乌托邦曾经大量地实存于世界史中，像分布于时间原野上的河流与湖泊。一个家室、一座寺院、一个村落、一片山林、一座城市或一个小国，在局促的时空里扭转了人的境遇。

这其实就等于把那些比较合乎人性的空间纳入乌托邦的概念系列，使逃亡者的皈入有了实在的对象。尽管灰乌托邦弥漫着大量的尘土，对它的敬意却并未受到削弱。甚至人只要从污浊的名利之场中隐退和依山而居，他就能够成为“仙人”，享用一种非凡的生活。

从历史文献中，可以观察到大量与灰乌托邦相关的逃遁事件。那些迷恋家园的人、削发为僧的人、采菊东篱的或避世山林的人，都是这样一种乌托邦的公民，从一个批判的立场出发，向实存空间中比较纯净的地点爬行，使内在信念与外部世界获得有限的统一。陶渊明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毕生孜孜不倦地谈论白乌托邦的伟大梦想，而最终却居住于一个灰乌托邦，在贫困中黯然死去。但我要说，尽管这种物性贫困是致命的，陶仍然度过了他整个生命史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宁静的世界里，人复归到了他所离开的地方，从而转化成一个握有终极幸福的人。

门与道：最初的历涉空间

现在，我要暂且放下离弃空间和皈入空间，去阐释一下第三种空间——历涉空间的意义。它包括门户、道路、亭馆等各种生动随机的事物，分布于从离弃点到皈入点之间的广阔地带，与逃亡者发生微妙难言的关系。

我要谈论的首先是“门”，这个最寻常的事物，乃是逃亡线路上的重大关隘。它与墙的联盟使人类感到无尽的困惑。门，就是一种存在状态开始或结束的地方。在离弃空间的边缘，门是提供新的机遇的墙垣，从它的缝隙里，无名的光线悄然涌入，对囚徒的存在进行了谴责。门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它要从墙的二维平面上挣脱出来，用它背后的世界的深度，对人改变自身状态的呼救作出反响。

门的哲学是最简洁的哲学。它只有两种状态：打开，或者关闭。这已经囊括了对逃亡者的基本立场：接纳，或者拒斥。而在门的家族里，只有死门坚持着后一种法则。没有谁比它更敌视人对自由的渴望，并要求人凝固在一个给定的存在中。它蕴含墙的全部本性，却拥有一个门的外在形貌，在引发了囚徒的逃亡意志和希望之后，又冷酷地打击它们，把后者推入绝境。死门是对逃亡可能性的最后消解。

一个王朝、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一种命运和一项个人哲学，都可能是死门的外延。只要我清算，我就能发现无数倒伏于死门背后的囚者，在作过无望的抓挠后死去。西西弗和格利高里，这些悲恸的灵魂正是我所说的门后的事物，因死门而成为永恒闭锁的存在，从与世界的关系中退出，而且注定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从悲剧中释放出来。

我所面对的究竟是否死门，判定这点的关键在于学会叩击和谛听。敲门，就是对门的响应提出一种要求，就是对逃亡的前景发出探询，它的声音回响于门的两边，使存在之所的空气激动并且战栗起来。贝多芬用四个最简单的音程，模仿了这一形而上的事端。

这无非就是指望唤起门的一种开放特征，以期从辘辘启动的门洞里眺望到生命的奇迹。而它完全取决于门的真实性。门，就其本质而言，是墙的叛逃，分布于离弃空间的边界上，像厚重的幕布，遮掩着未来的景象。在它背后，存在的可能性大量涌现。具备了这一种特性的门是活门，在逃亡者的热烈要求下打开，使分处它两边的事物会合：企望和企望者、未来和赴向未来的人等等。活门，就是那种能够随时从墙转化成洞的东西，它使离弃空间在被离弃中得以实现。“活”，这与其说界定了门的灵活性，还不如说标示着囚者的最初的解放。

因此活门就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事件：在某些事物苏醒和出发的同时，另一些事物则在死亡。当囚者动身出门时，离弃空间就迅速崩溃成一堆瓦砾，消失在他的步履的嘹亮回声之中，更重要的是，囚者越过了他固有的规定性而选择成为遁者。这些死亡与诞生的故事构成了大逃亡史诗的序幕。

但活门既不是关于未来幸福的承诺，也不是决定论序列中的坚硬环节，它仅仅是一种世界的透明性，预示着各种生命消息的显示。其中，向遁者说出好消息的是生门，相反的则是休门。而它们最终都要取决于人与道的关系结构。关于这点，我要稍后一些再作说明。

门的死活，或者说，它的墙性与洞性，有时是与守门人密切耦合着的。守门人，这其实是指具有门一样性质的人，在与门的亲密共处中成为门一样的事物。守门人就是门的某种人格化变体，正是他谛听并且响应或拒斥了叩者的恳求，使门（他自身）活着或者死掉。

所有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关闭和开启，这个单纯的政治操作构成了国家历史的基本线索，而它只是导源于一个门的意象。这个意象不仅支配了他的信念，而且还要支配他的继承者观察世界的方式。领袖，就是看守国门的人，并且注定要与那门合二为一，去指导他们的人民的精神生活。

什么是出门之后的阔大景象？守门人通常对此缄默不语。它必须由遁者自己来回答。在离弃空间的边界以外，道路明亮，向逃亡者吁请一种热烈的奔走。而为了一种足与颅的自由，遁者与坏的守门人的冲突将是不可规避的。破门而出的人，触犯了门的律法，这就对遁者的身份构成了两难：要么囚徒，要么罪犯，而最终他只是一个过客。因此门必须向遁者开放，否则它就是一扇死门，应当被彻底修理，以便我们同未来的道路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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