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美国青年作家约书亚·弗里斯的处女作。作品以经济衰退时期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为背景，生动再现了当代美国商业社会的独特景观。小说通过对一群广告公司职员日常工作经历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当代美国商业白领在经济不景气时必须面对失业威胁的复杂心态。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场景其实就是当前美国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的缩影。弗里斯敏锐地捕捉每个生活细节，书写了一则反映当前美国媒体时代商业办公室的真实而有趣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思媒体时代美国社会、家庭和价值观的杰作，书中语言充满调侃和诙谐，蕴涵着睿哲和智慧。

《曲终人散》以黑色幽默的调子、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形式，讲述世纪之交网络泡沫破灭时代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里的故事，描述了现代白领群体的办公室生活：无处不在的流言蜚语，裁员的威胁，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与困惑，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深层思考和惊人之举……令人忍俊不禁之后是淡淡的忧郁，纵是曲终，余音犹在。

你不懂我的心

我们这群人桀骜不驯，而且还拿着过于优厚的薪水。早上我们没有什么指望。至少那些有烟瘾的人可以期待十点一刻的茶歇。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喜欢几乎所有的人，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有那么几个特定的讨厌鬼，还有一两个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报以好感。而那些喜欢所有人的家伙则遭到众人的一致唾弃。早上免费提供的硬面包圈让我们满心欢喜，只是觉得供应的次数太少。我们享受的福利种类之多、数额之高令人惊叹，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怀疑公司是不是划得来。我们觉得迁居到印度可能会更好，或者回到护理学校。去照顾残疾人或者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虽然这种冲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发生，但从来没有人付诸行动。相反，我们会聚在会议室讨论当天的议题。

通常，活儿来了，我们会雷厉风行，非常内行地完成。有时候也会把事情搞砸。打印错误，数字颠倒顺序，等等。我们的行当是广告，细节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客户的免费电话号码中第二个连字符后面的第三个数字本应是8，但是错写成6，而且就这么拿去印刷，刊载到《时代》杂志上，读了这则广告的人就不可能即刻打电话，当天定购。即使他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们仍然要为这则广告付出代价。这是不是令你感到厌烦了？我们每天都为此烦恼。我们的烦恼绵绵无期，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消亡。

林恩·梅森就要死了。她是我们这家广告代理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就要死了？这还说不准。她才刚过四十。患了乳癌。没人知道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是真的吗？有人把这称作谣传。但事实上没有谣传这回事儿。这是实情，还有些情况是我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到的。乳癌如果在早期发现是可以控制的，但林恩可能是耽搁得太久了。林恩的境况使我们想起弗兰克·布利兹勒拉。我们还记得当时眼看着弗兰克，心里想他顶多只有六个月的活头儿了。我们叫他老布利兹。他抽起烟来简直不要命。在冰冷彻骨的天气里，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羊毛背心，站在大楼外面狂抽“老金”牌香烟。在那时候，只有在那种时候，他看上去坚不可摧。当他回到大楼里，穿过走廊的时候，我们未见其人，先闻其味，那股尼古丁的气味甚至在他走进办公室之后还弥久不散。后来他开始咳嗽，我们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可以听到这种肺部症状在日益加剧。由于他的咳嗽声，有些人每年都把他列入“名人死亡倒计时”，虽然他算不上真正的名人。他自己也知道，知道自己被加进了“死亡倒计时”，知道下了赌注的某些人会因为他的死而小赚一笔。他知道这些因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我们无所不知。

我们不知道是谁持续不断地从别人的工作间偷东西，通常是些小玩意儿——明信片、带框的相片，诸如此类。我们有怀疑对象，但没有证据。我们认为这种偷窃行为其目的不在于赃物，而是寻求刺激——类似商店扒手的偷窃瘾，或者也许是一种病态的求助行为。汉克·尼尔瑞是公司文案中惟一的黑人，他说：“拜托，谁会想要我的旅行牙刷呢？”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把一个寿司卷放在了乔·蒲柏的书架后面。起初乔对那个寿司卷浑然无觉，随后他开始偷偷地闻自己的腋窝，还把手掌贴近嘴巴，嗅一嗅自己呼出的气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断定气味的根源不在于自己。我们也闻见了。那股恶臭经久不衰，比动物腐尸的气味还要难闻。乔每次走进办公室都感到一阵作呕。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那股味道愈发不可收拾，甚至惊动了大楼的物业人员。他们在那间办公室里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那个阳光寿司卷——裹着金枪鱼、鲑鱼、大马哈鱼鱼肉和豆芽的寿司卷。麦克·波罗斯汉斯基——保安部门的头儿——不停地用领带掩住鼻子，仿佛真的是个警察在调查凶案现场。

我们经常彼此道谢。这是每次进行交流之后的惯例。我们的相互致谢绝对是态度诚恳，不带有丝毫讽刺意味。我们会说：谢谢你这么快就把事情搞定了，谢谢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会对会议组织者说：谢谢你安排了此次会议。我们很少对各种会议报以微词或进行贬损。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会议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会议都是毫无成效或漫无目的的，但是从众多会议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去参加，会后彼此致谢。

卡伦·吴经常有新鲜事儿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我们都讨厌她。她一开口，我们的眼神就变得呆滞起来。在上下班的路上，我们有时会忧心忡忡，担心自己麻木不仁、感情冷漠、缺乏同情心，毫无理由地对别人心存怨恨，只是因为他们的亲和力和友善？——这也许是事实。我们突然领悟到，我们的这份职业，每天朝九晚五例行公事，正在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是不是该辞掉工作？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或者这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注定我们的灵魂龌龊不堪，我们的精神苍白无力？我们希望不是这样。

玛西娅·德维尔因为给吉纳维芙·拉特科一德文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丽声名狼藉。玛西娅经常在开完会之后给吉纳维芙写信。有一次她写道：“跟令人郁闷的人一起共事真郁闷。”她就此打住，等着吉纳维芙的回复。但是通常情况下，每当她收到吉纳维芙的邮件却并不回复，这要花费太长时间——玛西娅是美术指导，不是文案——而是径直走进吉纳维芙的办公室，关上门，然后两个女人会推心置腹地谈上一阵子。关于令人郁闷的人的令人郁闷的事儿，我们尚可容忍的惟一一点是她首先想到向吉纳维芙倾诉，吉纳维芙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理解这一切。玛西娅本可以给她的母亲打电话，她的母亲会耐心地听她喋喋不休。她还可以打电话给她四个兄弟中的任何一个，这四个住在南城的爆筒子会非常乐意把那个令人郁闷的人狠狠教训一顿。但是他们不会理解玛西娅的处境。他们会报以同情，但这不是一回事儿。吉纳维芙根本不需要频频点头就可以让玛西娅明白她完全理解。我们不是全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获得理解是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吗？但是玛西娅收到的邮件不是来自于吉纳维芙，而是来自吉姆·杰克斯。他问：“你是在说我吗？”埃姆博·路德维格回复道：“我不是吉纳维芙。”本尼·沙斯博格说：“我觉得你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汤姆·莫那写道：“哈！”玛西娅立时窘迫不堪。在短短两分钟内她收到了六十五封邮件。其中一封是人力资源部警告她不要发送私人邮件。吉姆又一次问道：“玛西娅，请告诉我——你说的是我吗？我是你所说的令人郁闷的人吗？”

玛西娅对吉姆恨之入骨，因为早上他有时会拖着脚走到电梯边上招呼说：“我的黑鬼们，别来无恙？”他的本意是用反讽来显示自己的风趣，可他完全没有幽默的天分，只是令我们感到浑身不自在，尤其是玛西娅，特别是当汉克在场的时候。

那段时间，时常会有人用转椅推着另一个人飞快地掠过走廊。游戏之余，我们在公司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趴在各自的写字台上，专注于手头的任务——直到本尼穷极无聊地走过来站在门口，问：“你在干吗？”

他问的可能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干活儿。”是惯常的回答。

然后本尼就会用他的黄宝石毕业戒指在门框上敲打一下，飘然离去。

我们对自己的大咖啡杯简直厌恶透顶，还有鼠标垫、桌面时钟、日程表和写字台抽屉里的东西。甚至为了振作精神和寻求慰藉而贴在电脑显示屏上的亲人照片，都在提醒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时日，令人腻烦。但是当我们得到一个新办公室，一个更大的办公室，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带去，我们又会重新对一切都燃起热情，苦思冥想如何摆放各种物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心满意足地打量我们那些旧玩意儿在这个条件有所改善的、全新而重要的空间里显得多么令人赏心悦目。这种时候我们心里毫不怀疑自己刚刚做了正确的决定，尽管大部分时间我们总是三心二意。不论你把目光投向哪里，不管是走廊、卫生间、咖啡吧、餐厅，还是大厅和打印间，到处都是正在胡思乱想的我们。

在这整个该死的地方大概只有那个电动削笔器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对愤世嫉俗的人没有多少耐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有些愤世嫉俗，可悲叹自己难以置信的厄运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国内形势对我们相当有利，我们很容易弄到创业资金。供国内消费的汽车多得车行道几乎都容不下了，它们的外观很气派，让人觉得我们的孩子坐在里面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到处都在首次公开募股。每个人都认识一个银行高级职员。选一个五月的星期日，带上水瓶和安全头盔，骑着山地车在森林保护区兜风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一件事。犯罪率达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而且我们还听说先前靠救济金过活的那些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每天都有新的护发产品被推向市场，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发型师的玻璃柜，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往镜子里瞟，每个人都确信肯定有一款适合我。但是，我们中间仍然有人为找男朋友而犯愁，也有人很费劲地和他们的妻子做爱。

有时候我们会聚在六十层的厨房吃午餐。餐桌只能容纳八个人，如果所有的位子都坐满了，吉姆就不得不坐在水池边上，一边吃他的三明治，一边试图插入我们的谈话。这对我们的好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递给我们一把勺子或一包盐。

汤姆朝着桌面说：“跟令人郁闷的人一起共事真郁闷。”

玛西娅应道：“汤姆，见你的鬼去。”

猎头公司不断骚扰我们。它们用升职和加薪等承诺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中间有些人离开了，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了下来。我们对当下的前景还算满意，不想再经历重新结识一帮人的漫长过程。我们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熟悉和适应新的环境。就职头一天，听到的姓名都是从一个耳朵进从另一个耳朵出。前一分钟你正被介绍给一个长着火红头发、白皙的皮肤上爬满雀斑的家伙，还没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站在另一个人面前，紧接着又是一个。几个星期过去了，你逐渐开始把姓名和面孔对号入座，终于有一天，突然间一切都清楚了，永远也不会弄错了：那个表情热切的红头发名叫吉姆·杰克斯，再也不会把他和“本尼·沙斯博格”搞混了。你经常会在邮件和印刷材料上看到本尼的名字，但一直不清楚他就是那个身材略显敦实、面孔如面团一般、发卷像开瓶器上的螺旋、笑声短促的家伙。这么多的人，有着这么多种体态、这么多种头发的颜色和这么多种时尚宣言！

玛西娅·德维尔的发式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她听的音乐也很是令人难以忍受，那些乐队我们早在十一年级的时候就不屑一顾了，我们中间某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听的那些音乐，真是无法想象她居然会喜欢那种噪音。我们中间还有些人根本不喜欢音乐，有的喜爱谈话节目，还有相当多的人始终把频道锁定在播放老歌的电台。晚间，当所有人都回了家，当我们都进入梦乡，整个城市沉人黑暗之后，那些老歌继续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回荡。想象一下——门道里只投射出呈平行四边形的一处亮光。凌晨两三点钟，漂泊者乐队创作的一支欢快的乐曲在黑暗中回响，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正在发生谋杀、吸毒和骇人听闻的强奸案。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但还远远没有销声匿迹。早晨，我们最喜欢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又开始播音了，回放着我们最爱听的老歌。我们大都是先吃掉松饼最上面的一层碎屑，然后再吃剩余部分。这些老歌会在整个核冬天反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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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弗里斯这部使他一举成名的处女作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美国白领的众生相，折射出美国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迷惘，一经问世便获得了诸多好评，并获得多项大奖——在美国，这部小说入选《时代》周刊评出的二○○七年美国最佳小说和《纽约时报书评》公布的二○○八年十佳图书，并且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外还获得了二○○八年海明威基金会杰出处女作小说奖；在英国，这部脱颖而出的新作已经赢得“理查德和朱迪”年度最佳图书奖（理查德·马德利和朱迪·芬尼根为英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并且有望成为《卫报》小说新人奖的得主。

《曲终人散》的故事背景是世纪之交，网络泡沫破灭时期芝加哥的一家广告公司。小说以公司职员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讲述故事，充分传达出这个群体的特质。这种叙事方法虽非绝无仅有，可也称得上颇为罕见。约书亚·弗里斯用群体叙述者自述的方式，极尽荒诞离奇的语调，笔锋犀利地刻画了“我们”——一群焦躁不安，喜欢喋喋不休，散布流言蜚语的广告公司职员。“我们这群人桀骜不驯，而且还拿着过于优厚的薪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在互联网上赚钱的机会，我们也从中得到了相当丰厚的一份。”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时期，公司裁员的厄运蓦然降临到了“我们”头上。曾经以为新经济形势下的技术创新已经使经济衰退成为历史的“我们”，自以为是企业公民，有高等学位和公司的积累支撑着的“我们”，开始终日忐忑不安，如履薄冰。约书亚·弗里斯犹如把“我们”放进了一个玻璃鱼缸里，让读者洞若观火，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没完没了地聚在一起谈“八卦”；“我们”煞费苦心地填充自己的日程表，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忙碌的样子；“我们”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拿出最有创意的广告设计，争先恐后地设法在自己现有的职衔上冠以“高级”二字；“我们”还想出了种种消磨时间的绝妙方法……可以说，约书亚·弗里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白领职员的群体形象。美国作家吉姆·谢泼德不惜溢美之词，将本书与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相比拟，称之为“商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而约瑟夫·海勒写于一九七四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描写了一个处于极端疲惫、恐惧和绝望之中、整日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公司职员以及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相互关系，展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精神崩溃和信仰危机，也有人将约书亚·弗里斯初出茅庐的新作与这本书并称为美国绝无仅有的几部描写办公室生活的伟大小说。谈到办公室生活，大概不少人会联想到根据英国同名喜剧改编的美国剧集《办公室》（The Office），该剧节奏明快，用拍摄纪录片的手法记录了一群办公室白领的日常生活。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尼克·霍恩比将约书亚·弗里斯的处女作称作“《办公室》邂逅了卡夫卡”。众所周知·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最擅长描绘荒诞离奇的异化世界里忧心忡忡的个体，这一评价也颇为了得。约书亚·弗里斯用既诙谐幽默又沉郁伤情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美国公司繁琐而又无聊的生活，如同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卷，又恰似充满喧闹和躁动的狂欢节。阅读这部小说会让你感同身受，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的办公室一族都能从中找到似曾相识的一幕。捧起这本书，在不经意间，这群看似陌生的“我们”和读者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直到最后“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在和读者抵足而谈——“我们是剩下的最后两个人。只有我们两个——我和你”。

作者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是颇具匠心的，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看了对作者的采访记录，方知他为创作本书也颇费周折，酝酿了三四年之久。根据约书亚·弗里斯的观察，每个公司都倾向于用“我们”来指代自己，不论是在年度报告和公司宣传册里，还是在各种会议和内部的备忘录上，这不仅是为了显示公司的凝聚力，而且还是为了使每个人有一种归属感。这个曾经无比神圣的字眼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代名词。广告行业尤为突出，因为它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某个经销商的客户群。《曲终人散》中“我们”的声音是由个体的声音汇聚而成的，其中有汤姆·莫那——“沉溺于马提尼酒，没完没了地创作梦呓式的邮件……狂热地向往田园生活，而且还是个手持漆弹枪的恐怖分子，一个在公司里生存的爱默生式的学者”；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林恩·梅森有一种威慑人的力量，有些让人难以接近，而且她的职业化无人可比，“她个子不高——事实上，她的身材相当娇小——但是当我们晚上在家里想到她的时候，她整个人会赫然耸现出来”；本尼·沙斯博格最善长讲故事，让“我们”听得乐不可支。“我们”最喜欢到他的办公室去倾吐内心的秘密，七嘴八舌地闲扯，“在这个更为纯真的年代，在我们共有的小圈子里，琐屑的喋喋不休和天生的和蔼可亲就是英雄主义的特质”；吉姆·杰克斯总讲一些愚蠢的、毫无品位的笑话，使人感到窘迫不堪，虽然他千方百计地讨好别人，结果还是被当作白痴；几度升职的乔·蒲柏是个工作狂，“我们每天都情不自禁感到疑惑——这个乔·蒲柏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周末就像是个难解的谜，拖着长长的暗影”；玛西娅·德维尔对别人轻慢无礼之后总是备受良心谴责，毫不吝惜自己的愧疚和歉意，却惟独不向受到辱骂的人道歉；人到中年的克里斯·约珀因为被解雇而精神崩溃……这些白领职员的众生相跃然纸上，令人莞尔，而且作者对每个人的描述都用足了笔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约书亚·弗里斯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运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作为叙事主体，在“何去何从”这一部分中，描写的完全是林恩·梅森近似于神游的心路历程。而林恩·梅森是否患有乳癌正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松散的线索。就在“我们”七嘴八舌地猜测林恩是否身患绝症的时候，林恩让“我们”为一个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乳癌的认识的募捐组织设计一个公益广告，“据她所说，那是她在一个什么委员会主席的死缠滥打之下迫不得已同意做的”。可就在第二天，那个神秘莫测的项目转而要求“我们”激发乳癌患者的纵情欢笑。而“我们”则一直在怀疑所谓的“客户”就是林恩本人。就在“我们”众说纷纭，各种谣传愈演愈烈的时候，作者却把笔锋一转，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个四十三岁的独身女人，在做乳房切除手术前夕孤独无助的情状，令人为之动容。与她分分合合的男友“不仅不是结婚类型的男人，而且对做出承诺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而她在这样一个神思恍惚的夜晚，始终不能忘却的依然是他。作者营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夜晚，林恩一直沉浸在迷惘和困惑之中，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当太阳又一次冉冉升起，“整座城市如同一个无比宏大的矩阵慢慢苏醒过来，一点点阴影逐渐开始沐浴在光亮之中，直至高楼大厦、街巷里弄和远处的高速公路全都笼罩上璀璨的阳光”，林恩又重新变得坚强起来，夜晚所经历的绝望无助、孤立无援全都消失殆尽。这一章置于全文中间部分，出人意料地触及了人们心中最脆弱的地方。这正是全书的情感聚焦点，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曲终人散》只是一部别具一格的闹剧，也许称得上引人人胜。书中被诊断为乳癌的林恩不得不正视死亡的可能性，而读者与此同时也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始终贯穿全书——简妮·高詹克的小女儿被勒死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停车场里；嗜烟如命的老布利兹使本尼成了“名人死亡倒计时”的赢家……这部小说的开始部分，作者用轻松幽默、近似调侃的语言，仿佛在刻意创作一部滑稽剧，但当读者逐渐走入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又感觉这似乎是一出感人至深的悲剧。作者的本=啻=并不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哗众取宠，而是陈述群体以及个体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小说的标题（Then we came to the End，直译《我们走到了尽头》）取自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唐·德里罗的处女作《美国志》，也是别有深意。统观全书，作者摒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虽然塑造了几个独具一格的人物形象，但整部作品没有一条完整、明晰的情节发展线索，充满了混乱、喧闹和疯狂的气氛。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汤姆·莫那以身穿三件公司免费发放的保罗衬衫的特异形象隆重出场，后来又化装成小丑模样回到公司里，用漆弹枪把“我们”吓得大惊失色，四散奔命；本尼·沙斯博格发现，在工作场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当一个人说了点儿什么，听的人完全不知所云，对谈话的内容漠不关心，或者脑子里在想着别的事情，全然心不在焉，于是某一天他突发奇想，打算用电影《教父》里的台词来应对每个人的话，而且不折不扣地坚持了一整天。小说的特殊艺术形式和内容并不是为了卖弄荒诞主义的写作技巧，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主题。作者在貌似不经意的诙谐幽默的叙述中，显露出锐利的讽刺锋芒，初看忍俊不禁，细究则意味深长。它的荒诞不经、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之中包含了沉重和苦闷、眼泪和痛苦、忧郁和残酷。在物质主义盛行和精神迷乱的城市生活中，人们总觉得生存环境似乎愈来愈压抑。一边是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一边是人的生存压力日益沉重，现代人便无可逃脱地深深陷入价值困惑的精神烦恼之中，希求一个舒缓、宽松、自尊的社会生活环境，寻求传统价值的回归。作者巧妙地借助整日颠三倒四、近乎狂癫的汤姆·莫那之口，表达了现代人对性灵生活的呼唤。信仰缺失，精神委顿，情感飘忽等等都已经是现代人普遍的症候了，这部小说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精神世界的困顿，展现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并力图从对自我、自由的探寻中寻找出路。

作者在演绎这样一个严肃主题的时候，他的语调并没有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毕竟，“我们”总有时候“围坐在一起，中间放上一盒松脆乳酪甜甜圈或一袋硬面包圈，那是某个相信生活可能会变得美好起来并为此欢欣鼓舞的人买来和其他人分享的——这是穿透一切阴霾闪耀着永恒光辉的人类精神”。

这部小说获得诸多奖项并非偶然。除却思想内涵，作者的文字功底也令人拍案叫绝。国外各大报纸、杂志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多是“妙趣横生”、“引人人胜”、“诙谐幽默”，这些字眼儿甚至出现在某些版本的封面上，以示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小说，可以时时博得读者一粲。但相信等到“曲终人散”之时，读者定能感悟到其中的冷峻和凝重，转而陷入深深的思考。

李育超

二○○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