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顾诵芬所著的《顾诵芬自传》是中国工程院院院士，著名飞机设计师顾诵芬的传记，作者叙述了童年，求学生涯和成长经历，以及作为一个百折不饶、碶而不舍的航空专家，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的的杰出贡献。本书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兼具，内容真实，语言朴素，图文并茂。

顾诵芬是我国有突出成就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和飞机总设计师。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以后，他是第一批参加到航空工业建设中的大学生。60多年来，他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同行，在徐舜寿、黄志千等老一辈飞机设计专家的带领下，完成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的设计研制，在歼8、歼8Ⅱ系列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项目研制中担任了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他的回忆朴素、平实，真实记录着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历程。

《顾诵芬自传》以翔实的史料、朴实的语言叙述了顾诵芬院士的工作经历，是广大航空及军事爱好者了解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历史难得的读物。

第一章 参加航空工业从修理到仿制

 离别合众图书馆

 进入航空工业局

 参加政治运动

 在第一技术科工作

 在机关的业务学习

第二章 开始自行研制设计

 一定要自行设计

 筹备工作

 组建飞机设计室

 自行设计歼教1飞机

 风洞试验

 学习是最重要的

 我不适合管人

 歼教1样机审查

 请苏联专家审查方案

 歼教1试飞

 参加“响尾蛇”导弹的分析

 歼教1后的设计任务

 初教1(初教6)

第三章 “大跃进”的“东风”

 “东风”104

 “东风”106

 “东风”107

 邝厚全

 在批判中向前走

 最后落实还是靠吹风

 关于抬机翼的问题

 一个短暂的低潮

 两个设计室合并

 苏联设计专家首次来华

 AT—1风洞

第四章 六院一所时期

 一所成立

 摸透米格一21

 国防科委第十六专业组

 一所成立以后

 与江泽菲结婚

 被授少校军衔

第五章 研制歼8飞机

 改进米格一21

 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歼8

 陈大筏

 机头进气还是两侧进气

 选用雷达

 进了学习班

 歼8飞机的方向稳定性问题

 纵向稳定性问题

 水平尾翼效率

 关于振动的问题

 出现振动

 歼8越飞越快

 一个好的试飞员是新机成功的关键

 在阎良试飞

 三次乘歼教6上天

 关于歼8飞机的重量问题

 关于歼8飞机试飞中的空中停车问题

 问题不是一下子解决的

 歼8定型

 歼8交到空军十一航校

 关于歼8飞机减速板振动

 一次事故

 未能参加天安门阅兵

 关于歼8全天候飞机

 地面烧掉一架歼8全天候飞机

 歼8飞机交部队使用

第六章 歼9飞机研制

 从1964年讲起

 确定方案不容易

 飞机设计的“革命化”

 回沈阳以后

第七章 歼13飞机研制

 要一个歼6后继机

 选用发动机

 斯贝发动机

 考察斯贝

 斯贝放在了430厂

 确定歼6后继机方案

 改用910发动机

 接收米格一23

 新歼方案

第八章 歼8Ⅱ研制

 歼8以后

 一次住院经历

 回访NASA

 遇到小学同学蔡为仑

 开始歼8Ⅱ设计

 关于歼8Ⅱ设计中的技术问题

 “82工程”

 关于歼8Ⅱ的一次事故

 一次事故征候

第九章 离开601所

 当了一段时间所长

 交接工作

第十章 参加“863”的工作

 来京后第一项任务

 “不能蹬自行车上月球”

 参加国际会议

 看来走飞船的路是对的

第十一章 关于主动控制技术

 负责主动控制技术(ACT)研究

 第一阶段的试飞

 全数字的也飞起来了

 开展国际合作

 摔了一架飞机

 坚持进行下去

第十二章 关于气动力数值计算

 最初的尝试

 再次推动

 始终未死心

第十三章 对俄合作

 启动阶段

 按第三方案进行

 中苏气动、强度学术会议

 在苏联政局动荡之中

 克服困难、抓住机会

 请专家来合作

 组织了一次汇报会

 关于战效分析研究的合作

第十四章 地效飞机

 驻俄使馆的建议

 李绪鄂介入

 资金来源靠贷款

 请俄罗斯专家审查方案

 在太湖试用

 想从军用找出路

 维持局面

第十五章 关于苏一27飞机

 RAM L新型歼击机

 与苏局设计师研讨

 苏局总设计师西蒙诺夫

 赴苏考察

 新机研制需要灵活的试制能力

第十六章 关于大飞机

 民用飞机的酝酿

 香山会议

 对大飞机发展途径的考虑

 参加中南海的一次会议

 形势起了变化

第十七章 我现在能做的

 在科技委的工作

 翻译出版了三本书

第十八章 我所认识的外国同行

 法国达索的哈维兰

 格鲁门公司的派莱哈克

 米高扬设计局的别列可夫

 卢鹤绅

 法国宇航院的波松·奎登

1951年11月，按照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也就是“三反”“五反”运动。

运动开始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跟着王祖浒同志去看管一个“老虎”，是在沈阳南站中华路的一个五金店。据说五金店老板“五毒俱全”。当时我们航空工业基本建设的任务很重，需要采购五金器材，这个老板与航空工业内部的“老虎”有瓜葛。老板关系很广，连朝鲜人民军的空军也来人要他交代问题，还有地处小河沿的空军学校也和这个五金店有关系，我们还去那里核实过那个老板的劣迹。

1952年三四月间，有一次，我与王祖浒一起到小河沿去搞调查，那天，天很冷，刮着大风。当时我们都围着围巾、戴着棉帽。当我们顶着大风沙到了小河沿空军学校时，摘下帽子、围巾，抖一抖，地上落了一层沙子。就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我们在那里与学校的“老虎”“干”了一个晚上。

之后，航空工业局迁到北京，我随机关到了北京，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在沈阳搞运动。政治运动并没有完结，只是内容改为思想改造，每个人都要结合对新中国的认识，检查个人的人生观。

我从学校毕业到了机关，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刘多朴描图、抄数据，很枯燥。我觉得与自己想搞飞机设计、气动计算的志趣差距太大，有点儿想不开。当然，尽管兴趣不高，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任务，但到了晚上的业余时间，就选喜欢的书来读。那时，我们有俄文版的，也有空军组织翻译的讲空气动力学、讲飞机设计的书刊资料。

那时，我总认为上级让自己干的不是自己想干的。这种思想，在运动中受到了徐昌裕同志的严厉批评。他对我说，当年他们到延安去，不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服从组织的需要。现在国家需要我们为工厂修理、维护飞机，翻译、复制图纸，我们应该愉快服从，圆满完成任务，并指出我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当时我认为远离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革命工作，这说明自己的人生观问题已经解决了。徐昌裕则批评我说，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白天做组织安排的工作，晚上凭兴趣学自己喜爱的与飞机设计有关的图书资料，把工作中需要的画图、制造技术等放在一边，这说明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还根本没有完成人生观的转变。

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通过运动教育，我开始将业余时间的学习转到研究和解决白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上来。

当时已经担任了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徐昌裕很有远见。他多次去苏联，每次回国，从不买个人生活物品，而是把钱用来买很多苏联空军飞机使用维护方面的书籍。当然这些书都是俄文版的，但也都是我学习的资源。

到了航空工业局，学习俄文的培训班、补习班办了不少，但我从没有完整地参加过一个。我学俄文，靠的是一本英文版的《self—taught in Russian》(俄文无师自通)，还有一本韦光华编写的图解俄文语法。再有就是一本美国人二战后编的《俄英化工词典》。这本词典虽然是化工专业用的，但除了专业词汇以外，所有技术文献中用到的普通动词、名词都收集进去了，例如，英文词尾加一tion，与俄文词尾加一HHe等对应，英文与俄文对比，都能对得上，有了这本词典就可以不用别的词典。当时教育部也组织翻译了一些苏联的教科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加上当时新组建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有几位原来清华大学的老先生翻译的《空气动力学》等，可读的书籍已经不少。就这样，慢慢地，俄文技术书籍我也就可以看懂了。

 那个时期，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个周末、节假日，兜里装上5元钱逛书店。北京王府井南口有一家外文书店，八面槽还有一家影印书店，我去得最多。偶尔会找到一些讲航空技术或者其他相关技术的书，每次去总会有收获，这样也搜集了一些。有了这些书籍，在俄文水平有所长进的同时，我也掌握了一些飞机构造方面的知识。

P11-13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大学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