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开往长沙的慢行车，蛇行一般的走了十五个钟点，现在停在隔河不远的汩罗车站了。
汩罗是武长路过岳州的一个大站。车到此处，虽说货物不多，但因加煤上水，也有半点钟的停留。因此站旁也开设了一些客栈小商店，租马租轿的地方，也增加了许多。比起那些小站的寂寥来，则此处似有点城市的气象。
车停了，只见有几个客人下去。但在车前的几辆篷车里面，倒争先恐后地挤满了男女老幼的灾民。后来的挤不上去，只好爬在客车顶上。在这北风怒号之中，听到这种母哭儿啼的声音，更令人深一层感到人类的悲惨与凄凉。
这个年头儿，兵灾土匪，人民也够受了，不料在洞庭湖畔，更加上五十年来未有的旱灾。受害最烈的岳州人民，简直在家乡找不着东西吃，几个富家，久已搬到城里去了。这些哀哀无告的灾民，只好成群结党，到外县去行乞。当时的铁路局，见了这般情形，觉得老幼终日的流离，不堪痛苦。从前月起，便每次从岳州开往长沙的车上，另挂几辆篷车，作灾民的专运。
灾民到长沙的太多了，城中的商店及居户都起了恐慌。省代表及绅士们慈善家商议一个善后的办法，在车站设一个灾民救济会。以后从车上下来的灾民，不准进城，就在车站每人发给半升蚕豆，随即用专车遣回原籍。当局的意思，因年关已近，深恐彼等扰乱省会的治安。所以车站里，加派了许多武装警察。
灾民救济会的消息传开了。一般灾民都想坐车去领半升蚕豆。就是有许多原来没有出去乞食的乡夫乡妇，听了这样的消息，也想去看看热闹的长沙。因此近来车上的灾民，比以前更多了。货车里挤不进去，都爬上车顶，因人多拥挤，车身的震动，有许多老妇，有许多小孩，从车上跌下来死了的，跌得半死半活的，也时有所闻。
因为汩罗是一个比较大的车站，所以在此处上车的灾民，比旁的地方也格外的多。有许多壮年和少女都先上了货车，剩得一些老妇和儿童都在车顶上。
已经是冬月的月底了，前几天曾下了一次大雪。天气还没有晴开。空中灰色的云，一团团，一团团向西北方飞去，满眼的田园，荒凉得像沙漠一般，山林的景致，处处显出深冬的面孑L来，大地的一切，都沉溺在黯淡里。狂号的北风，好像正助着灾民的哭泣。
头等车一号房间里面，满铺皮毡皮外衣这类东西，睡在床上抽大烟的老爷，因为衣穿得太厚，反觉得有点发热，连忙解下围巾，叫站在窗旁把灾民当作点缀风景的人物看的姨太太，微微推开窗户，好待它流通流通空气。
三等车的客车里面，有一辆专车，满载从武昌回湘的大学生。有许多马克斯主义的信徒，垫一层盖一层的睡着，还乱嚷着脚冷。有几个兴会不坏的，正围着吃酒，讨论恋爱问题社会问题，笑着唱着……
学生们根据了许多学说，觉得现在的世界，已到了资产革命的路途。所以头等车里面的抽大烟的解围巾的搂着姨太太的资本家，不用说是学生们要打倒的敌人。但是在露天车顶上挣扎着的贫民，对于三等车里面的厚厚的褥子，一瓶两瓶的啤酒，大块小块的饼干。他们除了羡慕以外，一点也不忌妒。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学校，不知道马克斯主义，资产革命更谈不到了。
车里渐渐的静寂下去，车外正号着北风。车里的搭客都关上窗门了。 小客栈的旁面，走出两个女人，一个的身旁跟着四个小孩，一个正抱着一个生下不上几月的婴儿。他们慢慢地走近了车旁。警察告诉他们，车快开了，货车里面没有位置快上车顶去罢。两个稍大的儿童，早已爬上车顶。两个小的，毕竟那个有点良心的警察，把他们抱上去了。
她俩是亲生的姊妹，在平常的年岁里，两家都还过得去。这年的饥荒太重，妹妹的儿女一大堆，在家里是关不住的。听说长沙有灾民救济会，想去领几升蚕豆来。姐姐因为一向不生育，今年三十六，才生下一个男孩，看得宝贝一样。加以人口不多，大夫到湖北挑土去了。她觉得她自己，还没有出外的必要。今天是来送她妹妹的。妹妹的四个儿子都上了车，她自己正预备上车去。忽想起隔壁王三婆说，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儿，向救济会老爷诉诉苦情，他们会多给半升蚕豆，或几枚铜元。据王三婆说，是她亲眼看见的事。
“姐姐！把你的小乖乖借给我罢。反正今晚就会回来的。”妹妹被半升蚕豆诱惑了。
“外面的风多冷啊！”姐姐有点难色。
“不要紧，我有很厚的棉背心。饿的时候，我可给他奶吃。”妹妹的声音，又是温婉，又是哀求。
“在路上你要好好的照顾。”姐姐被她说软了。
姐姐把婴儿，放在妹妹的背上，外护着棉背心，姐姐又把自己顶在头上的毛巾，围在小儿的头上。妹妹爬上车去的时候，姐姐滴下泪来。P37-39
人们都知道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先生是造诣卓著的文学史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他们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还是著名的作家。他们在潜心学术的同时，又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并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出版了多种作品集。
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早年就读于武昌师范学堂，在赴日本攻读英、德文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笔名绿蕉、修士、湘君。20年代末到上海，任大东书局编辑，暨南大学教授，与郁达夫等人过往甚密，著有小说、散文集《渺茫的西南风》(1926)、《盲诗人》(1929)、《她病了》(1933)，中短篇小说集《支那女儿》(1928)、《昨日之花》(1933)，长篇小说《三儿苦学记》(1935)等，还有许多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著作。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学术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思想论》、《论(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另有《寒鸦集》、《山水小品集》、《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等多种。
陈子展(1898—1990)，原名陈炳堃，字子展。湖南长沙县人。笔名有于时夏、何如、何典、蘧庐、楚狂、湖南牛、戚施、罗後等。早年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肄业后，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通缉，避居上海，参加了南国社，历任南国艺术学院、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沪江大学等校教授。从二十年代起开始文学创作和中国文学史研究，作品有评论集《孔子与戏剧》(1930)、传记文学《马援》(1933)、《郑和》(1934)以及大量散见于多种报刊的散文、杂文和文艺评论。学术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以及在《申报·自。由谈》连载的《蘧庐絮语》等多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对《诗经》、《楚辞》的研究造诣尤深。
赵景深(1902—1985)，四川宜宾人。1921年在天津棉业专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编报纸副刊和翻译安徒生童话，翌年毕业后开始创作小说、诗歌、散文。笔名有露明女士、卜朦胧、鲍芹村、邹箫、邹啸、博董等。1923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5年起在上海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兼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1930年后任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北新书店编辑。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栀子花球》(又名《为了爱》，1928)，诗集《荷花》(1929)，散文集《小妹》(1933)、《琐忆集》(1936)、《海上集》(1946)以及《战时大鼓词》(1938)等多种。在中国古代戏曲、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有独特建树，著有《元人杂剧钩沉》、《读曲随笔》、《民间文艺概论》、《元明南戏考略》、《中国小说丛考》等二十余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上海民间文学家协会主席等职。
他们都双栖于文学创作和研究，在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涉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文体。当他们走出书斋，在生活中有了切身的体验不吐不快时，便以文学创作反映社会的不公和动荡，揭露封建礼教和权势者的愚顽和罪孽，展示劳苦大众的生态和心态．表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抗争，并为他们的文学史研究累积了人生的感悟和文学实践的体验，而文学史研究又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历史的积淀和经验的借鉴，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
他们在创作中都鲜明地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刘大杰的小说、散文擅长写景、抒情、象征，刻画人物心理，暗含讥讽和幽默，既有对社会、人生、伦理、婚恋、人性的深沉思索和迷茫、诘问、追寻，又时时流露出浪漫的情怀和些微的感伤。陈子展则另具一格，偏重于对社会、人生作学理性人文思考，严谨、沉着，言必有据，驳议锋锐，好述古喻今，在史实与现状的比照中，不乏幽默的揶揄、嘲讽，揭示临危的国难，社会的弊病，文坛的怪异和陈腐的积习。赵景深则常以未泯的童心看世界，单纯、率真，诗风自然绮丽、富于幻想，探究韵律。小说、散文大多具亲历性，行文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不加雕饰，乃至不避稚拙。
他们都以各自的创作和研究显现了上海现代文学的实绩和若干特色。或许是他们的文学史研究的卓越成就和知名度盖过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加之岁月沧桑，他们的创作渐渐被后人淡忘了。本集可谓是种钩沉、补遗，除从他们多种作品集中遴选其精粹按文体和发表时序编次外，还从当时多种报刊中沧海觅珠，沙里淘金，缀珠结集，以飨读者。
邱明正
2008年12月20日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人们都知道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先生是造诣卓著的文学史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他们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还是著名的作家。他们在潜心学术的同时，又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并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出版了多种作品集。
他们都以各自的创作和研究显现了上海现代文学的实绩和若干特色。或许是他们的文学史研究的卓越成就和知名度盖过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加之岁月沧桑，他们的创作渐渐被后人淡忘了。本集可谓是种钩沉、补遗，除从他们多种作品集中遴选其精粹按文体和发表时序编次外，还从当时多种报刊中沧海觅珠，沙里淘金，缀珠结集，以飨读者。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书为该文库中的一本，主要收录了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三位作家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