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撒哈拉》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它在歌颂纯洁、真挚、美好爱情的同时，引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作者路易斯·莱安特用充满人道主义的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撒哈拉(西班牙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风土人情；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歌颂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和仁爱之情。《情系撒哈拉》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是实现和平、繁荣、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情系撒哈拉》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属撒哈拉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面貌为背景，描写一对社会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和九死一生的历险之后，就在即将鸳梦重温的同时，却又似乎永远失去了彼此——二十多年的时空相隔，初恋时的美好记忆和浪漫情怀已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

她上午睡，下午睡，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睡。然后夜里大部分时间她却是睁着两眼度过的：一种时而警醒时而昏睡的状态，一阵儿神志清醒，一阵儿又神志不清或迷迷糊糊，时不时还失去知觉。日复一日，一连几周。已经弄不清过去了多少时间。当她清醒的时候，就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却又重新陷入昏睡中，那是一种很难完全醒过来的深沉的睡眠。

几天来，在少数几次神志清醒的时候，她听到过奇怪的说话声。她觉得那些声音来自远处，仿佛来自另一个房间，或者来自她自己梦境的最深处。仅仅有那么几次，她听到那些说话声就在身旁，离她非常近。她觉得那些陌生人讲的是阿拉伯语，但不敢肯定。说话者在那里窃窃私语。她一点也听不懂那些话，但是，那些说话声丝毫不令她担心，非但如此，反而令她感到欣慰。

思考对她来说成了很艰难的事情，非常非常艰难。只要她稍一努力，想弄清自己身在何方，就会感到一阵极度的疲倦，马上身不由己地落入可怕的睡梦之中。她努力想使自己不陷入沉睡，因为昏昏沉沉的状态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同一个形象的冲击：那是关于蝎子的噩梦。甚至在她清醒的时候，都害怕睁开眼睛，怕那蝎子脱离梦境，仍在眼前。但是，不管她怎么努力，两个眼皮仍旧沉重得抬不起来。

她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房间里的光线晃得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她这段时间一直被关在一个地牢里。她的眼皮再一次沉沉地耷拉下来。不过，眼下她终于能够分辨清楚现实和梦境了。

“Skifak？Esmak？”有人轻声地说道。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正轻声细语地对她说话。尽管她听不懂那些话，但至少那语气令她感到很亲切。她听出了那声音正是最近几天或最近几星期不断听到的声音，有的时候就在她耳边，也有的时候离她很远，好像出自另一个房间。然而，她却根本没有力气回答对方。

即使在清醒的时候，她也无法将那蝎子的形象从自己头脑中驱除出去，它已不再仅仅出现在噩梦中。她甚至觉得那蝎子正沿着她的腿肚子往上爬，她似乎感觉到了它的躯壳和脚爪。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这不是真的。她试图挪动一下身子，但却没有丝毫力气。事实上，那是短促而迅捷的一蜇，仿佛被针刺了一下。如果不是那个女人喊叫着提醒她，“小姐，小姐！小心，小姐！”她根本不会看到那只蝎子。她一边将胳膊伸进风衣袖子里，一边回头观察。于是她看到那蝎子正挂在衣服衬里上，她明白了，蝎子刚刚蜇了她。她只能捂住自己的嘴以免喊出声来，不过，后来她被那些女人的叫喊声包围了，她们有的坐着，有的跪着，惊恐万状地望着她。

她一直搞不清楚自己最后的姿势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醒来时仰面朝天，有的时候醒来时却是趴在那里。因此她意识到，有人帮她改变卧姿，毫无疑问，那是为了不让她生褥疮。她第一眼看见的东西，是天花板上墙皮剥落后留下的阴影。从一个开在很高处的小窗口那里射进一点微弱的光线。她不知道是傍晚还是黎明。在那个房间外面一片死寂。她发现，靠近另一面墙壁的地方有一张锈迹斑斑的散了架的床。她心中一惊，明白了那是一张医院里的床。上面没有床垫。一览无余地裸露着被抛弃的破烂的床屉。在两张床之间有一个白颜色的小金属桌子，看上去有年头了，表面留下一些斑驳的旧痕。女人第一次感到有点冷。她屏息静听，想辨别出某种她所熟悉的声音。白费力气，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她想说话，请求帮助，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用尽仅存的那点力气来引起别人的注意。突然，门打开了，一个女人的脸出现在门口，她从未见过那女人。她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一位大夫或护士。色彩亮丽的melfa从头顶到脚踝裹住了，她的全身。外面罩一件绿色的长大褂，所有的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见她醒过来了，那护士露出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Skifak？Skifak？”护士有点慌乱地问她道。  尽管她听不懂那护士对她讲的话，可她猜想对方一定是在问她现在怎么样。然而，她喉部的肌肉动也不能动，无法回答对方。她转动着眼睛看着对方，试图认出那裹在头巾中的姑娘的面庞。女护士喊叫着跑出了房间，不一会儿带回来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他们匆匆忙忙地互相交谈着，尽管嗓音提得并不高。三个人都穿着大褂，女人们的大褂套在大披巾外面。那男人抓住她的手臂，按住她的手腕处为她把脉。他让那两个女人保持安静。他翻开病人的眼皮，仔细地观察她的瞳孔，用听诊器为她听诊。女人觉得胸部与金属的接触有点像火烤的感觉。医生脸上流露出犹豫不决的样子。女护士刚才走出了房间，现在拿着一杯水回来了。两个女人试图扶起病人，喂她喝水。她的嘴唇几乎无法张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流进她的脖子里。重新让她躺好以后，他们看到女人翻着白眼，进入了深沉的睡眠状态，差不多在四周前，当她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当时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小姐，小姐！小心，小姐！”她在梦中多次听到那个声音，那声音对她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小心，小姐！”当时她不知道她们为什么喊叫，直到她看见那只蝎子趴在她风衣的衬里上，于是立刻明白了，她被蝎子蜇了。其他女人的喊叫声包围了她，她们捂着脸，仿佛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不幸事件一样惊叫着。“好了，好了，”她也喊叫着说，企图压过她们的喊叫声，“你们跟我来，别待在这里了。够了！”那些女人不懂她的话，或者不想懂她的话。她们用手绢捂住脸，不停地在惊叫。最后她发火了，开始斥责她们，咒骂她们。“你们全都是笨蛋，一帮蠢货。如果我们不抗争，不逃出这里，我们就只好忍受他们的凌辱。你们听任他们这样对待你们，简直是耻辱！这比当奴隶还要糟糕，这简直……这……”当她发现她们根本听不懂她的话，也不在意她说什么的时候，便十分沮丧地停了下来。至少她使她们停止了叫喊。她待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面前那二十个女人，她们被吓住了，纷纷避开她的目光。她期待着有某种回应，然而她们谁都不肯向前迈出一步。相反，她们像一群鸽子一样蜷缩在那间牢房的一角，全都往别人身后躲藏，一边捂着脸一边祈祷。她第一次想起那只蝎子。她知道，地球上有生命的一千五百个物种当中，只有二十五种是有毒的。很快这个想法便从她的头脑里消失了。不能浪费时间。现在她敢肯定，既然没有人理会她们的喊叫声，那就是说她们被扔在那里没人看守了。她将风衣披在肩头，把风衣帽子戴在头上。“你们爱咋样就咋样，我可要走了。”她伸手去拉门。正如她预料的那样，门被锁住了。自从天亮以来她就有所准备了。她用力地一脚踹去，将门下部的木板踹开了。木板太干，立时碎成无数碎片。她等了片刻，见没有人来，便又接着踹门。此时，破洞已经相当大了。她裹紧风衣，向外面爬去。

中午的阳光非常强烈。“不行，小姐，不行。”这是她站起身来往远处走之前听到的最后几句话。她感到两腿发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十多天了，她还没有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走过这么长的路呢。这十几天里，她和另外二十个女人被关在那个没有窗户的棚屋里，那是用水泥板和砖头建的房子，屋顶是波形板的，里面密不透风。在她们被带来关押在这里的那天早晨，她仅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看到了那片小小的绿洲，尽管如此，她通过各种声音已经熟悉了每一个角落。驻地中心有一眼井和一个用于汲水的滑轮。距那里几米开外的地方支着一块巨大的帆布，有时就当做帐篷使用，那些男人随时都在那里喝茶、聊天、拌嘴。到处都是垃圾。那些椰枣树下，有一顶更加结实的帐篷，门口放着一块地毯，那是“先生”的栖身之处。最近九天的夜里，在沙漠的寂静中，她曾经一连几个小时听见他那惊天动地的呼噜声。

她发现了帐篷旁边的那辆泛着金属光泽的丰田车。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车子轮胎轧出来的痕迹伸向远处渺无人迹的沙漠荒滩。女人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获得自由给她带来的狂喜。她几乎没有意识到炎炎赤日炙烤下的大地会有多么危险。她顾不上想别的了，加紧脚步朝那辆越野汽车走去。她并没有跑起来，但是脚步却十分坚定，她不想被已经开始袭来的恐惧感控制。她一次都没有朝后面看，也不向两边看。因此，当听见有人叫她的时候，不觉心头一惊。但是她并没停下来，仍旧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只是当她听出身后的声音时，扭头看了一下。是阿佳，那群女人中唯一的撒哈拉人。她跟了上来，大披巾已经滑到了肩头，她双手提起披巾以防奔跑时踩住下摆。“我跟你走，等一等，我跟你走，”她用很纯正的西班牙语对她说。于是她等阿佳跟上来，拉起她的手，两人一起朝丰田车跑去。她拉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并向阿佳使了个眼色，让她从另外一侧上车。撒哈拉女人敏捷地爬了上去。她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朝四周张望，仿佛害怕有人看见她们朝车子跑去。“我们走吧，阿佳，这场噩梦结束了。”女人摸索着汽车的点火开关寻找钥匙，立时脸色变得煞白。“怎么啦？”撒哈拉女人问道，“你害怕了？”她向撒哈拉女人亮出空空的手掌。“钥匙没在车上。”阿佳迟疑了片刻才明白她想说什么。她脸不变色，双手做了一个手势，又将双手放在心口上。然后她弯下身将一只手伸进座位下面。很快取出了一把黑色的钥匙，上面布满灰尘。“这是你需要的吗？”女人接过钥匙，将其插进点火开关里。立刻，越野车吼叫起来。她正要向撒哈拉女人问点什么，不想她却先开口了：“在营地里人们都这么做。车钥匙不能让孩子们拿到。孩子们太淘气了。小孩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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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只有十二岁，住在大山深处一个有一万八千居民的村子里，那里一年只有八个月能看到电视，外部世界的消息仅仅对大人们有吸引力。然而，突然之间外面传来的消息开始令人感到不安，这从我们父辈们的脸上和他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佛朗哥刚刚死去，这位军人在内战结束后的四十年当中一直是西班牙的统治者，那场血腥的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内战双方势不两立。几天以后，三十万摩洛哥人扑向西撒哈拉亦称西属撒哈拉的边境，那是非洲大陆上仅存的一块欧洲殖民地。三十万平民百姓的唯一装备就是人手一本《可兰经》和一条抵御沙漠夜间寒冷的毛毯，这次大迁移就是著名的“绿色进军”。对于我那个年纪大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西班牙军队一连几周坚守在军营里，新闻媒体报道说摩洛哥方面将发动侵略，母亲们伤心落泪，因为她们的儿子很可能要去打仗了。然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

西撒哈拉位于摩洛哥以南，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最终变成了西班牙的一个省，在那里出生的所有撒哈拉公民都享有西班牙公民的一切权利。当非洲大陆开始非殖民化的进程时，西班牙坚持不肯放弃这块领地，认为对其拥有一切权利。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将西撒哈拉归还给那里的居民：西撒哈拉人。但是西班牙抛弃了这个行省，不顾其死活，任凭其南北两个邻国染指西撒哈拉，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多年来一直觊觎着西撒哈拉。事实上，西班牙同这两个国家达成了出让这块领土的协议，与此同时却伪装撤退，以避免同入侵者发生冲突。就在西班牙军队撤走士兵，疏散平民，甚至连死亡人员的尸骨都从墓地里挖出带走的时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开始发动疯狂的入侵，导致超过七万五千撒哈拉人大规模外逃，他们穿越沙漠，躲避试图阻止他们外逃的摩、毛两国军队。从那时起，大部分的居民被圈在一道长两千多公里的围墙里面，周围布满地雷，有雷达监视，禁止任何人出入。那些得以逃脱了飞机的轰炸，经受住沙漠的恶劣条件生存下来的人们，最终聚集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难民营里，那是撒哈拉沙漠中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之一。成千上万的人在外逃途中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人，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市附近的撒哈拉难民营里，期待着有一天冲突结束，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三十三年之后，那里的撒哈拉人口成倍增长，现在超过了二十万人。

我在二○○一年第一次来到廷杜夫的难民营。当时还带去一队学生，目的是让他们对西班牙这段重要的历史有个直观的了解。这是一段被忘却的历史，应当补上。当时我们为那里的医院带去了一些医疗设备，为撒哈拉学生带去一些学习用品，他们的第二语言就是西班牙语。那时我才明白了当年那场悲剧有多么惨痛！我已经不再是十二岁的孩子，而是年近四十的人了，我能够理解撒哈拉人在他们的领土遭受了一场灾难性的非殖民化后所承受的可怕后果。那些天当中，我在不同的难民营之间奔波，住在他们的帐篷里，认识了一些在古巴或俄罗斯待过很长时间的学生，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的人民而去学习。大沙漠迷住了我，撒哈拉人令我永远无法忘怀。

一个星期天，在我们参观一家医院的时候，我决定独自走走，在那散发着药品和焦糖味儿的迷宫般的走廊里徜徉一番。那是一次短暂的散步，那些令人产生幻觉的空空如也的房间，仍然能够说明那场灾难的后果。最后，我发现只有两个住院病人：一个患牙痛的小孩儿和一位被蝎子蜇了的妇女。那一晚，我在帐篷里睡得很不踏实。我做了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自己被蝎子蜇了，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天亮前不久我醒来，浑身大汗。我跑出去呼吸沙漠中的冷空气，爬上了一座沙丘。在沙丘上，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了《情系撒哈拉》的第一节文字。我觉得仿佛把体内所有的梦魇都驱赶出来了。  但是我用了一年时间才写完第二节和小说的其余部分。这段期间我已经返回西班牙了，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了有关撒哈拉民族的所有资料。我采访过原殖民地的老兵、官员、教师、商人等。我同生活在我国的许多撒哈拉人交谈过。但是这仍然不够。我需要再回撒哈拉去，爬到一座巨大的沙丘上，坐在一小堆篝火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听小说的主人公们讲故事。于是我又回去了，这一次带去了好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个录音机。我结识了许多当年反抗摩洛哥入侵的人，在白磷凝固汽油弹轰炸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一些在出逃途中降生的孩子，为了不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孩子们当时被埋在沙下。之后我开始撰写这个故事：这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小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片段，都似乎在唤醒一个民族的痛苦，在试图保留住一个被遗忘的群体的希望。现在，《情系撒哈拉》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一个见证。我首次见到和听到这段历史是在一台黑白电视机上，图像效果很差，而且每年只有八个月能接收到节目。其余的时间，电视屏幕上只能看见和听见干扰波。

路易斯·莱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