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纳姆－卡特中尉把军团乐队召集在一起。乐团成员刚买了雪茄、橙子和面包，但这位法国人拒绝接受任何钱款，只是让他们演奏《马赛曲》，第40营的普什图军人们在马赛港口下船，步行穿过城市的时候演奏的就是这支曲子。邦纳姆－卡特中尉微笑着回忆：是他在从亚历山大回来的旅程中教会这支擅长印度鼓和唢呐的乐队演奏《马赛曲》的。英国人超凡的智慧在于了解世界上所有的种族；法国人对第40营是多么欢呼雀跃啊，跟着他们从马赛港口一直走到跑马场。“印度人！印度人！”他们还没上战场就在这些欢呼声中变成了英雄。这副景象比卡亚姆第一次驻兵加尔各答的时候要强多了，当时孟加拉的下等印度官员们正在给英属印度添乱，他们中间需要有几个普什图族人来教导他们如何行动。
《马赛曲》之后乐队又演奏了一曲他们军团的团歌，《受伤的心》，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合唱，包括大多数的英国籍军官。卡拉姆转向凯亚姆，无奈地摊开双臂，开始唱起来，这片法国乡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普什图语呢：“河对岸有个男孩／他的屁股像个桃子／但，天哪，我不会游泳。”歌曲结束的时候，法国军官大喊：“漂亮！”军官的女人双手搭在长椅背上，直勾勾地看着凯亚姆。“漂亮。”她也应声道。
凯亚姆发现自己在想她是否说的是自己，而不是这歌，心中略窘，便回过脸去看身边的舞台——旁遮普人，多格拉斯人，普什图人，一应俱全！——被这些陌生人如此热烈地欢迎，他们是多么骄傲啊。法国人的慷慨把他们的不满一扫而尽，他们原本自马赛而来就一直愤愤不平，一到那里就有人叫他们拿掉头巾，换下土褐色和绿色的军装，换上巴拉克拉法帽和不合身、扎手的灰色制服，说是更适合这边的天气。他们的枪也被拿走了，因为和法国军火不配套；新发的来复枪不称手，重量和形状都还没能与士兵的身体融为一体。
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在一个咖啡豆的味道与更为朴质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的储藏室里，那个法国女孩就让凯亚姆意识到一个陌生的身体与你自身可以飞快地交融。他一开始还不太确定，不过后来不确定也不行了。他之前唯一的一次经验是在九龙的时候，也就是40营开赴法国的前夜，对那个女人他不用假装要给她任何东西，只需在开始前把钱放在她的桌子上就好了。那次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如这次麻烦，这个女孩似乎能从这件事上得到愉悦，这就让他有些焦虑了，生怕把她弄疼了。一个普什图女人会这么反应吗？他几乎一做完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让他觉得为自己和这个法国女孩感到羞耻，那女孩亲吻了一下他的嘴，说了一些他不懂的东西。那时他才发现两人之间一个字都没有交流过，他用自己磕磕巴巴的英语和她说话的时候，她摇着头大笑起来。他还以为所有的白人都能听懂其他白人的语言呢，就像军队里的印度军人至少都有一种共同语言。
他从储藏室走出来的时候，卡拉姆正在找他，脸上略带讥讽，又有些受伤的样子。
“小心点，兄弟。你已经爱上这些人，不可自拔了。”
“印度兵，要向你的军官致敬。”
“是，长官，一等兵，长官！”
他致敬的动作很刚猛，那架势像是要伤人。凯亚姆——他从印度兵提拔上来还只有几天——懒懒地挥了一下手，把卡拉姆打发开去，不想接受对方的挑衅。没错，他爱上了这里的人，这个世界。他的羞耻感来得快，去得也快，火车呼啸着到站的时候，他站起身来，那一刻理解了成为一个男人是什么含义——其中蕴含着多少惊异，多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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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美国人，生于克利夫兰——克利夫兰，那座因河流而悲伤的城市——当我家搬至加州，我成为一名阅读者。一点一点地，我开始发现英国作家——我爬上我们位于萨克拉门托的低矮斜屋顶，从那儿能看见一棵生着常春藤大胡子的棕榈树——背包里带着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无论彼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这些作家专属于英国。当然，我知道他们生逢帝国的黄金年代。但于我而言，他们是英国人这一事实赶不上这个重要：他们可信地将我送去别处——某种更多地由活在书页上的知觉、而不是一个地方来定义的别处。这才是令小说不朽的东西。借用乔纳森·弗兰岑一篇散文里的短语，阅读教会了我如何独处。若我能在他们的书出版半个或一个世纪之后，记住弗吉尼亚·吴尔夫或查尔斯·狄更斯写作时心灵那鬼魅般的曲折，当他们想着爱情或背叛、疯狂或苦痛，那么，我的内在世界就可能变得如外在世界一般重要，有时远远更为重要——在加州，外在世界无非是游泳池、一波波热浪、轻便卡车。我依然相信，当你意识到内在生命的存在，那一刻你就成为了阅读者。
《格兰塔》的“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系列每十年问世一次，如今是它第四次道成肉身，伴随着预测时代精神与社会文学重要性的报章文体的到来。我们不仅要问：将来我们会阅读谁？还要问：这些作家就英国的现状或未来说了些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至今为止的名单准得吓人。从1983年评出的第一组作家起，包括伊恩·麦克尤恩、帕特·巴克、萨尔曼·拉什迪、格雷汉姆·斯威夫特、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露丝·特雷曼、马丁·艾米斯，到1993年的阿兰·霍灵赫斯特、威尔·塞尔夫、海伦·辛普森和珍妮特·温特森。最近的2003年的名单，在大卫·米切尔、大卫·皮斯、哈里·孔兹鲁和莫妮卡·阿里这些作家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前就选定了他们。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系列的评委们可谓未卜先知。如果他们挑选的是股票，这会儿准能拥有自己的全球基金。 然而，这些作家的书关于撒切尔主义的英国都说了些什么？关于伦敦作为全球资本中心的崛起，关于处在紧张的后骚乱时期断层中的英国都说了什么？即使你能以这种方式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你又究竟为何想要这么做？
小说令人激动的地方不在于关于现实它能告诉我们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运用文学工具——语言与结构，时间与声音——来创造出一个别样的世界，令人感觉与现实同样真实、同样迫切，一个令写实主义小说都显得隔靴搔痒的世界。一本书要做到这点，靠的是某种形式的政治炼金术。毕竟，文学并不仅仅为了逃避而存在，还为了有力地道出真实。它做到这点的方法，就是宣称想象出来的世界每寸每厘都和现存的世界同样重要。如此，文学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一点一滴渗入读者的生命。它改变了人们想象的方式，也就改变了他们思考的方式，并拓展了他们可能的思维空间。它讲述悲伤与渴望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也讲权力和压迫的故事。作家在没有自由之处受到迫害，这并非偶然。写得足够好的小说家都是危险分子。
正是怀着所有这些考虑，我集结了评委，评选出2013年的《格兰塔》“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英国显然是个自由之邦，但绝对算不上理想，在坚冷如石的现实破产之处，小说家们无疑就是为填补这空白而存在。所以，我所希冀的是那种口味重且奇异的读者，以想象力阅读文学，而非将之当作社会文献。他们必须是无所图、也无需提携朋友圈的人，不需要借助声誉或好评、性别或族裔平衡的道具就能道明一本书或一个作家为何优秀的人。简而言之，我希冀的是一些身处出版系统却是局外人的心灵。到了去年四月，他们开始汇集。
我一开始就知道，本杂志的发行人西格丽德·劳辛，还有它的副主编艾拉·奥芙雷必须名列其中。她俩都博览群书，且都擅于在如山书堆中发现杰作。《每日电讯报》的文学编辑加比·伍德去年春天加入我们，使委员会整整十五年处于文学采煤之现场，报道着来自大西洋两岸的讯息。分别于1993年和2003年两度入选《格兰塔》“最佳英国青年小说家”的A.L.肯尼迪很早就登记入伙，为筛选过程带来一种欢乐的严肃。小说家罗麦什·古内塞克拉也很早就加入了我们，带着他优雅而深思熟虑的心智。最后，我们还有为《苏格兰人报》撰稿的文学评论家斯图亚特·凯利，他似乎读过已经出版的每一本书，以及一些尚未出版的书。
接着，如潮涌来的就是书了。
报名参选的共有一百五十位作者。在我们的杂志出版之时，他们必须在四十岁或四十岁以下，拥有英国签证，已出版过至少一本小说（或已签下出版合同），才能取得参选资格。我们的筛选过程很简单。艾拉和我会通读每部作品：我会阅读作者名下所有的——或大致所有的——存书，艾拉则着重阅读作者报名时提交的作品。后一项任务十分重要，是新增的一道工序。我们希望杂志不仅仅是一串名字，同时是他们最佳作品的代表性摘选，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作家们在完成杰作前需要“交付周期”。所以，每位作家都被告知必须在2012年10月中旬前提交一个新的短篇，或者一部新长篇的一部分。随着更多的作家报名，《格兰塔》的编委——帕特里克·雷恩、特德·霍金森、五十岚优香、迈克尔·萨鲁、萨斯齐亚·弗格尔、大卫·罗宾逊、凯特·罗切斯特、丹妮艾拉·希尔瓦——也会阅读这些作家并书写富有洞见的报告。
我们初次会面是在五月《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出炉后，在苏活区的一家小酒馆，我们想对候选书充分探讨后再开始争论。六月，当报名者一滴一滴汇作缓慢流动的小溪，我们就着手把作者名单送去评委那里。当这条小溪渐疾渐深时，我们一周要向评委转送三四位作者，有时是五位，他们旋即隐入一种诡异的、起先是难以解释的沉默。这若不是人们默读的声音，就是一组不为所动的人保持礼貌的声音。后来事实证明，两者兼有一点儿。A.L.肯尼迪写信表达了她对珍妮·费根、罗斯·瑞森和乔安娜·卡文纳的激赞，却也哀叹自己读到了“许多吧台作秀”和“速成的处女作”。加比·伍德更乐观些，但也疑心四十一或四十二岁的小说家是否被错误地排除在年龄限制线之外。斯图亚特·凯利也在电话里重复了这一观点，我们都对拉纳·达斯古普塔、柴拿·密艾维尔和汤姆·麦卡锡届时将过于年长表示沮丧。我同时对莫辛·哈米德出生于1971年感到非常遗憾。
2012年我们还有两次会晤，第一次是十月中旬在《格兰塔》位于荷兰公园的编辑部，外卖黎巴嫩菜的香气和必须干得更出色的预感煽动着我们。这次会面促成了一次关于我们到底在年轻小说家身上寻找什么的探讨。罗麦什要求“关注语言”、“对形式的感知”、“能吸引读者的写作”和“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艾拉补充了“控制力和能量”以及“能感觉到这位作者的整体‘工程’有前途可言”。对斯图亚特来说，最需要考虑的是：“该作品是否扩充了小说文体的可能性？”他也承认：“我想我们该记得，我们是在一种不怎么理想的环境中阅读，因为评论界以外的任何人都不会承担起这项工作——或许记忆是最好的向导。我确信，我关于某些书的意见会发生改变，因为它们可能会在头脑中形成一种突起，即使被之后读过的再多小说覆盖也不会黯然失色。”
斯图亚特的预言成了真。到了十一月下旬，当我们在医院俱乐部一间仿佛置身于一扇阿姆斯特丹运河前窗的房间中喝茶时，热情以及伴随的反感同时到来。会面的前半部分我们用来讨论每个人想要提上名单的作者，后半部分则给评委会剔除的大约六十五名作者添加注脚。五六个小时后，我们确定了需要着重阅读（以及重读）的三十五名作者的名单，以供一月最后一次会面时讨论所用。后一次会面发生在荷兰公园的西格丽德之家。讨论从午餐时间一直延续到傍晚，大约用了六小时，其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翻局。一位看似取得了强烈的、几乎是普遍支持的作家，爱德华·霍根没能进入终选名单，一度竞争激烈的罗恩·麦克格雷格、彼得·霍布斯和赛南·琼斯也未能入选。汤姆·拉赫曼曾经引起一场海啸，他很容易被看作英国最有趣的小说家之一，最后也没能入选。就前七名入选的作者我们几乎达成共识，确定其余的入选者却花去了五个小时。
所以，入选的二十位都有谁？数起来共有十二位女作家和八位男作家，这是本名单中女性作者头一次多于男性。三位带有非洲背景；一位出生于中国，近些年才开始用英语写作；另一位在她父母位于新南威尔士的甘蔗农场里长大；一位来自巴基斯坦；一位来自孟加拉；另一位一度成长于得克萨斯州。名单确认时，这张背景快照令我们大为吃惊，因为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我们从未谈及对多元化、性别平衡或背景多样性的需求。我们一再回头关注的是一种勇敢的风格所必需的干脆，全然自信的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作者与小说这一文体不断处于对话之中的感觉。
关于最后一点，斯图亚特的标准很容易被达到。扎迪·史密斯和亚当·瑟尔维尔两人都入选了我们2003年的名单，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小说的本质展开了争议。在她的近作《NW》中，史密斯打破了她在《关于美》中臻于完美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代之以一种更为碎片化的叙事之声，让人想起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短篇小说。瑟尔维尔的书，尤其是《逃离》，竖起了支持其神秘内在机理的精巧脚手架，随即魔法般演绎出它们的核心关注点。这种精致的工程使他成为一位敏锐的幽默家，可以从本期他的作品中看出这点。海伦·欧耶耶米十分年轻时就开始出书，但早在她的处女作《伊卡洛斯女孩》中，她已通过一名不可靠的叙事者（令人想起帕特里夏·海斯密斯的最佳作品）颠覆了“成长故事”的套路。
吸引我们的作者的叙事能力令人目眩，但决没有以牺牲故事性为代价。斯蒂芬·霍尔或许是这份名单上最异想天开的叙事建筑师。他的《噬忆狂鲨》部分是文本艺术，部分是罗曼司，尽管这是他唯一一本长篇小说，却成功地融合了这些匪夷所思的元素，使我们愿意相信未来他将有更出色的表现。泰耶·萨拉西的处女作《加纳必须走》片段将恰好在这期杂志问世时出版，虽然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她在重新设想“非洲小说”之内涵及其所能谈论的对象时的缜密心思使我们印象深刻。娜奥米·阿德曼的小说从不试图告诉我们她知道什么，却温柔地，有时是滑稽地，重写着信仰的神话。她最近的一本小说《骗子的福音书》将她的写作带上了新的水准。
这里的几位作者已经展示出说好几种方言的天赋。罗斯·瑞森的处女作《上帝自己的国度》发明了一类北方反社会人物并让他说一种有绕口令感的语言，而他的第二本书《吃水线》则为一个最后无家可归的格拉斯哥人找到了一种完全另类的粗粝声调。在亚当·福尔兹的三本书，尤其是《只言片语》（一首关于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叙事长诗）中，他展示出一种从故事语言的声响中搭建故事的令人振奋的禀赋。萨拉·霍尔的五本书从坎伯兰郡地貌蛙跳至科尼岛，又跳至加勒比海的度假胜地，凶险之事在她酷烈的句子中沸腾。乔安娜·卡文纳写过游记、闹剧以及我们中不少人一段时间以来读过的最富洞见的关于身为人母的小说之一。内德·鲍曼的两本小说就如鲁伯·哥德伯格机器般攫取历史，搅乱它致命的逻辑。不过，在我们这里刊出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节选中，他带领我们前往缅甸与泰国的边境，讲述了一个药品工作者同一个美国拖拉机驾驶员之间的情事。
我们并不寻找重述历史的小说家，然而我们赞赏那些在人物的生命中捕捉住了历史之折射力量的作家。娜迪法·穆罕默德的《黑曼巴蛇男孩》是一部关于一个试图在战后年代穿越非洲的男孩的现代奥德赛故事。塔米玛－阿奈姆的两部小说横跨孟加拉解放战争，这一冲突将她的人物抛入痛苦的道德困境并挑战他们的忠诚。在他关于拜伦勋爵的系列小说中，本杰明·马克维茨以棱镜视角透视这位诗人的内在生活、他的作品、献身于理解他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议。大卫·萨莱的作品，从妙趣横生的《伦敦与东南》到讲述一宗被拆散的婚姻的、更为肃穆的《春》，都考量了一种信奉“再多也不够”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不再寻找下一个威尔·塞尔夫，下一个大卫·米切尔，下一个随便谁，我们身为读者的乐趣也就成倍增加，因为这些作者在崭露头角时就具备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不过，这一代“最佳青年小说家”似乎比以往更甚地扯断锚索，一往无前。若非如此，他们就将罗盘指向他方。制片人兼作家郭小橹将她的一本书《恋人版中英词典》建立于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的模型之上，她的下一本书将融合中国古代神话与一名虚构的流行明星的生平。成长于澳大利亚的艾薇·维尔德显然从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那儿学到很多，但已形成独属于自己的声音。在《圆形监狱》中，珍妮·费根赋予被困在一家护理中心的叙事者一种不稳定的、知情但却易受伤的、全然肉感的声音。
桑吉夫·萨霍塔的杰出小说《我们的命运在大街上》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发现。萨霍塔是学数学出身，直到二十五岁左右才开始写作，他说萨尔曼·拉什迪首先使他成为读者，然后成为作者。他的下一本小说《逃亡之年》是一部宏大的、激动人心的史诗，背景设在谢菲尔德某寓所，那儿住着十二个时刻恐惧着移民局前来逮捕他们的人。拉什迪的影响也能在卡米拉·沙姆西的小说中感受到，她的作品美妙地将人性的故事（尤其是关于爱情的）织入巴基斯坦的历史中。沙姆西还不是英国公民，但即将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格兰塔》过去未曾把持绿卡的中国人、去年才完全成为美国人的李翊云列入2007年的“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我们或许不会打破参赛规则。但是，卓绝的作家促使我们破格。
我们身处一个人们不怎么阅读的年代，但我们相信，这些小说家将打破当今作者面对的普遍冷漠法则。我想要感谢参与评选过程的作者、经纪人和出版人。我也想感谢评委们，对我而言，他们在此项工作中展现出来的幽默、勤奋和热情超越了以往任何集体阅读的经验。每次我们会面，他们都证明阅读不仅仅是一种独处的方式，也是一种建立联系的方式，而这里的每一位小说家都以美妙、迫切、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做到了这件事。
约翰·弗里曼／文
包慧怡／译
1983年，《格兰塔》杂志第七期以“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为题，刊登了20位年轻作家的作品，向读者推荐值得关注的新一代作家。从此，每十年评选一次“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成为《格兰塔》的传统。三十年来，曾经入选名单的许多作家——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萨尔曼·拉什迪、阿兰·霍林赫斯特、A。L。肯尼迪、珍妮特·温特森、大卫·米切尔、扎迪·史密斯等，均已是名满天下的世界级作家。
2013年，《格兰塔》第四次评选“英国青年小说家”。翻开《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格兰塔）》一书，让我们看看入选的20位作家和他们的最新作品。他们是英国文学的未来。
《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格兰塔）》由彭伦主编。
从1983年起，《格兰塔》杂志每隔十年都会评选一次40岁以下英国青年小说家，彭伦主编的《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格兰塔）》这一辑《格兰塔》中文版就刊登了这二十位作家的最新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也有长篇小说节选，可以一窥英国当代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