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江西信丰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心区域,一度是中共中央分局所在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指挥中心所在地。1935年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率领部分留守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从于都上坪山区突围到以信丰油山地区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直接领导和指挥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冬,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之一部,随后开赴抗日战场。
为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宣传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经请示中共信丰县委同意,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成立了编委会,组织力量编写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由庄春贤主编)
庄春贤主编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是一部作品合集,收录了37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时的领导人和参考者。通过亲历记录回忆式的文章,再现了那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历史,同时又缅怀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
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苏区能不能挽救呢?正确地判断局势,肯定地说是可以挽救的。那时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但是,在苏区作战是不行的。十几万军队怎么能活动?给养也有困难。既然可以挽救,那么军队的矛头指向什么地方呢?当然不是向西。向西越走越远,到了荒凉区域、大山大岭,政治影响不大,又不是敌人的要害。到湖南、贵州不是要害,到四川、昆明更不是要害,敌人无所谓。当时毛泽东同志曾发表意见,红军可以向浙江、江苏、南京附近进军。调动敌人,离开苏区,转入敌后作战。当时中央苏区有几百万群众,有十几二十个县,又有党团组织,还是大有可为的。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抵抗一下,把敌人卡住。而主力则从敌人背后出击,特别是向浙江、南京、上海那地方搞,蒋介石非回去不可。他不会拿一个南京、上海来换你一个江西。那时我们的队伍可从瑞金过去,到石城、建宁、太宁、邵武、崇安等地打游击,然后一下突到上饶、金华、杭州,敌人一下子就退回去了。我们认为这是最积极的、正确的想法。我们一活动就是两年或者一年,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完全可以抗日。(第)五次“围剿”一打破,蒋介石就可能垮台,抗日战争一定爆发,北方阎锡山、张学良这些人也要起来反蒋。我们共产党的地位就不同了,资本就大得多,抗日也容易些。局势不同了,抗战胜利也可能提早几年。
可是机会主义者采取了另外的办法,他们认为苏区根本没有希望了,干脆放弃了苏区,狼狈地往西逃跑。哪个地方的空子越宽,越往那里跑,往水多的地方跑。这样看来很聪明,其实最蠢。看来路很宽,实际很窄,跑也跑死,饿也饿死,而且不能打击敌人要害。我们向浙江、上海、南京进军,看来很危险,其实很安全。机会主义者坚持要离开,没有采取这个办法离开,而是打出去占领湖南,然后站住脚,打它的武汉。结果失此失彼。我们姑且承认他们这是一个想法,但也是要犯错误的。最坏的是惊慌失措,丝毫没有准备,丢了苏区就跑,无论是整体还是具体都没有准备。一是物资准备。部队既然要转入白区,离开根据地作战,那么吃饭穿衣,翻山越岭,过河过桥,走哪条路?这样要不要?那样要不要?都要很好地准备。资本主义国家搞一个战役,要准备好几年、十年、二十年,而我们撤出中央苏区向西进军,却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很仓促。二是思想准备。当时没有举行各种会议,没有作政治动员,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没有找有经验的人谈谈,连毛泽东同志那样英明的领导,也没有找到商量。假如有一个明白人,就不会有那个方针,就会准备停当,也就不致使长征那样狼狈,不致使江西那样悲惨。当然保证一辈子不打败仗,哪个也不能讲,我们也不是那样认识的。但失败要光荣的失败,要很有组织、很有节奏、很沉着。不能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哭哭啼啼,落荒而逃,作鸟兽散。这不是简单的错误,简直是犯罪。要走,我们是最后才知道的。十月十一日,他们全部离开根据地,十月十日才来通知我说要走。这是不对的。相隔只有五十米远,为什么不早些来告诉我?没有道理。我当时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地方军团司令,平常就参加中央会议,那时却不要我参加。我当时在医院养伤,他们不吭气,要把我丢掉。若是按照党的正确原则,应该派个人来谈谈,高级干部带伤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是些师长、团长、营长。军以上没有什么负伤的。我们军以上干部为什么不通知?他不通知,我们也知道他们要逃跑,报纸上发社论,又看到他们搬家、搬行李。很多队伍没有战役组织,都在休息。P2-3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江西信丰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心区域,一度是中共中央分局所在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指挥中心所在地。1935年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率领部分留守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从于都上坪山区突围到以信丰油山地区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直接领导和指挥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冬,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之一部,随后开赴抗日战场。
为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宣传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经请示中共信丰县委同意,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成立了编委会,组织力量编写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
该书由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庄春贤担任主编,主持编纂工作,具体负责全书大纲、亲历者生平简介的编写和文章的选取;由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信丰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中学语文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田勇生担任副主编,具体负责校勘工作。全书最后由庄春贤仔细审读定稿。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部门(单位)和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信丰县委等给予了热忱关心和大力支持,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研科科长陈安对本书大纲和有关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吴艺文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有关市、县(区)委党史办、档案局(馆)等帮助我们核对和提供了资料。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胡泽炎、曾月红、陈世华、李珊珊、李世琦等参与了具体编务工作。对上述给予本书关心、帮助和支持的部门(单位)和同志,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全书共收录当时三年游击战争领导人和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37篇,每篇文章都标注了出处。书中所录史料均按原件或原件复印件刊印,除个别错别字、异体字、标点符号予以规范和考证时间、地点外,未作任何改动。改正错别字用“[]”更正表明,漏字用“()’,标明。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当和不周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