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不可任性》收录了段柄仁先生近百篇杂文精品。这是一部对假恶丑尖锐批评，对真善美热情赞扬的书，视角不仅仅限于权力管理，更多是以揭丑来颂真善美。剖骨析髓的深刻，一针见血的精准，揭示人们在权力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有奋起揭露中带有无奈的呼吁，也有人生价值的感悟。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有权不可任性》就是该书系之一，是段柄仁的杂文自选集。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自序／段柄仁

一 “灵魂出窍”症

 “灵魂出窍”症

 收买“灵魂”的“法术”

 警惕“换届综合症”

 老公得了“‘一把手’综合症”

 “官心病”？

 迷信的沉渣泛起

 解读“魔鬼数字”

 政府也迷信？

 理解万岁、歪嘴和尚及其他

 警惕“社会信用”危机

 未富先阔

 说说“接地气”

二 警惕“干部关系市场化”

 警惕“干部关系市场化”

 我是谁的人？

 说“捧”

 说说干部“逆淘汰”

 让“挺得住”的干部“站得住”

三 闲话“敛钱术”

 闲话“敛钱术”

 我想吃“回扣”？!

 “请客送礼”与“请客收礼”

 “包装”的蜕变

 堕落的“包装上市”

 能喝酒也是生产力？

四 “贿”行天下？

 “贿”行天下？

 说“公贿”

 另一种腐败：精神贿赂

 论“贿赂费”

 “红包”的“发福”、

 “发飘”、“发黑”

 礼品、贡品、贿品

 “关系”的升值

 月饼的“控诉”

 “卡”的功能

 “爷爷”何以变成“孙子”？

 “公关”的学问

五 你在忙什么？

 你在忙什么？

 警惕“泡沫政绩”

 说说“花架子”

 警惕华威先生遗风

 官场的“油滑”

 官场拒绝“太极拳”

 “懒政”种种

 是谁糊涂？

 让“调研”回归正位

 局长的烦恼

 县长们的“年关”

六 官场“潜规则"

 官场“潜规则”

 “技术处理”

 警惕以数谋官

 撰写“领导讲话”稿的“奥妙”

 找回批评的辣味

 “自我批评”四则

 说说“红”律师

 也谈“党内个体户”

 慎说“完全一致”

 抓“新闻”的“诀窍”

 对“重要”的困惑

 政绩速成“三字经”

七 是耶？非耶？

 是耶？非耶？

 “摘帽博士”的牢骚

 封闭了什么？

 说“快”

 “觉醒”三例

 “要骗就当大骗子”

 文化大跃进？

后记

警惕“换届综合症”

有一种病，十分奇怪，以前每当换届，便悄然而来。越是临近人事安排的关键期，发病率越高，病情也随之加重。其特点是发病的区位集中，多在党政领导机关，病人的身份相近，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症状则因人而异，大体是三种，“发烧”、“发晕”、“发懒”。也有两者交替或三者兼发的。总之是病来一窝蜂，病去一阵风，来去都是以“换届”为坐标，时间性强，传染性大，潜伏期长。这是什么病？请教专家，答日此种新“病”医书上尚无记载。且名“换届综合症”。

先说症状。“发烧”者大多是具有勃勃雄心和竞争实力并希望登台阶、有进步的一方之主或部门首长。临近换届，他们总想多留点“赫赫政绩”，多搞点选票，因而头脑热度逐渐升高，“雄心壮志”急剧膨胀，奇思怪想纷至沓来。“计划”要加码，指标要提高，往往不顾财力物力许可，大兴土木、乱铺摊子。无条件动工的也要搞个开工仪式，难以竣工的必须弄个“形象”出来，而后敲锣打鼓宣扬一番。即使因此而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父债子还”嘛！能否还得起，那是后人的事了。或者不顾需要与可能，大幅度调整干部，名为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实际是网罗安插亲信故交，“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样做，自认为既换来“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美名”，又留下日后自己可以操纵指挥的“班底”，何乐而不为？

“发晕”者则主要显现于那些急于“长”一下、升一级、挤进新班子的干部中。换届对他们当然是大好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官欲腾升，急火冲顶，致使头脑发晕、发昏、发糊。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对决策人物献忠心、表敬意，极尽吹捧拍马之能事。心急火燎地拉关系、走门子，请客送礼，找人说情、举荐，甚至以钱物贿赂。更有恶劣者，发晕到不择手段，采取“排除法”，把条件和他相近或优越于他的人，统统视为绊脚石，为抹黑对方制造谣言，甚至写匿名诬告信，“八毛钱，查一年”，以排除竞争对手。

“发懒”者，数量要多一些，主要出现在那些任期将满，准备转岗，特别临近退休的干部中。他们的目标不是多做贡献，而是“安全交班，平稳着陆”。工作上选择的是“守摊哲学”。“只求守成，不求创新”，“老事办了，新事不搞”，“不前不后，不多不漏”。特别是对难事、险事、开创性事业，更是采取躲、推、拖的策略。本来鼓鼓劲就能克服的困难，他却回答“放放吧，不要引起别的麻烦”，动动脑就能破解的难题，他的意见是“别冒风险了，把机遇留给下届吧！”在人事上实行“好人主义”。“多栽花，少栽刺”，“你好、我好、大家好”。总之好像慢撒气的气球，再也鼓不起顺风升空的劲头。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亚健康状态。精神头儿不见了，生机与活力被懒洋洋、慢腾腾替代了。

再说危害。一是传染性。因为患者多为领导干部，是众目睽睽的“公众人物”，无论“发烧”、“发晕”、“发懒”都有巨大的扩散力、传染性。一人“发烧”会引起其管辖范围的全局性“发热”，引导相邻地区或单位的比学赶超，甚至引发少数投机者发狂、发疯。一人“发晕”，则常常会“乱了一群”，歪风吹来，大家受害。一人“发懒”，往往导致整体发僵，扼杀了生机，阻挡了创新。不论哪种症状，都直接影响了有关单位、部门和地区的工作，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二是潜伏性。换届引发了此病的爆发流行。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肌体自身早就有“病”。“病菌”就是“患者”的私心、野心，不仅没有自觉地不断地清除，反而被某些假象和光环笼罩而隐蔽起来，得以滋生和发展。如果肌体无菌或抵抗力较强，再大的外因，也是难以引发此病的。群众对党和政府信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的业绩和作风。如果平时像个君子，一旦触及个人利益就变了脸孔，给群众心灵的冲击，无异于上当受骗，对党和政府威信的影Ⅱ向，远远超越了工作上的失误。

此病如何治理？既需名医妙手，更需群策群力，大家共同造就一个送瘟神、避瘟疫的良好环境。然而，当前首先要制止“换届综合症”的蔓延，更要警惕，千万别被传染。

2002年3月

P8－10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编写这部集子后，还有一些话需要说一下。一是这部文集怎么编纂为好？原先曾打算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这样做文章的时间背景比较具体，自己又省力省事。但有的同志建议，还是归归类为好。这样把问题集中一下，可形成一种“势”，更具吸引力，也更方便阅读。我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因为前一种编排方式，方便的是自己，后一种编排虽然需要费点儿功夫，也会出现分类型不很准确的问题，但却方便了读者。因此我把文章大体分为七类：理想信念问题（灵魂出窍）、干部关系市场化问题、以权敛钱问题（敛钱术）、行贿受贿问题（“贿”行天下）、形式主义问题（你在忙什么？）、官场潜规则问题、是非混乱颠倒问题（是耶？非耶？）。至于时间背景，近30年来我们国家都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一些问题都是在现代化建设发展中、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但不少问题具有普世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情况。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及时认识，尽快解决。文章按时序排列，固然有助于对内容的深入理解，但只要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它的作用必然带有一定的长远性。在相近的年份按内容归类排列，对读者理解文章是不会有影响的。

二是所谓“官场杂文”，这是杂文界对与官场有关的杂文的统称。与官场有关的杂文和其他杂文一样，大体应分两类，即侧重揭丑的和侧重颂美的。这部文集主要是侧重揭丑的，有的同志曾建议把我写的官场颂美的杂文，如《只有美德是永恒的名声》、《秘书工作的榜样》、《总统换“豪华套间”与学者拒“大操大办”》等也纳入其中，理由是“可以抵消一些负面影响”。我想杂文内容的“正面”与“负面”，并不在于是歌颂还是揭露，而在于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去歌颂与揭露，涉及的事物是否真实准确。如果立场观点是正确的，涉及内容是真正准确的，无论歌颂还是揭露，都不会有“负面”问题，此所谓“血管里流出的是鲜血，不会流出污水”。当然有关官员、官场的问题比较敏感，一些杂文家也曾因文章“涉政”而受不公正对待。但不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揭露、鞭挞丑恶现象。那样不仅不是真正杂文家的品格，也不是一个坦荡正直的人的生活态度，更不是合格的公务人员、领导干部。把对官场揭丑和颂美的杂文合成一集，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这部文集是侧重揭丑，专讲“病症”的，如果加进一些“颂美”的文章，有点儿画蛇添足、不伦不类之感，因此“颂美”的杂文只好舍弃。

此外，这些杂文之所以能成书，首先应感谢北京市杂文学会一些朋友，他们是指导，也是动力。《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以及《前线》杂志编辑部的杂文编辑为其中一些文章的成稿、刊登付出不少心血。赵卫民同志为我收集资料、印制书稿，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