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在经历剧变的世界，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从1898年到1913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周游列国，行程遍及五大洲四大洋。他目睹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最后辉煌，奥匈帝国的摇摇欲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与自我救赎。他精心描述与解读了“万国竞争”之世，评点列强治法之得失，为中国与世界探寻出路。

由章永乐所著的《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这本书所使用的“宪制”一词，并非与民法、刑法等并行、作为国内最高法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更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或宪章，它指向的是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integrate）为一体的基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政体”。

由章永乐所著的《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这本书从康有为的视角，根据文献的梳理和史实的叙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由西方列强在拿破仑失败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所奠定的世界体系走向崩溃的图景：德国的崛起、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最终维也纳体系走向瓦解，新的秩序即将在战争与和平的双重期待中重新奠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战即将爆发。去国离乡的康有为风云际会，流亡而得以穿行列国，留下了大量的对西方列强和海外诸国的旅途游记、观察笔记、政论文章等。康子乃公羊大家，见识远迈俗儒，更胜新学后人。行文上下，频频使用“列国竞争”、“万国竞长”、“万国竞争”这些词语，来描述他所遭遇的世界列强组成的天下体系，新时代即将来临，康有为不但如李鸿章那样意识到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更进一步意识到，这个已经完全碾压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世界的国际体系，这个由西方列强奠定的国际秩序，本身也处在了深刻的演变之中。康有为意识到，此刻的华夏中国，面临的当是“双重变局”，中国欲求自我革新，就不能笼统的说取法西方，而必须要深入到西方历史经验内部，寻求当下真实的经验。

序一 康有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丁耘）

序二 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殷之光）

导言

第一章 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

第二章 在“国竞”中“去国”

第三章 帝国立宪之危

第四章 不能共则不能和

第五章 小康、大同与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后记

最终，康有为没有去成英国，而是在宫崎寅藏、宇佐穗来彦的陪同下，于10月19日坐日本邮船公司的“河内号”前往日本，10月24日抵达神户，次日抵达东京。此时梁启超已经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从塘沽坐“大岛舰”抵达日本数日。

康有为是靠大隈重信的支持才到达日本，但大隈对中日关系以及与欧美列强的协调有所顾虑，所以将相关接待事项委托给了兼任东亚同文会会长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公爵。康有为等人的生活费及此后离日的旅费都从外务省秘密拨付东亚同文会的经费中出。②（②【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桨”——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3页。）近卫笃磨10月16日的日记显示，东亚同文会多数会员对康有为来日颇有顾虑，因为康原来已与英国人接触，现在又联系日本，东亚同文会对其不太信任，讨论结果是，可以暂时援救，但不可永留日本，也不可与多数人接触，最终要送往英美等国。③（②同上书，第174页。）

10月25日，即康有为抵日第二天，梁启超即致信大隈重信求援，在信中，梁将戊戌变法放到新旧之争、满汉之争、英俄之争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帝后之争是各种矛盾的爆发点。他甚至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把皇帝比作天皇，把太后比作将军，把湖南比作长州，以此强调自己所进行的改革事业是对明治维新的继承。④（④【日】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在10月26、27两日，梁启超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了笔谈，梁在其中进一步分析了时局，称无论是慈禧和荣禄等一直掌权，还是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都可能会导致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因此维新派向日本求援，但在政变发生之后，凭日本一国之力已经难以使光绪复权，而是进一步联合英美，“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康梁师徒愿意再赴英美求援。梁启超还提到了康有为约容闳一同前往英美的计划。①（①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162页。）然而，大隈此前就对康梁不无疑虑，其内阁此时也摇摇欲坠，自然对康有为的要求很难有实质性的回应。

大隈内阁倒台之后，康梁求见继任的山县有朋，未有回音，于是他们转向实质负责接待事项的近卫笃磨。11月12日，近卫笃磨接见了康有为。康有为请求近卫帮助光绪复权，近卫称：“外交之事，绝非贵我两国所能解决，如此之大事，必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决定之甚难断言可否，且此事不可贸然放言。”②（②康有为：《与近卫笃唐的谈话》，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近卫在此表现出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小心翼翼的外交态度。1899年2月13日第二次会见近卫，康有为重新提出这一要求，近卫笃磨日记里未有记录任何进一步的承诺。③（③[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桨”——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7页。）但近卫对康有为的生活还是关心的，曾两次予以资助。④（④康有为：《与近卫笃唐笺》，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康梁在日本会见各路政要时采用的标准说法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代表俄国利益的旧党压制支持英日利益的维新党的结果，光绪皇帝英明神武，维新派改革也不存在过于激进的问题。⑤（⑤康有为：《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梁启超的辩护，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粱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但日本如何才能促成慈禧太后归权于光绪皇帝呢？（P048-050）

序一 康有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

丁耘

清德既衰，士人横议。康南海以旧学出新义，因客帝保孔教，一时天下耸动。而学术新新不已，政教激荡陵夷，其人其学，身后寂寞久矣。不期于清鼎革后百年，势迁运转，时贤佳构迭出，以康子为先知大哲，而非仅近代史上一过时人物也。

迄今为止，康有为研究无非三种方式。一是老派的近代史研究。此派之长，在考订史料，编撰文献。康有为一度身陷晚清政局漩涡，后周游列国，辙迹遍天下。交游广泛、著述繁多而又好矫辞自饰。故收集、考辨、核实有关史料，极费周章，非精勤老成工夫不办。姜义华、朱维铮、茅海建诸公，用力甚勤，贡献甚巨，是史家康有为研究之典范。①（①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维铮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年版。茂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此派之长处即其短处，考叙有余，自然诠释不足。盖解释必逾越史料，史家谨慎，议论有限，无可厚非。

另一路为思想史研究。思想史虽亦为大史学之一科，然而其旨趣不在史料，而在理解人物或时代之观念。而理解观念、阐释观念，必据观念。思想史之观念每有二层，表层为所研究之观念，底层则为据以研究此观念之观念系统。思想史研究中较素朴者，多自以为能够纯粹客观地叙述传主之思想，而对据以解释之观念，则少自觉。然而亦因此能尽量避免主观意见。老派的、思想史个案进路的康有为研究，李泽厚、萧公权等先生贡献良多。①（①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与此相应，哲学史进路中康有为亦列为专章，如冯友兰先生之有关著述。②（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3页以下。）唯冯先生以哲学家治哲学史，故怀整体之史观，于深层观念，不无自觉。其撰述意图，亦非纯粹“历史”之客观，而是体现于历史之“逻辑”之客观耳。此等研究固有卓见，唯在此系统史观中，康氏无非已消逝的哲学史环节之一。而中国“哲学史”之难，恰在于近代以来之中国思想，并非传统中国“哲学”之合乎“逻辑”的推演，故冯契先生不名之为“逻辑发展”，而名之日“革命进程”，以古今中西问题为近代哲学之主轴。此真大见地也。然而此“革命”既为“进程”，则无非又是“从……到……”之演进。故康氏仍为一环节，处“进化论”阶段，贡献止于“初步探索”③（③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而已。此哲学史之整体观与思想史之个案差别所在。两者亦有相通处，皆以康氏为对象、为过往、为仅供借鉴之历史“初步”而已。

本世纪以来，康有为研究虽有不同方向之推进，但大体重视康氏之“旧学”，而非徒取其“新义”。上世纪研究偏爱康氏之激进，本世纪研究则重视其保守。后见易明，所谓数千年大变局，今日似已波澜不惊，然而要知那首当其冲之世，四顾皆有生路，四顾亦皆是绝路。或生路毕竟走绝，或路路走绝乃现生路。其左右彷徨之郁苦、东西隳突之躁厉，非后世所能想见。王纲解纽，祸福相缠，夷夏易位，天崩地解，其纠结纷乱远超以往末世。如不能于此处体贴、深入，随其行止，共其悲欣，其研究就难免隔膜、轻巧。故体会康氏情境愈切，则理会康氏思想愈真。本世纪之康有为研究有所推进，皆缘于此。

汲取旧派思想史个案研究之长处，而又以整体史观为本者，有汪晖及张广生之研究。①（①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特别是上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张广生：《返本开新——近世今文经与儒家政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汪晖以“现代中国”或“中国现代”为研究之轴，以政治史、社会史中所嵌之“思想史”为进路，不复仅据观念研究观念，亦不复将“中国现代”之上限定于晚清。张广生则重视今文经学传统中的康有为对晚清实际政治局面的应对。汪及张对康有为身处之错综诡谲情境皆有更为深入清醒的认识。汪之历史叙述远较一般思想史学为复杂；其理论解释，亦远较一般近代史学为精致，是其兼综两派所长处。而其骨架，则无非“天理”、“公理”之变，盖仍以思想史概观为本，无非将议论之简易，化为叙述之繁复矣。这是第二路研究近期之变化，亦思想史学一时之盛也。

康有为研究之第三条道路，以曾亦、唐文明、干春松的有关著作为代表，可谓横空出世。②（②曾亦：《共和与君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唐文明：《敖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干春松：《保教立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此种研究虽亦以思想史研究之面目出现，但既不将康氏对象化，更非视其为过往，而是将康尊为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先知”式人物（唐），或儒家传统应对中华政教文明现代总危机的终结式人物（曾、干）。先知式人物也就是终结式人物，因为他们都超越了时间。“先知”与“初步”属于两种时间性。“现在”包含了、超越了……纪。中国从未有人那样清楚地看到整个19世纪。康有为的失败，在于他只看到19世纪的表征，没有看到其原理性矛盾，没有看到19世纪因此必然解体；在于他依靠19世纪对付19世纪，无力解释旧世界体系的崩溃与新世界体系的产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普遍性必定会完全摧毁他试图依赣的旧文明的肉身，包括旧君主、旧孔教、旧精英。而这个普遍性会带来新的矛盾和新的力量。

康有为虽逆大势而败，并不能直接证明顺势者之高明。一时顺逆，不可据以抑扬豪杰；一味顺势，适足因之断定小人。盖历史之势，绝非其直如矢，而历史中人，终当有所保守。此非关血气之衰，亦非只问应然，不顾现实。乃因人之所守，其实亦势之所守也。康子于旧制度、旧文化、旧士绅命无可续之际，倡君主、教会、精英。此似逆势而行，实则大势因之而成。大势取康子之方向，而不取康子之道路而已。“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即此意也。岂止大同而已，康有为要保国、保君、保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一统、君主制、新精英和公民宗教的道路。历史同康有为，更同他的对手们开了个玩笑。现代革命的真正实现，就是20世纪。这个实现的契机，就是整整一百年前，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这既是19世纪西方的破题，也是19世纪中国的破题。

2017年4月26日 上海

感谢永乐的强邀，让我有责任拜读他的新作。读后兴奋之余，乘写序的机会，表达一点对康有为、思想史研究及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看法。永乐书讲的是康有为的西欧研究，是迂回的，但语言平易活泼，很好读。拙文试图直接理解近现代中国，不过表达笨拙，很不好读。永乐和我的不同写作方式说明，他属于20世纪，我属于十九二十世纪之间。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时间，属于什么世纪？有思想家认为，之后历史又摆回了19世纪。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判断。但也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其他的判断。我个人意见，这段时间总体呈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紧张和复杂。也正因如此，被整个20世纪放在一边的康有为似乎毫无征兆地复活了。康有为身上几乎所有令人难忘的对立特征：卓越和拙劣，远见与短视，先锋与过时，激进与保守，也全都因为这个“之间”。当然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十年，出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如此之多，如此之新，以至于有迹象表明我们也许正开始进入一个与以往人类历史总体断开的时代。究竟是天道有常、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万物皆流、于今为烈？没有什么现成的软件能推算出来。我们只能从人那里、前人那里学会分辨持久的和暂时的，恒常的与崭新的。这就是思想的开始。也许人的超级产品可以计算。但计算从来不是思想。思想史最大的教训和收获就是这个。康有为虽然擅长这种分辨，终究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不是唯一拥有这种命运的人。历史即便充满矛盾，也没有错误。人类哪怕处处算到，也终有一错。不应因此指责他，这是思想者的特权。思想史的研究者则没有这种特权，他们应该做的是解释错误，而不是坚持错误。章永乐这部书的真正旨趣就是这样。这部书非常精彩，但愿它不会终结当代的康有为研究。因为此书只是打开了一条道路，而非走到它的尽头。

丁耘

附识于2叭7年4月27日

后记

在《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版）中，我已经触及到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政争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且探讨了久习于一统之世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在万国竞争的新时代所遇到的困境。从“旧邦新造”过渡到“万国竞争”，从逻辑上说并不是那么遥远，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所牵扯，真正迈出思想的具体步伐，固然需要个人的决心与努力，但也需要考虑历史的行程。在书稿完成之后，回顾推动我走出这一步的人（机构）与事，或许是恰当和必要的。

首先要感谢的是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2014年9月-2015年7月。研究院给了访问研究员极其宽松的环境，使得我有机会手持康有为的游记，拜访他曾经驻足的许多德国城市，进而走出德国，游历欧洲十多个国家。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到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从布拉格的查理大桥，到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我不断将眼前看到的景象，与康有为记录的景象相对照，思考其各种判断的经验基础和理论逻辑。我的旅欧足迹尚不足康有为的四分之一，但“行路”与“读书”的结合，确实让我在康有为的诸多论述中，读出了种种弦外之音。

而当时正是欧洲大变动之前相对比较宁静的前夜，尽管发生了《查理周刊》恐袭事件，人们仍然期待这是一个不会被重复的偶发事件。但在我2015年7月回国之后，欧洲就爆发了难民危机，一百多万难民涌入欧盟，欧盟各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恐怖袭击连绵不断，甚至连原本风平浪静的德国，也难以幸免。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欧盟未来何去何从，打上了重重的问号。一百多年前，康有为看到的是一个气吞八荒、傲视寰球的欧洲。而在今天的欧洲，曾有的自信正在逐渐消退，人们在看待外部世界的时候，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安全感和防备心理。抚今思昔，令人不胜感慨。

访欧之后，我先就康有为的德国论述撰写了一篇《在“国竞”中“去国”》，集中阐发了德国在其理论思考中的特殊重要的意义：康有为不仅认为德国将取代英国霸权，而且德国的工业发展道路与宪制都是中国学习的典范，其统一模式与联邦制模式，则构成其《大同书》中“破国界”路径的重要经验基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证明他对德国的预测出现了极大的错误。由此，反思他观察世界的眼光，是必要的。这篇论文与一系列探讨康有为的论文一起，发表在陈明先生主编的《原道》上（在此向陈明先生顺致谢意）。

第二篇研究则是对晚期康有为的共和观的研究，发表于2016年第6期的《思想战线》杂志上（在此感谢编辑甘霆浩先生）。该文以康有为1923年的《长安讲演录》为切入点，探讨其中的“不能共则不能和”的命题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建设理论与政体理论。《长安讲演录》这一文本，最早是柯小刚兄在一个暑期会讲中带着许多朋友一起阅读的，当时我即对康有为的“物质救国”思想产生了极深的印象。而旅德的经历则使我对康有为的工业思想有着更深的体会。因此，尽管主题看似不同，这篇研究在思路上仍然是《在“国竞”中“去国”》一文对康有为工业观的讨论的继续。

但如果没有一位思想大家的启发，我可能只会贡献若干篇分散的文章，而不是一本具有连贯的内在逻辑的专著。2016年10月，我在ucLA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半个月的访学，他围绕着19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变迁，发表了四场公开演讲，将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与21世纪的大国体系相比较，讨论两个时代的大国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矛盾，许多论述具有振聋发聩之力。作为这一系列演讲的主持人，我从这一系列演讲中获益最多，原来休眠在大脑里的许多散乱的史料，仿佛自动地连接在一起。至此，本书的框架结构，在这一系列演讲之后，已是呼之欲出。

2016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在这场选举中，大多数资深的研究者都出现了预测错误。2017年，特朗普先后宣布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巴黎气候协定，并不断向盟友索取资源，但又推卸责任。而我感觉到，我们确实在迎来一个国际体系变动的时刻。一百年前，维也纳体系走向崩溃。今天，将要到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呢？而这又将影响到中国的道路和宪制？

厘清过去，是展望未来的准备性工作。至此，本书的基本思路已经呼之欲出。一百多年前，康有为曾经系统地思考过他所处的维也纳体系，他的视角中包含着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今人汲取。本书的工作，是要将他“看”的方式、成果及其局限，呈现出来。

本书思路的酝酿和写作还得益于一系列师友的启发和帮助：汪晖教授，他是如同康有为那样周游列国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我们曾在黄昏中的威尼斯串街走巷，探讨20世纪思想和国际局势的变迁。2016年10月，在佩里·安德森访问北大之时，汪晖、崔之元、潘维、Anthony carty、易平、陈一峰等师友参与了与佩里·安德森的对话，他们的许多观点对我都颇有启发，在此一并感谢。张翔兄则是最早提醒我注意康有为的德国论述的学者，他是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的先行者，发表的一系列康有为研究论文对本书的写作启发良多。

感谢丁耘、殷之光两位师友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丁耘老师的中国论述向来重视古典遗产与20世纪革命遗产之间的平衡，持论中正，影响广泛，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启发。殷之光是研究国际体系尤其是第三世界研究的先锋，我们曾共游英国埃克塞特、布里斯托、巴斯、伦敦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思考从阿拉伯之春到欧洲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他对维也纳体系内部演变的叙述，为本书读者理解康有为的思考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国际体系情境。

本书的一个初稿曾在2017年春季举办的北京大学一东京大学年度研讨班上宣读，获得了张旭东、中岛隆博、武田将明、Paul Pickering、Benjamm Jones、邹羽、谢骏、王钦等关注批评理论的师友的评论和回应，在此一并感谢！

同时，感谢姜义华、黄兴涛、王奇生、赵晓华、高波、彭春凌、瞿骏、唐小兵、王锐、傅正等近代史学界的师友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感谢苏力、王绍光、黄平、李晓宁、强世功、陈端洪、赵晓力、欧树军、白钢、何建宇、魏南枝、刘晗、徐斌、魏磊杰、孔元等关注国际体系与国际法的师友，感谢萧武、唐杰、陈颀、贾晋京、李广益、张晓波等经略研究院的同仁和我主持的半渡读书小组的同学们，尤其感谢吴双和叶开儒两位同学为本书初稿提供的细致校对，以及张晓波、魏磊杰提出的修改建议。我们的日常讨论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心系天下的“气场”，在这里，尚未摆脱生计困境的年轻人关注一个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国度，被认为是值得鼓励，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比一切物质性的奖励都更有利于思想的事业。

这是一个令人惶惑不安的时代，无数神圣的事物跌落尘埃，多少坚固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时代质问的声音：“你，是否能看清我的面目？”但我真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在此，我只能作出一个微小而迂回的尝试，从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局，观照我们所面临着的新变局。或许，它根本不是答案，而只是对我所听到的问题的再次传递。但我相信，作为问题的传递者之一，我能够从眼前的群山中听到回音。多少同行者，隐藏在这绵延不断的群山之中！

2017年6月5日于北京大学陈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