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仲马所著的《茶花女/亲近文学大师阅读世界经典》描写青年阿尔芒与巴黎名妓玛格丽特热恋。正当她决定变卖家具以便同恋人开始新的生活之际，却遭到阿尔芒父亲的百般阻挠，以致有情人难成眷属。玛格丽特不幸病故，阿尔芒悲痛万分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把一个名妓的复杂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读后不禁掩卷沉思。

小仲马所著的《茶花女/亲近文学大师阅读世界经典》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突出、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茶花女”这三个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位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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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三章

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又恢复正常，我简直不能相信，对我来说，新的一天跟以前的日子会有什么不同。有时候我甚至想象，我被一种记不清的情况拖住，未能回到玛格丽特的身边过夜，而我若是回到布吉瓦尔，就会看到她跟我一样担惊受怕，她会问我是谁留住我而把她丢下。

生活一旦形成某种习惯，譬如这次相爱的习惯，如果打破这种习惯，那么就不可能不同时毁掉生活的其他一切动力。

因此，我必须不时地重读玛格丽特的信，才能让自己确信这不是做梦。

精神受此打击，我的身体也随之垮了，动弹不得了。心中挂虑不安，连夜赶路，早晨又得到这种消息，这些已经把我的身心消耗殆尽。我父亲正是利用我完全精疲力竭之机，要我明确答应同他一道回家。

他要求什么我都答应。我无力支撑一场争论，只需要一种真挚的情感，以便帮我在发生这件事之后活下去。

我感到不幸中的大幸，就是父亲特别愿意安慰我这样一件伤心事。

我所能忆起的全部情景，就是那天五点钟左右，他让我和他一起登上一辆驿车。他事先根本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让人把我的行李打好，同他的行李一起捆在车后厢，就这样把我带走了。

直到城市消失不见，旅途的孤寂又唤起我，我的心灵空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于是，我又涕泗涟涟。

我父亲明白，话语，甚至他的话语，也不能安慰我，他就一言不发，由我哭泣，仅仅不时握一握我的手，就仿佛提醒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天黑之后，我睡着了一会儿。我梦见了玛格丽特。

我猛然惊醒，一时不明白怎么会在一辆马车上。

继而，我又回到现实中，于是脑袋就垂到胸前。

我不敢同父亲说话，总担心他对我这样讲：

“你瞧，我不相信这个女人的爱，还是有道理的。”

然而，他并不得理不让人，驿车一直行驶到C城，他对我讲的话，也同促使我此行的事件毫不相干。

我到家拥抱妹妹的时候，就忆起玛格丽特在信中提到我妹妹的话，然而我当即就明白，我妹妹再好，也不足以让我忘掉我的情妇。

打猎的季节到了，父亲认为我去打猎能开开心。于是，他和邻居与朋友组织了几次出猎。我也参加了，但是既不反感也不热心，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自从离开巴黎之后，我的一切行为都处于这种状态。

我们组织围猎。我待在分派给我的位置，身边放着没有上好子弹的猎枪，开始胡思乱想。

我望着飘过的云彩，任由神思在荒野上驰骋；我不时听见一名猎手呼唤我，让我看只离十步远的一只野兔。

我这些细微的表现，无一逃过我父亲的眼睛。他并没有被我表面的平静所蒙蔽，完全明白不管我多么消沉，总有一天，我的心会有强烈的，也许很危险的反应，因此，他极力避免显出要安慰我，同时又尽量给我消愁解闷。

我妹妹自然不知道这一系列事件的内情，也就不理解我从前那么快活，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沉默寡言，如此黯然神伤。

我陷入忧伤的时候，有时突然被父亲不安的目光撞见，我就伸过手去，握住他的手，好像默默地请他原谅我无意中对他的伤害。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但我也只能忍受这么久。

我总是念念不忘玛格丽特。我从前，乃至到那时，都太爱这个女人，因此不可能突然改变态度，对她不闻不问了。不管多么怨恨她，我也无论如何要再见见她，而且马上见到。

这种渴望一进入我的头脑，就牢牢扎根，十分强烈的意愿，终于在我这久无生气的躯体中再现。

我要见玛格丽特，不是等将来，等一个月，等一周之后，而是在我产生这个念头的第二天。于是我去对父亲说，我要离开他去巴黎办事，很快就会回来。

他无疑猜到了我出行的动机，因为他力劝我留下；不过，他见我情绪十分冲动，不照这种愿望去做，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便拥抱了我，几乎要流泪，求我尽快回到他身边。

前往巴黎的一路上，我睡不着觉。

P202-204

名家名言

小仲马式的忏悔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有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要写“译者前言”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前言的方向。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时代最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文学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最新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五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最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二十岁时，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小仲马想跻身文坛，试笔不成，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就在玛丽患肺病咯血期间，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剧本的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之一。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唯一的，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己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第一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的旁边一比，就显得多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四十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庭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

李玉民

于北京花园村

小仲马先生给我们再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角，而是富有哲理的狂欢节……只有《茶花女》是永存的。

——法国著名作家 左拉

小仲马先生不属于任何派别，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对过去和现在的迷信都不太偏好，正因为如此，他进行观察、思索，他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

——俄国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

茶花女将是19世纪之女，就像《玛侬·列斯戈》里的玛侬是18世纪之女一样。

——法国评论家 亨利·巴塔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