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沈苏儒先生《论信、达、雅》的文章，要谈翻译标准，还是信、达、雅好。我同意他的结论：“历史已经证明，‘信、达、雅’理论二十世纪八十年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标准)，但看来还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取代它，如‘忠实、通顺’、‘忠实于原作，完善的译文形式’，‘在准确的基础上通顺’，‘准确、简明，通顺’，‘准确、流畅’等等，我的浅见总觉得并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在理论深度上或尚不如……”他举的那些标准里，忠实和准确实在都是信的变相说法，通顺和流畅本身既有些重复，而且都跳不出达的范围。至于简明，那要看原文内容而定，像康德的文章，原文那样繁复，译得通顺就很不容易，简明是无法做到的；葛传架先生异军突起，提出“不增，不减、不改”的标准，其实并没有越出一个“信”字。很多Chinglish和极端欧化的翻译家都可以援引这“三不”为自己辩护。林语堂于忠实、通顺之外，加上一个美的标准，这个“美”字仍是严复“雅”的变相；而且严复在他的时代提出雅字我们可以理解，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提出美的标准则并不妥当。林氏的意思是，翻译必须是一种艺术，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实际上，许许多多的翻译只要文字通顺，就达到要求了，并不需要译成文学，也不可能译成文学。社会科学文章，报纸社论，科技文章，调查报告，都属这一类。翻译历史，并无须当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译；翻译传记，也无须译得像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
美既不能用，雅又不能照严复当时提出的那样去理解，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呢？我认为应当作为“得体”来理解。得体不仅仅指文笔，而是指文笔基本上必须根据内容来定；文笔必须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风格。
现举例说明。我在一九四七年译了一部科幻小说《地球末日记》，故事叙述宇宙问有两个行星大小的天体将要进入太阳系。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认为大的一个肯定将把地球撞掉，小的一个则与地球相似，人类说不定可以迁往居住。这两颗星首先在非洲被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他作了无数次的观察和计算，都得到同样结果：地球一定会被撞掉。科学家们吓坏了；他们成立末日委员会商量对策，并请末日委员会首席科学家韩德隆代表六十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这篇声明如果在今天译，当然全部用白话译，但在一九四七年的蒋管区，就不得不译成当时那种半文不白的报章体裁。如：
凡太阳系吾等所熟悉之行星皆与地球之轨道约略在同一平面移动，自水星至冥王星，不论体积大小，距离远近，莫不如此。但此白朗生星体之移动面则几与行星之移动面成一直角。
流星可能来自任何方向；但此二星体在大望远镜中所见，与流星绝不相似。其中之一，当第二次观察时，发现有一可察觉之盘形，其光带显示之条纹证明为反射之日光。经数次观察测量其地位及速度之后，此二白朗生星体确实证明为远自恒星区域或空间向吾等行来之行星类，大小亦与行星相等。
译文要具有与内容相适应的体裁，这就是我叫做的雅。今天要我解释信、达、雅，我会说，信就是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达就是使译文能使人看得懂，雅就是与原文的内容和体裁相称，要得体。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要坚持一个雅字？换一个“文”字不是更接近我的意思么？我的回答是，用“文”字可能有人误会我主张用文言。单字固然笼统，但也有笼统的好处：容易记。雅字既包括古雅，也包括文雅、典雅、雅驯，至少不能俗，要有风格。
信、达、雅标准的好处在于它既不空洞，又不重叠，就像多、快、好、省一样，去一不可，添一不可，然而在指导实践、检查实践成果上却最有效用。它是必要的，又是足够的。
信、达、雅三者哪一个最重要？我以为要看内容而定。如果译的是《读者文摘》或旅游见闻，那就要着重达，便是漏译一两句也无关宏旨。如果译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典著作，信就应当放在首位。中国人最不喜欢的长句子，不得已时，只好让它长一点。词类，甚至句子结构，只要不至读上去不通，能不变动就不变动，硬一点只好硬一点。这是为了(一)防止引用时误解；(二)前后照应；(三)准备人找岔子，在并非专门名词上找漏洞。举个例说，约翰·米勒的《功利主义》中有这样一句：“It is better to be Socrates dissatisfied than a pig satisfied”，这里的satisfy一词并非哲学名词，但这句话和他的功利主义哲学是格格不人的，抓着这个字眼一步步进行分析，就可以揭露米勒自相矛盾之处。因此译satisfy最好朴素点，可译作“满足”，什么“心满意足”、“称心如意”、“开心”，在别的文章里也许无所谓，在这里却会节外生枝，把分析研究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P3-5
中国近、现代文化是以翻译热开始的，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翻译外国文学更是面临大转变的中国文坛一项主要内容，许多能文之士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译事。当时的翻译热有四个特点，一是译才众多，有专门的文学翻译家，有作家而兼翻译家，有自己不懂外文而和别人合作的译者；二是取材广，年代、国别、题材、体裁不拘一格；三是目的各不相同，或有所为而译，比如为了吸取域外文学新养料，或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或纯粹为了好奇与商业利润；四是翻译渠道五花八门，或直接从原文翻译，或“转译”，即借助外国文学作品的其他外文译本用中文再翻译，或“重译”，即一部作品先后出现多种中文译本(无意重出或有意竞争)。翻译方法，则有忠于原文的“直译”、“硬译”，有杂糅译者理解的“意译”，还有大量既非直译亦非意译的改写和编译——也许可称之为“译作”，是翻译而兼创作。
丰富多彩的文学翻译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本土创作的登场敲响了锣鼓。中国新文学草创之初，理论先行而创作滞后的尴尬迫使人们将目光投向翻译文学。白话文写作的不二法门就是对翻译本身乃至翻译作品的阅读与揣摩。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曾是近现代译品忠实而热情的读者，他们登上文坛之前和之后也始终翻译不辍。重要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等甚至把翻译外国文学视为中国新文学常葆生命力的前提，鲁迅就一再提醒过，一旦停止翻译，中国文学就会“由聋而哑”、说不出自己的话来。
现代中国文学翻译在世界范围的翻译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其规模为其他语言的外国文学翻译所不及。一百多年来，人才辈出，译作如林，从古代的希腊、罗马、希伯莱、印度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几无缺漏，囊括了世界文学所有重要作品，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往往拥有多种中文译本。经过数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读者面前呈现了完整的世界文学图景，大量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得以透过现代汉语欣赏到世界各国不同时期、不同风格流派和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与千万里之外不同文明的人类心心相印。
持续的翻译热拓宽了国人的眼界，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从封闭的本国文学传统转移到无边无际的世界文学，鉴赏、创作与批评的参照为之一改。王国维认为新的翻译热的意义超过了汉唐翻译佛经，为中国文化和文学打开了新天地。中国文学从此真正走进世界文学，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在中国文学中发生了。
外国文学翻译在进行过程中不断遭遇的问题，以及翻译界、创作界和批评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直接促成中国文学本身的自觉。这些话题包括：为何要翻译？应选择怎样的外国文学来翻译？选择不同时代、民族国家和语种的外国文学进行中文翻译时，会呈现怎样的翻译政治？欧美大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对现代中国是否具有同等价值？外国文学哪些方面可以和我们沟通，哪些方面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文学传统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怎样才是理想的翻译语言？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引发的汉语重构问题？中国作家自己的语言追求和翻译文体关系怎样？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纯然是外国的抑或已然内化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世界外国文学遗产如何通过翻译变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和现代中国作家自己的文学创作关系怎样？……这些问题不仅当时引起广泛关切，也作为新文学创作本身的自觉意识而始终存在着，构成了国人在阅读任何一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的“前理解”。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汉译世界文学重镇，梁启超、王国维、严复、林纾、曾氏父子、周瘦鹃、周氏兄弟及其门生弟子、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成员、以施蛰存为核心的《现代》同仁、巴金以及团结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周围的众多译者(或人在上海，或译作出版于上海)，不愧为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半壁江山。本书专收1949年后在上海专事翻译而成就卓著的几位名家，包括翻译英美文学的周煦良、翻译法国文学的傅雷(专卷另收)、王道乾和翻译俄苏文学的满涛、辛未艾的部分文字。
周煦良(1905—1984)，安徽至德(今东至)人，1924年毕业于上海大同中学(最初叫大同学院，后改称大同中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1932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系并获硕士学位。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武汉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有《神秘的宇宙》、《地球末日记》、《珍妮的肖像》、《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活命的水》、《金羊毛的国土》、《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西罗普郡少年》、《刀锋》等小说以及《美学三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等哲学译作。六十年代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论著有《舟斋集》，其中多篇谈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论文是作者五十余年教学、翻译经验的总结。
满涛(1916—1978)，原名张逸侯，祖籍江苏吴县，生于北京。1935年人复旦大学就读，未毕业即东渡日本，进专修大学学习，同时在俄语讲习会学俄语。1936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读化学。1938年初到法国学法文，同年回国，定居上海。1944年起先后参与编辑《戏剧与文学》月刊、《翻译》、《奔流文艺丛刊》月刊、《奔流新辑》、《文坛》等期刊。上海解放后在时代出版社、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受迫害，后平反昭雪。译有《契诃夫画传》、《樱桃园》、《契诃夫与艺术剧院》、《别林斯基选集》、《文学的战斗传统》、《苏联戏剧创作理论的若干问题》、《别林斯基》、《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彼得堡故事》、《果戈理小说戏剧选》、《果戈理小说选》、《死魂灵》(与徐庆道合译)、《果戈理选集》等。
辛未艾(1920—2002)，原名包文棣(又名包文弟)，浙江鄞县人，辛未艾是四十年代开始使用的笔名之一，另有笔名韦柏馨、司马倩、齐天乐、麦秀、周密、闻歌、莫怀古等。11936年人中华书局当练习生，后做文书、打字员，抗战胜利后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后历任时代出版社编译员、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副总编辑、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全国外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苏联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译有《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赫尔岑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与满涛合译)，著有《论外国文学》等。
王道乾(1921—1993)，浙江绍兴人，1945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1947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1950年在华东文化部工作，1954年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委。1961年到196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被派往干校参加《世界史》翻译工作。1979年到1993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外国文学报道》主编；还担任国家社科基金会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译作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亨利·巴比塞》、《左拉》、《米晒耳·隆代》、《红与黑》(选译)、《关于文学的发展》、《巴黎圣母院》(法国电影)、《拉辛与莎士比亚》、《红与白》、《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情人》、《埃米莉·L.》、《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物质生活》、《地狱一季》、《驳圣伯夫》、《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亨利·贝尔》、《彩画集——兰波散文诗全译》等。
从以上简单的罗列可知，这四位翻译家的译作卷帙浩繁，无法裒成一书，不得已只好选择他们关于翻译的经验之谈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研究集录成册。这自然不能反映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的盛况，只希望提供大致轮廓，使读者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也想借此机会，纪念和感谢为中国翻译世界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译界前辈们。
郜元宝
2009年8月13日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汉译世界文学重镇，梁启超、王国维、严复、林纾、曾氏父子、周瘦鹃、周氏兄弟及其门生弟子、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成员、以施蛰存为核心的《现代》同仁、巴金以及团结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周围的众多译者(或人在上海，或译作出版于上海)，不愧为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半壁江山。本书专收1949年后在上海专事翻译而成就卓著的几位名家，包括翻译英美文学的周煦良、王道乾和翻译俄苏文学的满涛、辛未艾的部分文字。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是《周煦良、满涛、辛未艾、王道乾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