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建伟、张基祥编写的这本《抗战文化》力图真实、准确、较全面地记录8年抗战这段历史时期，在左权县(当然也涉及太行山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本书所指的“文化”，仅指文学艺术和新闻方面。

准确把握艰苦卓绝的抗战时代脉络，把左权县抗战文化置于整个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大背景下，而且要反映出左权县抗战文化的特色，是皇甫建伟、张基祥编写的这本《抗战文化》的重大课题；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左权县抗战文化全貌，是写作《抗战文化》的历史责任。

概述

第一编 歌舞戏曲

第一章 抗战民歌与小花戏

 第一节 民歌、小花戏渊源与崛起

 第二节 民教馆和抗战文艺

第二章 抗战戏剧

 第一节 抗战戏剧活动简述

 第二节 “百团”大唱革命戏剧

 第三节 抗战戏曲简介、存目

第三章 向往光明的盲人宣传队

第四章 历史记忆载史册

 第一节 皇甫束玉和民歌、小花戏、戏剧

 第二节 阎濂甫、王恕先等和民歌、小花戏、戏剧

 第三节 抗战文化当事人的回忆

第二编 文学创作

第一章 繁荣的根据地文学活动

第二章 快速小分队——散文与报告文学

第三章 匕首与投枪——抗战诗歌

 第一节 抗战诗歌的兴盛

 第二节 冈夫、高咏、柯岗等的抗日诗歌

第四章 老百姓的故事——根据地小说创作

 第一节 县域外作者及作品

 第二节 本土作者及作品

 第三节 赵树理及其两部小说

第三编 新闻出版

第一章 《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太行版

 第一节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刊与变迁

 第二节 《杀斤华日报·华北版》在左权县

 第三节 何云等和《新华日报·华北版》

 第四节 《新华日报·华北片反》的木刻和漫画

 第五节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功绩

 第六节 《新华日报·太行版》

第二章 《胜利报》和《晋冀豫日报》

 第一节 《胜利报》在太行

 第二节 《胜利报》的特色

 第三节 《胜利报》的支柱

第三章 《抗日先锋报》在桐峪

第四章 辽县《抗战报》

第五章 根据地文化教育出版发行

 第一节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

 第二节 华北新华书店

 第三节 华北书店

 第四节 抗战期间的印刷部门

附编 鲜血染红的左权县抗战文化

第一章 永远的十字岭

第二章 热血化碧涛

 第一节 新闻工作者在“5·25”前前后后

 第二节 发生在辽县的抗战新闻史上的大惨案

第三章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抗战文化大事记(1937～1945)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抗战开始后，随着八路军党、政、军重要机关进驻左权县，大批文艺工作者涌入左权县，左权县的抗战文化随即兴起。

那时，时兴大唱革命歌曲、抗日歌曲。各种大会、民兵集训、各种大型活动之前后，都要大唱歌曲。但这些歌曲难学难唱。本县文化人和民间艺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阎濂甫、皇甫束玉、胡之锐、王恕先、郝乃武、刘耀藜、赵相英、白镜清、郝晋瑞等，就自编歌词，用老百姓熟悉的民歌小调来唱，老百姓几乎是一学就会，并迅速传唱起来。

当时，外来的文化人教本地人跳各种舞，有《黑人舞》、《飞机舞》、《叮铃舞》等，群众凭热情跳，其实心里并不怎么喜欢。左权县的小花戏原来都是男人跳。女角也由男人扮。在抗战文化的影响下，皇甫束玉便在他所在的寺坪二民校改造小花戏。他学习和借鉴新歌舞的长处，把传统小花戏和现代歌舞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女角由女孩子扮演，而且还号召广大妇女也跳花戏，提出：“小脚自然扭，大脚开步走”的口号，让她们大胆地参加到跳花戏的队伍中来。二是由二人对唱或三人表演，发展成多个女孩一齐跳，这就是后来小花戏中的“群花戏”。

据皇甫束玉回忆，左权抗战民歌基本上是大家自编自唱，县妇救会最先利用“卖菜”小调编唱饭对买卖婚姻》，就连武委会也编过不少抗日民歌。左权县境内产生过多少抗战民歌，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有书面依据的、最早的即是抗战时期保存下来的麻纸、蜡版、油印的一本(佐权小调集》和此后选编的《左权抗战民歌选》(县志办和县政协各编过一本)。据抗战时期的老同志讲，真是“挂一漏万”。左权县的抗战文化出现过两次高潮，或两个阶段。第一个高潮从1937年抗战开始，从延安来的、从大后方来的以及八路军中的文化人，教群众大唱革命歌曲，大跳“时兴”舞蹈。由于抗战，人们激情澎湃，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看抗战戏(八路军剧团和鲁艺剧团等演出的现代歌剧、舞剧、话剧)，一扫辽县原有的平静、沉闷气氛。第二个高潮则是本土抗战文化的兴起。在1939年之后，“四四”儿童节、元宵狂欢节，全县大唱民歌、大跳小花戏。二民校的新民歌、新花戏脱颖而出，一举夺魁。口口传承几千年的左权民歌主要内容原为“哥哥妹妹”，后被注入了抗日新内容，成了宣传抗日的最得力的工具、最广泛的形式。民歌从此大量地走上了街头，走上了舞台，新小花戏也盛行起来，几乎每个农村剧团，在演出时都要来几段民歌和小花戏。特别是开会之前，互相喊口号挑战唱歌， “该谁唱？××唱！该谁唱？××唱！”呼声不断，歌声此起彼伏，场面沸腾、激动人心。

必须提到的一点是，当时文化教育不分家，教育部门当时叫“文教科”。开展抗日文化活动，是教育部门分内职责，全县教师当然就是开展抗日文化的宣传者、发动者和普及者。教唱抗日歌曲和抗日民歌成为老师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谁不会教唱或唱得不好，就请人教唱。太行山剧团、前进剧团、鲁迅艺术学校、新华日报社等团体的文艺工作者，经常被人请去教唱。三民校教师皇甫束玉还专门跑到十里外的八路军卫生部请人，而且还请作曲家柳流到学校教唱歌曲《红缨枪》。

相对来说，教师都有文化，对新事物接受快，对党和政府的要求理解快、执行快。于是就出现了皇甫束玉、王恕先、阎濂甫等人积极投入新民歌歌词的创作和小花戏的改造的现象。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皇甫束玉就编出了《四季生产》；八路军和民兵一举摧毁了日军号称“华北兵站基地”的红都炮台，他们就立即编出了《红都炮台》；左权将军壮烈牺牲后，他们三个人满怀悲愤，立即编出新民歌歌词《左权将军》，这首歌迅速传遍了全县，传遍了太行山，传遍了晋冀鲁豫边区。

当时在辽县的女干部黎颖在《青春纪事》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了太行山上的文艺生活。她说：

太行山上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农村中把戏台搭在空地上、河滩上，晚上男女老少、干部群众都去看，夜里看不清路，就点上几根麻秆。 “麻秆点灯熄不了”，是当时辽县的一宝。打了胜仗开庆祝会或其他节庆日，只要鬼子不“扫荡”，大家都要欢庆一番，群众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等，大家尽情地欢乐。领导和群众结合，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体现了团结抗日的气氛。

太行山区民歌、小调很多，特别是辽县(左权)，男女老少都会唱，约有大几十或几百种民歌、小调。常见妇女们坐在大门口或平房屋顶上，手里拿着针线活，边做边唱。在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工作后，当晚参加会议的女干部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根据会议内容，用旧调填上新词，第二天就唱了起来。开完会很快就普及全县了。打鬼子炮楼、反“扫荡”、纪念左权将军、慰劳八路军、做军鞋、缝慰问袋、大生产、春耕、秋收、反对买卖婚姻、上识字班等都有歌。左权小花戏也很有特色。

P25-28

八年抗战，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火红的抗战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硝烟迷漫的战场上，在一切为了抗战的敌后根据地，那此起彼伏的抗战歌声，那高亢激昂的戏曲锣鼓，那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那传遍千家万户的报纸、刊物、传单，组成了一台威武雄壮的抗战历史大剧，绘成了一幅雄浑壮美的抗战历史画卷。火红的抗战文化，真的是红红火火。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左权大地，

烈士的鲜血更是染红了永载史册的抗战文化。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时期，

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文化现象。

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年9月18日易名为左权县，1941年9月因对敌斗争需要，辽县西北部地区划为辽西县，1945年11月与左权县合并。为叙述方便，本书所述内容为1942年9月18日前的称为辽县或辽西县，之后则称为左权县，统述8年抗战内容的统称为左权县)的抗战文化，是太行山根据地的抗战文化，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战文化，因而也就是中华民族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权县抗战文化活动，和抗日各根据地、和抗战指挥中心的延安的抗战文化一脉相承。文艺的提高与普及，文艺的欧化和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之论争，同时在各根据地激烈地进行。通过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实践，通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指引，根据地的抗战文化终于走向了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轨道，抗战文化终于和抗战大业及人民大众紧紧地融合到一起，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化的、大众化的、通俗化的、群众性的火红的抗战文化；左权将军、《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何云这“一武一文”在辽县牺牲，众多战地新闻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们，更是用他们的汗水甚至鲜血染红了抗战文化。

这本《抗战文化》，就是力图真实、准确、较全面地记录这段历史时期，在左权县(当然也涉及太行山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巨大的影响。文化的发展，还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因此，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发扬抗战文化的精神，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书所指的“文化”，仅指文学艺术和新闻方面。再具体讲，则只限于抗战期间，左权县境内的歌舞、戏剧活动和新闻出版工作以及部分文学作品创作情况。

左权县境内特有的民歌，源远流长。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八路军总部(及其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机关先后驻扎左权县，左权县则成了华北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全国各地大批新文艺工作者云集于此，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当地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民间艺人，为配合抗日救亡工作，旧调填新词，或者加工整理提高旧曲再填新词，使左权县民歌焕发了青春，为宣传抗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左权县传统的民歌孕育出的“辽州文社火”，即民歌加舞蹈，后又加入简单剧情，逐渐发展成了“小花戏”，为适应全民抗战宣传工作的需要，本县内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们，对“小花戏”进行大胆创新与改造，用这种形式宣传抗日、宣传劳动生产、宣传《新婚姻法》和《土地法》，被人们称为“新花戏”。新中国成立之后，则逐步发展为誉满全国的“左权小花戏”。

山西、河南为中国北方戏剧大省。左权县地处晋、豫、冀三省交界之处，晋剧、上党梆子、上党落子、武乡秧歌、襄垣秧歌、豫剧、武安落子等剧种在本县农村剧团中均有。抗日战争期间，境内各种剧团和八路军党政军剧团达70多个，为宣传抗日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由延安和大后方来到太行山的一大批作家、诗人，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还创作了通俗化、大众化的抗战小说，在边区引起了轰动。

以《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新闻机关，如《胜利报》、《抗战报》等，抗战期间也在左权县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并发生了数十位新闻战士牺牲于一役的抗战新闻史上罕见的惨案。

左权县抗战文化波澜壮阔，左权县抗战文化内容丰富，左权县抗战文化史实众多。编者通过历史资料的收集、对在世当事人、知情人的采访，对左权县境内服务于抗战的民歌(包括歌谣)、小花戏、戏曲、部分文学作品和新闻工作做一个概况式的介绍，并穿插附录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等相关资料，以体现其“史料”价值与历史的真实性。

由于时代久远，当事人、知情人大多离世，资料收集困难，许多相关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有遗漏。但编者以为：有缺失的资料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况且通过此书，会有一些人拾缺补遗，那就更令人欣慰了。

在编写《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抗战文化》时，从思想上酝酿，到资料收集、初稿写成的整个过程，也正是编者对根据地抗战文化认识逐步深化、逐步提高的过程。

左权县是太行根据地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因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左权县驻扎，左权县也就成了华北抗日的指挥中心，因此，左权县的抗战文化是各根据地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左权县抗战文化至少在晋冀鲁豫边区起到了引领作用。

准确把握艰苦卓绝的抗战时代脉络，把左权县抗战文化置于整个根据地抗战文化的大背景下，而且要反映出左权县抗战文化的特色，是写作本书的重大课题；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左权县抗战文化全貌，是写作本书的历史责任。

所以，编著者深感担子沉重。

首先感谢左权县委、左权县政府提出编写《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的重大而正确的决策。

感谢左权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各位副会长和各位理事的积极支持和帮助。

特别感谢革命前辈李修仁、刘江、鲁兮、皇甫束玉等左权县抗战文化的亲历者们热心的指导。刘江、鲁兮、皇甫束玉三位老前辈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还为本书题词写诗，这对编著者无疑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段存章、文友高富生、作家侯俊伟、左权县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保明等同志，在本书的策划、资料收集、谋篇布局甚至写作方法上，给予的认真、具体、无私的帮助。

感谢收藏家王艾甫、魏建忠及皇甫束玉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历史图片资料。

感谢左权中学教师李来柱同志对全部书稿进行了校对。

感谢本书内容所涉及的诸多著作的著述者，他们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大量、翔实的史料，让编著者享受了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

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本书的不足，则是编著者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文字驾驭能力不强，特别是资料掌握还十分不足(时代较为久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造成的。除了感谢，还有惶恐。但是，组织上的决策、老一代的支持、同辈的倾心帮助，使编者树立了信心，历经一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书稿。

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数易其稿的全部文字打印者张浩同志，更要感谢原中共左权县委书记、现任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林玉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部主任孔庆萍、装帧设计部主任谢成、印制部主任赵宏生及本书责编蔡咏卉等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

编者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