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张伯驹身世钩沉》不仅对张伯驹的家世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变迁作了叙述和剖析，而且将具体人物置于历史大背景下，沧桑国史，纷纭家事，引人回首，触人感怀。“醇儒家学，书生本色，风流名士，散淡人生”，是作家寓真对张伯驹其人的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深凝在张伯驹的血液中，因而他才能在词学、戏曲、书画、文物研究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该书旨在通过大量引用原始资料，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张伯驹和一段真实的历史。

张伯驹是民国文化史上的奇人，《张伯驹身世钩沉》是在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多年来着意搜求张伯驹行藏资料的基础上构思而成，旨在钩沉史料、道出真情，《张伯驹身世钩沉》共分十五部分，以资料呈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张伯驹先生的人格和性情，后附影印的珍贵资料。

一 文外的前言

二 且从张镇芳说起

墓志铭：镇芳的忠心与才干

是攀靠袁世凯走上了暴富之路吗

临战辞职，感喟百姓痛不聊生

三 盐业银行之问世

北方商业银行之创始者

借重张勋为盐业银行张翼

称帝大肆挥金，哪能顾得盐行

寒云怒责镇芳，伯驹为父辩诬

四 复辟案之始末

伯驹评述日：忠而无谋，实负清室

镇芳受审，伯驹指为挟嫌报复

开释乃形势使然，亦得于伯驹操劳

五 张伯驹身世自述

一、传统教育

二、新学影响

三、军政牢笼四、家风传承

六 青楼夺姝之传奇

任职盐业银行，乃有缘结识潘素

好事多磨，仰赖孙氏父子成全

瞒着父亲的第四婚姻，又纳妾乎

七 所谓民国四公子

饮醇近妇，妓馆夜饮

公子称谓的嘲讽意味

由贬而褒，文辉垂耀

八 横祸飞灾上海滩

绑匪可恶，解救还靠爱人奔走

函件披露，人情竟然如此冷漠

九 平复帖与西安之行

其一为避难其二为护宝

其三为谋生其四为参与后方文化活动

十 与王韵缃之离婚诉讼

泪洒词中，半为家庭烦恼

纠纷解决，却恨腰缠输尽

十一 迁入迁出承泽园

承泽园雅集，半是伤心泪语

繁华几日，便说到西风消息

十二 离题的插话

插话其一：张伯驹忆谈金编钟

插话其二：珍护国宝，可歌可泣

十三 与张家芬之分产诉讼

分产的起诉、答辩与判决

法学家韩幽桐亲任终审法官

十四 终于成了无产者

文物捐献，特定环境之反思

重返京华，往事视如泼水

散淡暮年，心地一片净白

十五 多馀的跋语

词魔情痴，演成昆曲传奇

世态暖寒，感叹曲终人渺

人性文化，精髓薪尽火传

感喟气数之终，警醒后人

附录 原始资料影印件

五张伯驹身世自述

张伯驹的祖上，在明朝大移民的时候，由山西洪洞迁徙到河南。历经几代人垦耕，渐而发迹变泰，到了清朝中后期已成为河南项城一户有名的地主。张伯驹出生于项城，在故里度过幼年时光。而今时代变迁，原址早已面目全非。张家旧居现仅发现三间两层小楼尚存，位于项城市秣陵镇小学院内，张伯驹回乡时曾经在此闲住。

张镇芳在北京置办一处房产，位于西四牌楼东面的弓弦胡同，据说曾经是太监李莲英的一处宅院，占地约十三亩。张伯驹早年经常居住于此，并名之为“丛碧山房”，直到一九四六年卖出。

天津“五大道”原在英租界内，清末到民国时期，那里是高官和名流居住区。张镇芳及其家属，在天津居住时间最长，宅院即是英租界内的保定道二十一号。据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五大道”的房产大都收交政府，安排了公用和高级干部居住。张家的此处宅院曾经卖与他人，后屡次改造，已不是原先模样了。

对于张伯驹的生平事迹，许多读者已有所了解。而他自己亲笔写下的一份材料，来踪去迹却更为实诚可信。其中还有一些情曲陈露，过去鲜为人知。姑且将这份手写材料名之为《身世自述》，照录如下：

我祖上是由贫农而富农，到我祖父已成了地主，中了举人。我父亲中了进士，由京官到直隶服官，直到民国四年后退休，又创办银行，寓居于天津租界内。所以我这个家庭，完全是封建时代由地主而官僚长成的，充分表现骄奢堕落的形象，有很多污浊罪恶。我是在这个家庭里生长，习染，也不能不有了罪恶。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已与我订了婚，就是我的原配李氏。她父这时是候补道，我父亲也是候补道，这就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到我十九岁结婚，结婚之后，家庭里才知道我的原配李氏夙有疾病（是没有月经），不能生育，并染上鸦片烟瘾。封建旧家庭的传统思想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我二十四岁，我父亲就催促我纳妾，是年我与邓韵绮（在解放北京前与我脱离关系，并一次给予赡养，后邓韵绮向最高法院诉请再给赡养费，被批驳）同居，次年生一女，不久夭殇。邓韵绮久不生育，又染上鸦片烟瘾。到我二十七岁，我兄弟（我叔父之子）病故，两门只我一子，我父亲催我再纳妾，并指示以生育为目的，不论才貌，要身体肥壮。由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介绍了王韵缃。本来介绍的有两人，王韵缃是其中之一，因为朱虞生的同居与王韵湘之母是朋友，那一个就没叫她与我见面，力促王韵缃与我的成功。是年就与王韵缃实行同居，于我三十一岁时生了一子。这时我叔父的同居杨氏也生一子。一个大家庭共居一处，大家都是享受懒惰，有鸦片烟瘾的就有十人之多。

我从三十岁研究文艺，对于这样的家庭感觉痛苦，尤其厌恶租界，所以我常在北京。到民国二十二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的同居孙善卿庶母，交给我很多的遗产，但是，还是有不够这大家庭开支之虞。我看了这时国民党的政局现象，我又做银行的事，知道经济前途不可乐观，对我的家庭还是这样排场阔绰下去是没有办法。我就将大部分盐业银行股票交给王韵缃，使她试验管理家政，因为儿子是她生的。并且，我对她说，经济前途是很危险，股票的利息是靠不住的，必须紧缩开支，家庭要平民化，譬如在楼上由梯子一级一级的下到平地，总比从楼上坠到平地好。但是她不能了解我的话，而且她早已染上鸦片烟瘾，每天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没有管理家政的能力。我把股票交给她，是为供给家庭开支，股票的印鉴还在我这里，不是给她个人的，而她会误认到儿子是他生的，交给她的股票我不能再拿走。至于这个家庭开支不够，她没能力把它节俭下来，还要我想办法。我到三十九岁，在上海与我的爱人潘素相遇，我们两方情愿结为配偶。我是连香烟都不吸的，他们都吸大烟，我起床的时候是他们睡觉的时候，我睡觉时候是他们打牌吸烟的时候。我感觉到苦闷而有这种举动。P69－71

一文外的前言

（一）

对于张伯驹的事迹，广大读者并不陌生。但许多人也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家庭，正处在二十世纪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张伯驹却走了一条自己独往的道路。他既没有投入熊熊燃烧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也没有充当他出身的那个没落阶级的卫士而成为牺牲品。在一枰激战甚烈的棋局中，他不过是一枚游离于局外的棋子。然而，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世人的敬佩。这也许就是一个可以令人回顾而凝思的奇迹。

世界丰富多彩，人生形形色色。世人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抑或是自己的选择，更似乎是天意的安排。出身、环境、天资、气质、机缘、经历。诸多因素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和价值的实现。

说到张伯驹的身世，会让人想起李白的诗中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有谪仙人的气质，性情豪放，而“千金散尽”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有钱。这位大诗人出身于四川富商家庭，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广交天下朋侣，两赴长安求取功名，当然不只是身佩宝剑，而且是腰中缠了金银的。

我们看张伯驹，生性嗜好艺文，澹泊功名，以收购国宝而驰名，亦有“千金散尽”的豪气。而他的家庭，曾经是当时国中富豪。正是那样一个亦官亦商的富厚家业，为他的豪逸洒脱的侠行义举提供了基础。

然而，值得我们羡慕的并不是他们的金钱。世界上富甲一方、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很多很多，然古代成为诗仙的，只有太白；现代留下护藏国华之美名的，只有伯驹。

世上有钱人有两种。一种人既有钱，更有豪心逸志，便能特立独行，在某一事业上做出非凡贡献，青史留芳。另一种人虽有钱，却猥琐庸俗，只知吃喝嫖赌，精神贫乏，也许自以为快活一生，其实是虫鸟物类之快活，并不知何为人生。当代这后一种人，据传甚多。国家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中，一些人财运亨通，暴发而成巨富，不论群众如何地买房困难、看病困难、子女上学困难，他们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已经钱财多得不知该如何消受，于是有人携巨款到境外豪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如此富人，徒有华丽外表，内实污秽不堪。

世上没钱人也有两种。一种人虽无钱，外形寒酸，内在却有高情雅趣，有道是“唐之诗人，类多穷士”，甚至有“乞丐诗人”。陶渊明曾作《咏贫士》诗云：“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你看他酒壶干得一滴不也倒不出来了，厨灶也不见烟火了，破衣烂裳露着肩肘，这实在是太穷苦了，然而他所惧怕的不是饥寒，而是最怕失去道义原则，贫富二字常在内心交战，“贫而有道”属于他心中的胜利者，只要守着正道，脸上就不会有悲戚的容颜。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贫士。另一种没钱人，则缺乏这种道德的力量，因生活所迫而至于胡作非为，所谓“民贫则奸邪生”，贫而贱，贫而无耻。贫穷是可悲的，贫而无耻则更加可悲。

可见无论贫和富，精神是极重要的。无论贫和富，只要精神卓尔不群，就可以成为名士。

如果我们只是复述张伯驹先生那些利国的好事，似乎并无必要；然而，当我们透过行为现象，观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却会是别有意趣的。

（二）

李白诗集中有一首《书怀·重寄张相公》，写道：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

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

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

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

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

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这首诗中，李白称自己是西汉著名边将李广的后裔。“飞将军”功盖天地，未能封侯，其英烈之气却遗传于后代。李白或许是承续了先祖灵根，所以少年有为，天才英特。“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是把自己比做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而在另一首诗中，他还说过：“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可知其儿童时代是何其聪慧，对于历史古籍早已广泛涉猎。他二十岁时所写的《大猎赋》，其中有句云：“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确有司马相如的闳大气魄。

然而，李白在政治生涯中却屡遭失败。唐玄宗召李白人京，曾以翰林供奉的身份，待诏一年多时间，后来遭人谗毁而“赐金还山”。到安禄山叛乱时，又应永王李磷的征召，随其东巡。永王兵败后，李白被囚于狱，落入“世人皆欲杀”的境地。传说是汾阳王郭子仪站出来为他说话，才把他的死罪改成流放。在流放去往夜郎的途中，有幸遇上了大赦。

上面所引《书怀·重寄张相公》，就是李白出狱后，写给当时的朝中宰相张镐的诗。诗中还写道：“想像晋末时，崩腾胡尘起……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这是以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的历史，借指安史之乱，表示诗人斩鲸平乱的雄心。诗意最后则归结到惩灭敌虏后，并不求论功封赏，只愿飘然而去，永作海外的游仙：“灭虏不言功，飘然涉方壶。惟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方壶”，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安期舄”，指蓬莱仙人安期生，传说事。

李白在这篇诗歌中所表达的政治抱负，和功成之后归隐学仙的心愿，是他的一贯思想。早年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就说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表示要立志奋其智能，辅助帝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则愿像陶朱、留侯一样去“浮五湖，戏沧洲”。然而，他的政治抱负始终不能实现，因而也始终不能达到其“功成身退”的隐士、仙家、道人的愿望。

历史只能让李白成为一个诗人，让他成为了一个沉浸在醉态和狂幻中的诗人。历史为人类造就了一个诗仙。

张伯驹所收藏的极品文物，其中一件便是李白书法《上阳台帖》。一九五六年，伯驹致函毛泽东主席，并赠送此帖，交由中央统战部徐冰转呈。原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阳台帖》为白麻纸本，草书，五行二十五字。前隔水有宋徽宗泥金书签，引首有清乾隆皇帝所题的“青莲逸翰”四字，并钤有多家鉴藏印。宋代黄庭坚题跋云：“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书评家都认为，李白作书如其作诗，高视阔步，物我皆忘，心闲笔纵，无不如意。此帖所写的内容，有“非有老笔，清壮何穷”的句子，字意一体，表现了这位诗仙的沉雄放达的气度。

《上阳台帖》原藏于清内府，清末流出宫外，为张伯驹发现后购藏。伯驹鉴认此帖为李白真迹。他在《丛碧书画录》中记日：“余曾见太白摩崖字，与是帖笔势同。以时代论，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墨缘汇观》断为真迹，或亦有据。按《绛帖》有太白书，一望而知为伪迹，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

张伯驹对《上阳台帖》的收藏，除了体现其对国家文物的珍爱之外，同时也体现出他对诗仙李白的钦慕。历史相隔遥遥一千二百馀年，李白不仅有近一千首诗歌一直为人们吟诵，而且竟然还有他的墨迹幸存人间，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灵魂如此递相沿袭，绵延不绝，想到这一点，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李白产生于李白的时代，伯驹出现在伯驹的时代，不可拟比。这个时代不可能诞生诗仙，这个时代却可以有艺术收藏鉴赏家。任何人的思想气度、德业功次，都不可能超越其历史环境。然而，名士都有同样的风流。有道是：“名下无虚士”，“是真名士自风流。”

（三）

笔者因职业所限，长期埋头于案牍中，以前与文艺界人士接触甚少。一次在朋友家里，偶尔看到一卷张伯驹手写的词稿。他的词，吸引了我，内心为之一震。大概由于文化断层已久、风气丕变的原因，当代人写的词，多有词语生硬、意味贫乏之病。而伯驹的词，是真正词人的词，可以读出古人的遗韵，这在当代词林中已殊为难得。由此而始，我便随时留意张伯驹的著述，以及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评介。

其时，我还在高级法院的岗位上。我所学习的专业只是法律。

法学教育的根本，并不在乎要记熟多少法律条文，而是重在培养一种崇尚法治的精神和公平正义的理念。真正研读法律的人，都会具有奉法律为至高无上、以护持正义为己任的基本品质。或许由于这种本质上的原因，法学界人士在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往往显得书生气而反应迟钝。正当司法体制改革成为社会热议的时候，我也曾经抱着某种热情和期待，而在实际进行中，才感觉到我们面对着许多复杂的情况。改革者的任何良好的意愿和举措，都可能会被他人利用而产生逆向的结果。我并不善于研究社会问题，而我所在的岗位却使我领教了各色人物，看到了那些离奇的现象。忽然有一天，在无意中想到了张伯驹先生。豁然觉得这老先生不愧是现代社会的翘楚人物，他比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人要高超出许多。

除了先生的词令人喜爱，他收藏古代书画的事迹亦令人感慕。文物收藏真正是一件好事、雅事，既是为国家珍藏国宝，保护民族文化，而对自己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情趣陶冶，大有益于身心。即使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遭厄难，张伯驹始终精神不萎，照旧于诗词书画如醉如痴。法律界的人士却不会有这样的潇洒。法律无法与艺术相比，艺术很有情趣，而法律是很枯燥的。法律也不能与政治经济相比，政治经济可以随机应变，可以投机取巧，法律却以正直、稳固为特征。在政治经济的跃变之际，法律总是滞后的。那一场灾难性的反右运动中，各级法院属于重灾区，右派之比例据说高于其他党政机关。尔后的大跃进时代，仍然有许多法律专业人士不能随应形势，而被指斥为“右倾”和“旧法观点”。艺术家即使戴了右派帽子，也还会有机会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许多法官被打成右派之后，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们之中会不会有人走上艺术品收藏的路子呢？那个年代的书画价格还很低廉，如果偶有觉醒者，应该是一种幸运吧。

九十年代初，在太原市府西街有一片闲置的空地。喜好收藏的人们习惯在那里交易。那时我家住在附近，星期日闲逛偶然发现了这个市场。可惜我并没有及时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一方面要给络绎不绝的诉讼者排难解纷，另一面却承受着多种的干扰和莫名的发难，加之审判机关的自身建设，涉及人财物诸多问题，足使人焦头烂额。许多的法官大概与我类似，那些年让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精力。

在西方的法律观念中，有自然法之说，我以为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道。忠实地执行法律，为人间主持公道，是法官的天职，是这个职业的本质，是天道和良知。法官如果不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而要听命于法外干预和要挟，既是对法律的玷污，也是对法官人格的玷污，那样的法官宁可不做。但是你又不能不做，因为有国家的重托，有当事人及大众的期许，你不能自命清高而不负责任。这也许就是所谓忍辱负重的含义。

在这个时候，受到了张伯驹的影响，真是一种幸运。艺术的爱好很神奇，它可以让人陶醉，可以化解烦忧、调节心态，可以让你在困境中得到慰藉，可以让你在威胁面前藐视他们，在利诱面前坚守节操。

对于诗词，我从年轻时即已形成嗜好，而涉足金石和艺术鉴赏，实在已经为时过晚，骨董市场上已经无漏可捡。然而，对于古玩和艺术品收藏的沉湎，终于使我从繁冗琐务的围困中，找到了一个逃避的去处。自九十年代后期，我逐渐把较多的业馀时间消耗在古籍、碑帖、书画、文房的玩赏中。这促使我研究了许多资料，早年所学的某些文史知识得到发挥，学养和人生情操也在接受着新的熏陶。譬如，过去背诵过不少李白的诗歌，似懂非懂，只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到了那种深度，才能读懂名士的风流。

李白歌咏道：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且放白鹿青崖问，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张伯驹有词云：今日异，几时休，人间不解重骅骝。歌百阕，酒千觞，风流犹似少年狂。宛转柔情都似水，飘摇残梦总如花，人间何处不天涯。辞北阙，对南山，孤吟独向海西边。陶然一醉东篱酒，万事如流等逝川。

名士风流，使人钦慕。于是，我便更加注意搜求有关张伯驹的行藏资料，也发现了流行的书刊中对他有许多不准确的描述，需要钩沉史料，道出真情。现在这本书，也就这样构思出来了。

以上，只是一篇文外的前言，且看下章言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