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民族，民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胎记”。流淌着一个民族的血液，就会对这个民族有千丝万缕的感情，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亲附感。这一天然的感情既能把一个民族的成员凝结起来，又能把这个民族的成员与其他民族区隔开来，民族情感具有两面性。
德国纳粹对日耳曼民族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这有助于本民族的团结合作，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可一旦民族情感变成强大的排他性的情感，就麻烦了。当排他性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就会变成一种灾难。当日耳曼人将《我的奋斗》奉为圣经的那一刻起，整个民族的厄运已经悄然降临。有统计说，两次世界大战共有上千万日耳曼人死亡，而整个世界死亡人数过亿。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灾难，更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灾难的根源就在民族主义的热血升腾。
可见，民族主义集优与劣、进步与反动、健康与病态于一身，既非天然的健儿，也非天生的洪水猛兽。阅读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发现世界上对民族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以好坏来区别的，有以东西方来划分的，有以种族和文明来定义的，林林总总。我比较赞同胡适先生对民族主义的界定，胡适先生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胡适《再谈“五四运动”》)
依据胡适的划分，则中国民族主义至少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我称其为病态民族主义。以愤青为主流，狂热排外，认为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何况洋人曾经欺负过我们，因此，逢“西”必反，凡洋人赞成的，我们坚决反对，凡洋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支持。第二种是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中华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世界要靠中华文化来拯救。他们捧着国学、国粹的小脚吻了又吻，迷恋不已。这些人主要是新左派和新儒家。第三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可以视为制度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制度的改进，在于民主自由，寻求“制度救国”，这些人可以称为自由派民族主义。
三种民族主义都标榜爱国，但爱国的方式迥异。病态民族主义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民族优越感至上，将爱国与仇洋画等号，充满偏执，一强大就不可一世。文化民族主义迷恋于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自省，指责西方文化有问题，不承认自己文化有什么问题，主张用中国的文化来“拯救”世界。制度民族主义对本民族有很强的认同感，同时又对本民族的劣根性保持警惕，对本民族优劣与是非、功过与成败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对本民族的发展有真知灼见。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以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复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每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摩擦，都会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愤慨和抗议。正如胡适所说，最高的民族主义最艰难，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最浅最狭隘最病态的民族主义，主导人群就是盲目爱国、狂热排外的愤青。
民族主义本来是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家园、亲人十分真挚而美好的情感，但是，在愤青的手里，早就贬值了，肮脏了，面目全非了。有愤青居然在网上给中央军委写信，称中国需要战争。把自己的民族往火坑里推算什么美好情感？民族主义本来是最有人性、最懂人性的，但是，在愤青的眼里，只剩下兽性了，按照丛林法则来处理一切，对弱者缺乏同情——你之所以混成这样，是因为你无能、下贱，不是别的原因。民族主义本来是深刻的、博大的，但是在愤青脑子里，变成了肤浅的、病态的东西。他们认为中国潜伏着不出头啥事也干不成，于是到处挥舞拳头。
粗暴的理解只能造成粗暴的结果，民族主义中好的东西没有被发挥出来，坏的东西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许多“智识”阶层对中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深感忧虑，正是基于此。
中国病态民族主义势力抬头，除了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重新确立自己有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除了因过去屈辱的历史带来的仇恨心理，准备随时报复；西方国家对待中国民族主义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一味地打压，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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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北京奥运会，如果不是因为那篇《对不起，我不抵制法国货》，我可能与愤青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何况，我跟愤青无冤无仇，我没有任何必要去反愤青。
然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依照我的思想发展下去，迟早要跟愤青闹别扭的。有时我想，当一个人与愤青还没有闹翻，或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他的思想是否真的成熟是值得怀疑的。
2008年12月6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与达赖喇嘛见面，国内又掀起了一波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的高潮。在全国一片狂热反法、反西方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评论《对不起，我不抵制法国货》(12月7日)，并随手贴到自己的博客上。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像是长了“飞毛腿”一样四处奔跑，到处乱窜，单是在我的腾讯博客上，就沸腾开了。当天浏览这篇文章就有30多万人次，留言多达6千多条。
12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刊登后，很多可能不敢转载博客文章的，或是不转载博文的大网站迅即转载。一时间，这篇文章如捅了马蜂窝一般，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匆匆浏览了一些转载网站的跟帖，发现自己被骂得狗血淋头，连祖宗十八代都被问候到了。这辈子该遭受的骂仿佛这一回领受完了。
有朋友担心我会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遭到打击报复，甚至担心我的工作会不会因此受影响，会不会有人请我去喝茶。我得承认，“力战群愤”阵子，我真有点心力交瘁的感觉，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出头挑战那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感受到了许多无形的压力，觉得特别孤单。
这次与愤青直接“过招”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病态民族主义不仅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消减，反而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大面积病发，愤青就是病态民族主义的急先锋。对这一股逆人类文明潮流的力量，不给予有力的批驳，倘若还被利用，谁说不会再来一场灾难？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极端病态民族主义祸国殃民的教训已然太深刻，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坐视不管。
随后，我一鼓作气，写了《廖氏愤青教材》贴到博客上，同样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再次掀起反愤高潮，也再次遭到愤青的猛烈“围攻”。
2009年4月下旬，叶楚华兄、周筱贽兄找到我，约我合写一本批驳《中国不高兴》的书《中国谁在不高兴》，我欣然应允。《中国谁在不高兴》一书主要是PK《中国不高兴》，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痛批愤青，大有向愤青开战之势。
回顾这一段反愤历程，我发现，痛批多于友好，打击多于挽救。而且我还发现，光是打击和痛批，只是破坏而无建设，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愤青并不屈服。而在我眼里，愤青都是好孩子，我应该把他们当成病人而不是当成敌人，不能只打击，更应该“救救孩子”，把他们从病态民族主义的粪坑中打捞出来。而况，一个人忠实于真理，还是依顺于自己的情感，经常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不是简单的痛批能解决的。
这不是我的独创，鲁迅早有实行，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愤青就是可能或已经变成了猴子和虫豸的青年，只要我努力，也可以让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少一些，变为人的机会多一些。
有媒体称我为“中国反愤斗士”，并非我喜欢，好像我跟愤青有血海深仇似的。其实没有，直到现在为止，除了辱骂与恐吓，愤青没有给我任何实质性伤害，而在反愤中，我学到更多东西。写这本书，虽然起了一个很吓人的书名，但是未必不是打捞我自己。不过，我倒是喜欢网友“神州鸟人”称我为“中国脑残粪粪们的外科医生”，也喜欢网友调侃地称我为“掏粪工”。这让我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扒粪工”(muckrakers)，他们是一大批记者和作家，到处挖掘美国各个角落的阴暗面，政府腐败、托拉斯非法垄断、假药和食品不卫生状况、使用童工和种族歧视等社会现象被他们一一揭露出来。这好比把这个国家肮脏的、丑陋的，如同粪便一样的东西晒到阳光下。美国能有今天的成就地位，一代一代的“扒粪工”功不可没。因此，我把“掏粪工”视为一枚光荣的勋章。
在我参与写作《中国谁在不高兴》之前，安徽出版集团驻上海办事处的徐风老师找到我，建议我把《廖氏愤青教材》扩展成一本书，由他们来出。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下文，但是我很感激他鼓励和催促我去写这本书，这是难得的外动力。 在这本书快写成形的时候，我给我的大学同学、北京磨铁图书公司总裁，“下半身”诗派的领袖、国内顶尖诗人沈浩波先生去电话，想要他来出这本书。沈浩波看了样文后，“觉得非常好，很有出版必要”，要我抓紧操作。在此，特别感谢老同学的鼎力支持，让这本书得以顺利面世。
我同时要感谢吴稼祥老师，一个无论立场、思想和文字，还是为人都让我欣赏的学者，我和他未曾谋面，我打电话请他给本书写序，他正在首都机场准备赶飞机去外地，他超乎我想象地爽快答应了，而且在电话里就给我定下了序言的题目，这位师长的热心爽快令我很感动。
还要感谢南京知名学者邵建，北京文史学者张耀杰，独立学者、时评家秋风，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著名节目主持人梁文道，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对本书的推荐(按姓氏笔画排序)，他们的鼓励，使我坚定地去做这项工作。
当然，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妻子，我经常加班写稿到深夜，身心俱疲，形容憔悴，是她在生活上给我照顾，让我全身心地投人到写作之中去，在短时间内赶完书稿。
廖保平
2010年7月18日凌晨写于武汉最热的时节
捞起“愤青"做“奋青”
一、“愤青”是一场雨
虽与廖保平缘悭一面，但读了他《打捞中国愤青》的部分书稿后，还是欣然应诺为这本书写篇序言。不仅因为愤青现象已经成为稻田蝗灾般的网络公害，不可不正视，更因为廖保平先生用来去除此害的灵丹，不是杀虫剂，而是悲悯之心。他不是要打倒愤青，而是打捞愤青。捞起愤青做奋青，是他这本书的良苦用心。
“愤青”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愤青就是极其细小的水滴聚集起来的情绪之云。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都是它聚集与存在的方式；当年的义和团是战场愤青，一回到乡下，就成了农民；后来的红卫兵是广场愤青，一上山下乡，就变成了知青；当下以“网友”符号存在，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们，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找到愤青。当年采访愤青的《嘹望东方周刊》记者有过切身感受：
“在互联网上，愤青仿佛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可是当你拿着愤青这个词去寻找它的主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大象希形’的尴尬。”
“‘别人都说我也是愤青呢……’然后突然刹住话头，迟疑：‘不过……’最后是否认：‘我不是愤青。’而更多的人则明确表示了对‘愤青’一词的蔑视以及记者将其称做愤青的不理解和愤慨：‘我怎么能是愤青儿呢，愤青儿是什么东西？’仿佛记者说他犯了什么罪行一样。这是记者整个采访过程最常见的一幕。”
这说明显示存在的“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暴雨”，只有“下”的时候才存在，下之前或下之后，都不存在。这是一场什么“暴雨”？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由于这种暴雨通常是下在匿名网络上的，因而它的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就像一颗雨滴构不成一场暴雨一样，一个“网友”构不成骂倒一切的“愤青”。它必须滂沱而下，铺天盖地，淹没一切，这就是非个体性。它像雨做的乌云一样，是一群临时聚集的匿名乌合之众。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它的非真实性。 最后，世界上没有下不完的暴雨。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意思是雨越暴，下的时间越短，即使是泼妇，谁见过她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骂街？谁见过永远不散的乌云？这就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它的情绪集体发作像癫痫一样，是间歇性的。就这个特性来看，愤青其实就是精神癫痫症患者，在他不发作时，在他或她与其他人之间，很难做出区分。
二、内火：肝虚脾湿
问题自然是，好端端的青年为什么会感染．这种精神癫痫病毒？其实，没有内邪，外邪(病毒)就难以侵入；没有内火，也不容易外感风寒。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泄洪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孙猴子在花果山也曾有过这内火，他忽然获得广大神通，而且手握定海神针，但有劲没地方使，最后使到了天宫，被压到了五行山下，才精气内敛，成为圣徒，最终修得正果。因此，九九八十一难，不仅是唐僧取经的艰难历程，也是孙猴子从“齐天大圣”成长为孙行者的艰难历程。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以及与朝廷离婚与酒私定终身的李太白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会议室演讲，经常被打断，话说不下去，于是问台下那些不想当听众的听众们：“你们结婚了吗，或者有女朋友吗？有的请举手。”只有一两只手举起来，孤单得像鸭绒中的凤毛。“这样吧，”杨博士笑道，“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今天你们互相讨论吧。”杨鹏说这个故事时解释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
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这其实是一种与国家的口交，所以被称做“口水爱国主义”。本书作者就是要从口水里把愤青打捞上岸：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被遗弃，不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可能会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三、外邪：怀旧排外
说了“愤青”热病的内火，现在来说说它的“外邪”。这个“外邪”就是“病态民族主义”。
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们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的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们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廖保平要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他们自己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并非不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做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站里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吴稼祥
2010年7月26日至29日于济南，北京
回顾愤青的光辉历程不难发现，愤青不仅排斥西方先进文明，而且对本民族的传统文明也是一次次痛快的打砸。愤青破坏的热情往往大于建设的热情，当愤青得势的时候，正是全民疯狂的时候，也正是整个国家民族遭殃的时候。中国愤青为冷战招魂，全球树敌，仇恨文明，主张决裂，会断送现在的大好局面，会把中国推向深渊。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愤青，我们要坚决说：不！对这样的逆流，我们要坚决狙击！
划清界限的时候到了！为愤青群体清理门户的时候到了！打捞中国愤青的时候到了！
作者通过对愤青群体的特性和行为，心理和精神，政治和经济，从铁血腔、名人移民海外、抵制家乐福、崇洋媚外与崇中媚内、北京奥运会等进行深度解剖式的分析，揭开愤青的老底，一一点破愤青带给中国未来的危害，从而对愤青做出尖锐的抨击和批评。
国内第一本从理论上透彻剖析中国愤青、打捞中国愤青的个人专著；国内首本教材式的愤青读本，中国愤青脱“愤”必读物；国内第一位将“愤青”这个以讹传讹的概念进行系统性正本清源的作者；国内唯一一位被中国愤青撰文痛骂、批驳多达十多万字的“中国反愤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