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招募是通过血缘、同乡、师生、同学等关系，由统帅选拔统领，再由统领选拔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去选队长，队长再找士兵。李鸿章在湘军大营中，虽然参办营务，充其量是助理或秘书长角色，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部队。曾国藩上奏中说他统率5000水师，说的是李鸿章挂了淮扬水师统带的虚名，这是向朝廷要官的借口。现在真正率师援沪，首先要募集队伍。长江中下游地区，清军与太平军征战十年，能用的兵源基本上都被双方使用了。凭空而起，招募一支完整的、能够迅速投入战场的部队，在当时情况下，难度非常之大。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湖南人曾国藩组建的是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李鸿章要建立自己的武装，首先想到的会是家乡合肥人。李家父子都在合肥地区办理过“团练”，其中李鸿章在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中部地区经营了5年之久，不仅了解情况，在地方武装中有一些人脉关系可资利用。李鸿章把到合肥募集自己的队伍这一想法报告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江淮地区的人，风气刚劲，足以训练成一支劲旅，成为战场上的新生力量。他支持李鸿章到合肥组建“淮军”。
1861年12月，曾国藩正式下令李鸿章回乡“募勇”。
合肥是久战之地，在官兵、太平天国中的将士都为数不少。在湘军中，现已有约三营“淮勇”。“勇营”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的一种组织机构。按湘军的体制，每营共约650人。其中战斗人员编制为500人，余下为后勤、军工人员，如挑夫、挖工事人员等。把非战斗人员纳入到体制中，是曾国藩的一项创举。它可以使战斗部队有良好的工程、后勤保障，同时防止因战争挖工事、搬运物资等事项扰民。湘军中“淮勇”3营，一是“震字营”，统领为马复震，桐城人。其父马三俊，原为桐城团练头目，1854年被太平军所杀。马复震募乡勇和家乡团练余部组成“震字营”，1860年投奔曾国藩，号“淮勇”；第二营是李鸿章皖北办团练的部下张遇春所部。张遇春是合肥东侧的巢湖人（现属合肥），武举出身，太平天国事起后在家乡办“团练”。李鸿章回乡办“团练”，张遇春归李鸿章指挥，张就跟随李鸿章征战合肥东乡、巢湖一带。李鸿章投入曾国藩幕府，1860年祁门大营告急，李鸿章把张遇春和这一批将士召入湘军中，成立“春字营”。“春字营”归湘军副将唐义训指挥。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营属于湘军中的安徽人部队，与李鸿章后来创办淮军不可混为一谈。后有史家说张遇春营是淮军中成军最早一支，说法有待商榷。不久，“春字营”调拨给左宗棠管辖，进入浙江与太平军作战；三是太平军降将李济元统领的“济字营”。李济元安徽东至县人，加入太平军仅数月，即于1858年投降湘军。1860年7月，曾国藩组建了500人的“济字营”，由李济元作统领。 以合肥为中心江淮地区，因地理位置重要，官方组织了不少“团练”。但更多、影响力更大的是相对于官办“团练”的“民团”。该地区敌对双方长期拉锯式征战，兵来匪往，如过江之鲤，兵匪难分。合肥当地名流、乡绅组织乡邻武装，一方面响应朝廷号召，对付太平军，更重要是为了保护家族和村庄，这种民间武装组织叫作“民团”。“民团”实质是以“团练”之名训练而成的邻里和家族护卫武装。他们以村镇居住点为单位，亦耕亦战，似农似兵。无兵无匪时，各民团间时常争强斗狠。受不受官方调遣，主要看各自首领的态度。
当时合肥地区的“团练”武装，包括挂着官家“准生证”的“民团”在内，主要有三个相对集中点：
其一是李鸿章老家的合肥东乡。距当时的合肥市区约10公里左右（现在是合肥是新站开发区），向东延伸到数十公里，到巢湖一带。李文安回乡办理“团练”之前，庐州府已令李鸿章三弟李鹤章在家乡组织团练。后李文安、李鸿章和妹夫李胜等，都在这一带组织过“团练”。但此处“团练”队伍战斗力一般，多随清军和太平军行动而进退，罕有悍将死战的记录。
二是合肥东南约40公里的肥西县三河镇一带。三河镇因发源于大别山的三条河在此汇聚而得名，为水陆交通要道，长江、巢湖一带与舒城、六安以皖西大别山区的连接点。由三河乘船可经巢湖直达长江。六安及皖西地区与巢湖并经巢湖通江达海，此为必经之地。合肥向东到庐江、铜陵、徽州地区、进而赴浙江，此亦为出城第一站。三河还是合肥、巢湖、舒城、庐江行政区划的交接点，向西南数十公里即达舒城、桐城。东南仅数公里到庐江县境。由于三河是水陆重镇，较为繁华，很多庐江县籍人士在三河镇居住。如科举高中的潘鼎新、刘秉璋等，自小就是在三河镇长大。这里尚存的“团练”主要是潘鼎新（史书庐江籍，实世居三河镇。庐江县现为合肥郊县）、刘秉璋以及当地乡绅吴长庆等人组织的。P22-23
从1862年李鸿章缔造淮军开始影响中国大局，到1926年合肥人执掌的最后一届政府宣告结束，60余年，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一段。此前中国历史上变革，无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只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争斗。“合肥系”形成与作用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中国人斗，还要与东西洋的外国人斗。几代合肥伟人的争斗，为自己，为合肥，更多是为中国民族，留下了值得研究的印迹。以血脉、乡土、同学等关系构成左右中国的政治集团，且长达30余年，使合肥系又成了中国裙带政治的典型。
历时数年，笔者把“合肥系”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粗略地理了一遍。尽管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合肥系”还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但以地域为主要纽带，形成连续三代政治团体，影响国家与民族发展进程，确为中国历史奇观。在前面的篇幅里，笔者多次论述到“合肥系”的特征。除政治依附性之外，还有足以彪炳史册的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道义的典范，“忠”、“义”贯穿始终。“合肥系”主要成员，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不计个人得失，不离不弃，不解不散。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描述的刘、关、张，只是寥寥数人。而“合肥系”绵延半个多世纪，成千上万的各色人等，能够以小城“合肥”为中心，抱成一团。史无前例。
其二，化腐朽为神奇、雕朽木为栋梁。撑起“合肥系”是合肥农民。李鸿章、潘鼎新、刘秉璋只是少数科举得志的人，绝大部分是刘铭传、周盛传、吴长庆、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段祺瑞、龚心湛等草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把大批乡土农民铸造成改写历史的英雄，把一代代地道农民改造成社会文化名流，仅合肥一例。
其三，从“李合肥”安内攘外，推动洋务运动，到“段合肥”“三造共和”，废除列强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合肥系”对国家与民族的转型、发展的推动力，迄今为止，亦无出其右。
其四，“合肥系”三代人叱咤中国数十年，出军政要员不可胜数，但当时无刻毒横行之人，后代亦无仗势欺人者，的确难得。历数“合肥系”大员要人，后代不仅做仗势为官者极少，跋扈之人亦不多见。多以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为职业。建国后“左”倾盛行，“合肥系”主要成员生活在家乡的后代，几乎没有受到冲击者，实为罕见。富而不骄，贵而不横。“合肥系”的乡风、家风，有值得好好总结的地方。
“淮”、“皖”构成的“合肥系”60余年，还是研究中国地域政治、人脉政治、裙带政治的最佳材料。笔者不敏，且无专业知识，专业方法，但有斗胆，抛砖以引玉。望方家援手，拯史迹，辨真伪，繁荣“合肥系”之历史研究。
2010年7月17日完稿于北京新华社蜗居中
2011年2月1日四改于合肥
2011年5月1日再改于合肥家中 2011年6月19日再改于杭州钱塘江畔
2013年9月15日修订于杭州西溪山庄
2013年9月20日增补校定于合肥望园偶墅
中国以帝王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灭亡，到建立宪政共和国家，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一大变”，在这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有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奇特的历史现象：不沿海、不靠山，人文、经济均无特色的小城合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二十年代中期的60多年里，孕育出引导、推动、影响中国变革的群体，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到段祺瑞为首的“淮系”，他们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庞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系，是跨越不同时代最庞大的非家族式政治团体。在晚清帝王时期，合肥人领导的军队，是事实上的国防主力：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等有可能颠覆王朝的内乱；从越南到朝鲜，从东海到黄海，从陆地到水上，抵御来自全球的外侮。政治上力推民族近代化，兴洋务运动、建现代外交，练新兵、办学校、送学生海外留学，等等，均开历史之先河；进而逼清廷逊位，结束封建时代，缔造“共和”，建立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废除租界和不平等条约。当然，他们也曾为邀功争赏而滥杀无辜，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军阀混战，导演屠杀民众的悲剧。这一时期，“合肥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中国大舞台上，无处不是主角。 “合肥”二字成了官场通行证，只要是合肥人，从进士武举、地主土豪，到乡吏走卒、街贩农夫，似乎都是出将入相之才，都可以左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后合肥三代人杰，把中国裙带政治演绎到顶峰。
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都用浓重的笔墨，记述以“合肥”为核心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人物，以及他们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复杂而漫长的60年间，作用、主导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只是由于中国历史断代以晚清逊位为节点，此前为“近代史”，此后为“现代史”，因而绝大多数史著把合肥“跨时代”政治体系一分二：在近代史期间称之为“淮系”．现代史期间称为“皖系”。“淮”、“皖”核心人物李鸿章与段祺瑞相差43岁，二人故居相距仅区区数十公里，一个在合肥城东，一个在合肥城西。因地缘相同使他们拥有共同的尊称：“合肥”(“李合肥”、“段合肥”)。
“淮”、“皖”两大集团前后连贯，不仅组建形式、政治操守、处世方式等一脉相承，甚至主要成员多有亲缘关系。笔者为了叙述方便，把人为割断的历史再行合并到一起，沿袭“淮”、“皖”用地名命名的办法，称之为“合肥系”。
“合肥系”起于李鸿章。李鸿章靠科举进身，洪杨内乱中抓住机遇，投笔从戎，缔造淮军，逐步打造出文武兼备的“淮系”。在满族爱新觉罗氏“家天下”的晚清，这是皇族以外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从京津到边陲，从江淮两岸，到万里海疆，从朝鲜到南越，合肥人轮流担当行政大员。高峰时，中国三分之二行政省汉族长官是由合肥人或以合肥人为核心的淮系政治集团的成员担当；一直由合肥人统帅、合肥农民出身将领为骨干的“淮军”，充任中国国防军达半个世纪之久。仅合肥地区，从淮军中走出来的提督、总兵(相当于现在的将军)和同职衔的军官，多达1300多位。而同时期全国在册武官总共仅7000余人。有史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淮军，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已经沦落为印度一样的殖民地。“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1901年语)。
“淮系”最后代表是在淮军中成长起来的河南人袁世凯，一般认为淮系到袁世凯而终。另一合肥人段祺瑞承淮系余脉而兴“皖系”。它助推中国脱离封建时代，“首倡共和”，并竭力维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摆脱外国列强的殖民瓜分，长期主导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大局。在宪政国体中的“皖系”，有7人担任过国家元首和政府机关和权力负责人，其中5人为合肥籍。
……
“合肥系”自李、段而下，大体如此。晚清在抗击西方列强侵略中唯一以胜利而告结束的，是刘铭传在台湾抗击法国侵略军。因清廷打压合肥势力而在家乡赋闲13年的刘铭传，临危受命，赴台湾抵御法军侵略。当时清廷只有发委任状的能力。李鸿章能够给予支持的只是让他挑选130名淮军下级军工人员带入台湾。法军恃船坚炮利，封锁海峡，登陆围攻。现在史书上能看到的取得台湾抗法胜利的原因，是刘铭传有杰出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与守台军民，浴血奋战，大破法军。其实质是“合肥系”具有超强向心力的地方政治集团组织优势发挥的结果：刘铭传率刀矛之弱旅孤悬海外，面对拥有军舰大炮的法国强敌，在实力为取胜砝码的现代战争中，随时可能丧师失地。先是刘铭传部将、合肥人聂士成(后牺牲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场上)，率800名自己的部属，强渡台湾海峡，存亡关键时刻入岛助战，先保阵地不失。随后是刘铭传在淮军中任职的家乡宗亲侄孙刘朝祜、刘朝带、刘朝林等，租借民船雨夜偷渡，带领数千淮军入台作战，使台湾防军实力大增。刘铭传的这个三个宗族侄孙中，有二人死在了台湾。任上海道的合肥人龚照瑗，在沿海地区组织大批军需物资，通过租用外籍轮船、民间偷运的种种手法，源源不断的运入台湾。有这一系列政府行为之外的努力，才有了刘铭传抗法胜利，保台湾不失。
由于李鸿章的用人策略和“合肥系”的历史传承，在合肥地区形成了“将相丛生”奇特现象。如原合肥西乡约十多公里半径范围内，出现了张(树声、树珊、树屏)、周(盛波、盛传)、刘铭传、唐(殿奎、定奎)、聂士成、叶志超、段祺瑞等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还有更多提督、总兵，现在无法完全统计。其中刘铭传的族侄“盛”字辈、侄孙“朝”字辈，就有近十名之多。
以现在合肥市肥西县东南角的三河镇为中心，还有历史上名头更为响亮的潘鼎新、刘秉章、吴长庆、丁汝昌、王孝祺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袁世凯，等等。在合肥市肥东县，李鸿章的老家，兄弟、子侄、内亲、近邻，又有一大批官名显赫的人。其中有李鹤章、李昭庆、郑国魁、吴毓兰、冯玉祥等。且不说满清“家天下”时淮系中“封疆大吏”遍及大半中国，依靠“淮”、“皖”势力积累，民国时走上“国务总理”一职的合肥人就有段祺瑞、李经羲、龚心湛、贾德耀，另有担任过议会议长的王揖唐。“皖系”中担任过此职的安徽籍人士还有许世英、江朝宗。“淮系”、“皖系”中非安徽籍人担任过政府首脑的还有李鸿章法律顾问伍廷芳及唐绍仪(入道时为李鸿章幕僚。马建忠推荐任李鸿章德籍襄理麟德翻译)、陆徵祥、靳云鹏、熊希龄，等等。
偶正涛创作的《合肥系与近代中国--从李鸿章到段祺瑞》讲述了：清末民初，安徽合肥孕育出一个引导、推动、影响中国变革的英雄群体，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到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他们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庞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军事团体。
在晚清，合肥人统领的军队是事实上的国防主力：敉平内乱，抵御外侮。同时兴洋务、办外交，练新兵、兴学堂，均开历史之先河；进而逼清帝逊位，结束封建时代。当然，他们也曾为邀功争赏而滥杀无辜，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军阀混战，导演一幕幕屠杀民众的悲剧。
中国从以帝王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灭亡，到建立宪政共和国家，在这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有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奇特的历史现象：不沿海、不靠山，人文、经济均无特色的小城合肥，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60多年里，孕育出引导、推动、影响中国变革的英雄群体，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到段祺瑞为首的“淮系”，他们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庞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系，是跨越不同时代最庞大的非家族式政治团体。
偶正涛创作的《合肥系与近代中国--从李鸿章到段祺瑞》是关于研究推动、影响近代中国变革的英雄名人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