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这一理解，由徐勇所著的这本著作《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丽泽人文学术书系》分别从改革题材、市场经济题材类、体制与官场类、底层生活类、综合反思类等类别入手，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方面的成败得失，及其在现实表象和类型化规约之间的矛盾和摇摆，试图呈现当代文学的别样图景。

由徐勇所著的《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丽泽人文学术书系》一书依次从改革题材类、农村题材类、城市题材类、反腐题材类、社会风俗与综合反思题材类、市场经济题材类、知识分子题材类、讽刺题材类、底层题材类等类型人手，具体探讨新时期三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反映“现世生活”方面的成败得失，借此努力建构一种文学类型学意义上的“当代性”叙事美学。

导言 “当世叙事”与“现世主义”写作

第一章 改革题材类

 第一节 改革小说的现实与“现实性

 第二节 《乔厂长上任记》与改革文学

 第三节 时间和数字的神话能走多远

 第四节 两种改革及其合法性问题

第二章 农村题材类

 第一节 想象农村的现实及其多种可能

 第二节 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缩影及宿命

 第三节 城乡二元对立的全球化想象及其悖论

 第四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乡土寓言写作

第三章 城市题材类

 第一节 想象都市的形象与镜像

 第二节 千年古都与文学想象的最后辉煌

 第三节 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

 第四节 远离“文化塑城”的几种可能

第四章 反腐题材类

 第一节 “互文”现实的深度与限度

 第二节 依法治国的矛盾及其可能

 第三节 “剩余”时代的文学写作与残缺

 第四节 反腐困局与人性幽暗

第五章 社会风俗与综合反思类

 第一节 时代与社会的倒影、逆光及其前景

 第二节 当代启示录与备忘录

 第三节 社会分析与现实表征

 第四节 历史反思之后的个人主义与颓废写作

第六章 市场经济题材类

 第一节 当前市场经济题材写作的文化历史分析

 第二节 大历史、社会转型与内心变迁

 第三节 资本时代的边缘书写与时代寓言

 第四节 消费时代的寓言写作与“叙述”的后现代

第七章 知识分子题材类

 第一节 精神传统与现实语境之间

 第二节 现实日常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第三节 从文学寻根到文化自觉

 第四节 边缘写作的困境与可能

第八章 讽刺题材类

 第一节 启蒙与救亡之外的第三重变奏

 第二节 “荒唐言”与现实意

 第三节 寓言写作与发展主义

 第四节 符号的痛苦与历史之轻重

第九章 底层题材类

 第一节 底层写作的类型与模式

 第二节 现实的表象与名实之惑

 第三节 底层立场与女性主体的成长

 第四节 底层苦难的暴力传奇

第十章 官场题材类

 第一节 官场生态的现实与表象

 第二节 官场现实写作与精英立场

 第三节 官场游戏与情爱修辞学

 第四节 乡村政治与精神家园

结语 文学应重建作家同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当代性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节 依法治国的矛盾及其可能

在反腐题材小说中，周梅森的长篇《国家公诉》（2003）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说其有代表性，是因为《国家公诉》在人物关系设置上有其与同类小说不同的地方。一般而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设置，往往体现了作者对所表现社会现实的思考。就反腐题材小说而论，主人公的位置，某种程度上寄寓了作者对反腐的思考和思想倾向。反腐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英雄主人公都是省市的党政一把手，这在《苍天在上》、《天网》、《抉择》等中都是如此，《国家公诉》中虽也有市委和省委对反腐的大力支持，但小说的一号人物却是市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在这里，叶子菁的检察长身份非常重要，小说以她作为中心人物，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期翼和想象；而其作为国家公诉人对腐败分子的公诉，就有了代表国家或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历史审判的象征意义。

反腐所涉及的议题中，依法治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命题，但如何依法、谁赋予以及赋予谁以法律的权利，却并不是自明的。而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实践中，权力更多时候来自于上级领导部门的授予，所以依法治国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就会有偏离的现象发生。这是依法治国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困境所在。小说表现了这种困境，也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想象方案。小说中，主人公是叶子菁而非市委书记唐朝阳，已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即反腐必须是在公检法为中心的基础上展开，但在当代中国公检法又必须有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小说中，唐朝阳虽也是反腐英雄，但只能屈居陪衬的位置，其意义也正在这里。

虽然说，叶子菁的反腐实践往往受到上级权力的干预和渗透，但她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坚持独立办案，公检法的独立性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可这并不意味腐败并不会渗透到公检法内部，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公检法也就原则上必须受到更高一级党委机关的制衡，这样一来，公检法的独立性也就难以为继。小说为避免这样的悖论出现，在人物关系设置上，采取了主／次要人物剥离的策略。即公检法的非核心人物，比如说副检察长（如陈波）或公安分局副局长（如王小峰）可以腐败或不讲原则，但主要领导如检察长或公安局长却必须是公正廉明的。在小说中，市公安局长江正流可以暂时很昏聩，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贿，但在大是大非上却是毫不含糊的，其最后转向对腐败分子的斗争即说明了这点。这种策略表明，公检法系统虽然可能参与腐败，但作为最高领导层却是正义而有担当的。这其实是赋予了公检法最高领导以道德上的制高点，而事实上，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这种道德赋予其实仍是虚妄而不切实际的。由此可见，小说虽然赋予公检法特别是检察院以反腐斗争中的中心位置，体现了作者对依法治国的期望，但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仍有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

就小说的结构而言，叶子菁的形象，更多时候是一个符号和功能性人物。在她身上很少有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抉择的问题，而主要是要不要坚持原则和立场的问题。这与张平的《抉择》中李高成的形象明显不同。她自比为“国家机器”中一个“螺丝钉”，而为了使这部机器永远正常运转，就必须时刻警惕不要让自己“松动”和“滑丝”。可见，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国家理性和理性之光的胜利。这一人物形象虽然不一定具有客观现实之“真”，但因为寄寓了作者真诚的理想，却有一种更为深切的“主观之真”。（P90-91）

导言“当世叙事”与“现世主义”写作

文学史上常常有所谓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之类的说法，作品也煞是写得像模像样，对于前一类，我们常常会用“史诗”来称赞其中的佼佼者，而后者的杰作也会被冠之以“牧歌”或“田园曲”之类的美称。就“史诗”性的创作而言，其作品必须气势恢宏大气磅礴，但于生活的开掘上却不妨浅尝辄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柳青的《创业史》，或如茅盾的《子夜》。对于这类作品，很是让文学史家踌躇不已。就以文学性而言，这类“史诗”无可挑剔指责，甚至可堪典范，但就趣味及质感论之，却是读者少有问津甚至往往束之高阁如高头讲章。这类作品往往只能“活”在文学史上，而“死”在读者手中。“浪漫主义”则似乎不同。它没有现实主义那种向外向上扩张的野心，而是视角向内向下，把放大镜或显微镜对准人心的幽微，不厌其烦也不胜其烦。这一种探索当然有益于对深幽人心的认识，但在任何时代，“人”还是那个“人”，故而浪漫主义往往就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相比有些“史诗”躺在图书馆，它虽永远“活跃”在人们的内心——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浪漫主义——但却不能活在某一个具体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浪漫主义的悲哀。

表面看来，“史诗”和“牧歌”截然两立，但其内里却是根须相连的。就对生活的简化和本质化而言，“史诗”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这样也就能明白，文学史上很多作品既可以看作浪漫主义也可以视之为现实主义，这时，我们再去指责“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这两类作品，于社会人生，都少有余韵可供回味。故此，我们在这里提倡一种姑可称之为“现世主义”的文学写作，即那柙立足现世写作并指向现世的写作。

这一现世主义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虽表面“忠实”于自然或现实，却其实是为自然而自然，并非真的“为现世”而写作。现世主义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针对现世的全新的态度。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体验。它不虚妄未来和承诺，不以将来或革命或理想的名义牺牲当下和现世的幸福。相反，它更注重当下和此在，更看重庸碌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相对于那种脉络清晰简明的现实（主义）呈现，它更愿意关注那种不可化约的繁复的现世。它并不反对线性前进的时间（观），但对复线和多面甚至滞缓的空问更感兴趣；它并非不关注家国之外的大事，而是国家大事只有在家国之内才有意义；这样一种写作，从推崇时间转而崇尚空问，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多面立体的展现和人生繁复驳杂的表征。

笔者虽反对以往的“本质主义写作”倾向，但并不反对宏大叙事。相反，提倡现世主义是因宏大叙述的倾颓和人类家园的失落而感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写实小说”唱响文坛，宏大叙述也不可避免地从此衰颓下去。虽然说宏大叙述无论如何带有安抚人心和制造幻象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本身并不能因为携带意识形态色彩而在价值上稍减半分。现世主义代表一种从对现世的理解和关注中获得力量并走向未来的冲动。从这个角度看，现世主义也是一种宏大叙述，一种立足现实但又不限于现世的更高意义上的宏大叙述。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对于这一时段时空，彼时的作家并非没有意识到或想过要加以表现。这三十余年来，是时代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也是百姓生活发生巨变的三十年，对于这一段时空的文字留影，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有其不可替代的责任。小说家们往往本着“现实”而非“现世”的态度加以观照，故而很多特别是长篇虽然表现了那一时段的社会生活，但却并非真正意义的“生活原貌”。他们从“现实”的角度加以呈现，故而其折射的生活毋宁说是一种“现实观”下的“现实呈现”。现实主义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立足将来而非当下的写作倾向，故而其作品也多从将来的角度描摹构想“现实”，其“现实”与当下并不一定十分吻合。我们所以提倡“现世主义”的创作态度，是想表明小说写作中“反本质主义”的重要性。虽然说，完全意义上的现世主义在实际上很难达到甚或不能，但作为一种努力，一种意识，其在文学史上、在作家们的创作中却并非虚妄，而是切切实实的存在。

本着这样一种构想，笔者将结合“新时期36年以来书写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分别从改革题材类、市场经济题材类、官场题材类、底层题材类、社会风俗与综合反思类等类别人手，具体探讨这三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反映“现世生活”方面的成败得失，及其在现实和现世之间的矛盾和摇摆。笔者相信，只有通过系统地清理，正本清源，厘清其脉络，辨明其价值，方能对这三十余年来的小说写作有一宏阔的认识，或能对今后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这是笔者想要努力的方向。

后记

虽然现实主义话语早已经失去了其理论吸引力而成了明日黄花，但现实主义总问题域仍是左右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命题，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并不随人们的兴趣的转移而失去其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以新时期以来数十年作为前后节点，重新讨论现实主义写作的利弊得失，仍是有其现实针对性。而事实上，随着中国经验的不断延伸，和新的问题的不断涌现，在呼唤文学表现和叙事上的有效回应，都一再表明，现实主义或日“当世叙事”仍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和思考。

从时间上看，这可能是我的书稿的写作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部了。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写有其中的部分章节，但从整体上展开，却不能不特别提到《长江丛刊》杂志社的刘诗伟社长。正是他的慷慨应允和热情鼓励，我得以在他们刊物上以“当世叙事”为题主持了将近两年的专栏，本书稿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在他们刊物上先后发表。可以说，没有刘社长的支持和肯定，没有《长江丛刊》的各个编辑老师的宽容和爱护，这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谢谢你们！除此此外，这本书稿中的另一部分文章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各个核心期刊。这里面特别要感谢如下这些师友：《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刘艳老师、《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的韩春燕老师、《文艺争鸣》杂志社的王双龙老师和孟春蕊老师、《扬子江评论》杂志社的黄发有老师、广西民族大学的田代琳(东西)老师、《十月杂志》社的宁肯老师、《上海文学》杂志社的来颖燕老师、《文艺评论》编辑部的韦健玮老师和林超然老师、《创作与评论》杂志社的欧娟老师和马新亚老师、《百家评论》的高方方老师等。我在写作部分文章的时候，还曾向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东西、宁肯等请教过，在这里也一并致谢！另外，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郭译心编辑，以及我们院里的领导，没有他(她)们的积极促成，这本书稿不能顺利地出版。

写到这里，我顿时感到十分悲伤。因为当我得知这本书稿已经通过出版社的评审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被嚣耗笼罩。我年逾八十的老母亲在我打算回家过年的当天后半夜遽然离世，这一噩耗犹如棒击让我一时愕然和无措。这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间隔，可能是我此生走过的最为漫长而难以逾越的时间鸿沟了！从此，我深陷没能为母亲送终而不断懊悔之中，事实上也是如此。我本来可以早点回去，但因为手头的诸多文章要写而一再延宕，结果是，既没有做好学问，又不能很好地尽孝。这是多么的无奈和让人痛心啊！

最后，我想把这一未尽的遗憾转化为祈祷，愿九泉之下的老母亲安息！

是为记！

徐勇  2017年3月3日于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