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声鹤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深夜，寒风乍起，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川南乡镇的一座破旧的小楼里，宋希濂正召集秘密会议，商议今后的出路问题。参加会议的是他手下仅有的五名师以上高级军官，其中包括两名军长。
“诸位都跟随我多年，坦率点讲，眼下的局面差不多是山穷水尽了。我们要认真商量一下，还有没有绝路逢生的希望和可能？”
秘密会议的主持人宋希濂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作为司令长官，在不分白天黑夜的没命的逃窜中，他早已反反复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了。眼前，宋希濂已换上一身士兵衣服，脚着草鞋。在昏黄的烛光中，灰暗而憔悴的脸看上去有些发肿。多年的戎马生活告诉他，现在不是发指示、下命令的时候，任何轻率的独断专行，都可能使队伍在解放军赶上之前就发生不测。他原决定先提出几种可能性，让大家发表意见：但话到嘴边又刹住了，觉得还是只把问题提出为好。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没有一位目光注视着他，一个个都锁着眉头，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
宋希濂不由得一阵心酸。这年复秋之间，解放军全线渡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但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却出乎宋希濂的意料。八月间他受任川鄂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还妄想驱使他手下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十多万人马抵挡解放大军人川，演出最后一幕。几个月的时间，十分之九的官兵做了俘虏，他带着这一万多残兵败将，溃逃到川南。平常讲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败如山倒，真可算是宋希濂手下一伙人眼下的真实写照了。宋希濂看着眼前几位垂头丧气的将官，又伤心，又恼火，本想发一通脾气，但不是时候，只得拼命抑制自己，耐着性子等待着。
“宁可杀身成仁，决不屈膝投降！”平时以暴躁凶狠著称的丁军长，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当前，丁军长是实力派，他这个军的人马约占万余残部的二分之一。宋希濂知道，丁某早年当过宪兵团长，直接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丁多次说，他要落入共产党之手，必定死无葬身之地。宋希濂相信丁说的是真话。
宋希濂自己呢？在半年来亡命般的溃败中，向解放军起义投诚的念头，不时在脑子里闪现。他首先想到的是与他有二十多年历史关系的张文白(治中)先生。张在去北平和谈之前，曾私下对宋希濂说过，要宋等他的消息，他会有信来的。但是，至今并无消息。这时，国民党造谣，说张文白一行在北平失去自由，宋希濂以为是真的，并不怀疑这种说法。他联系到自己，二十多年来，与共产党为敌，种种事实，重现目前，不禁心惊胆战。自己投诚后，即使不杀头，也免不了长期坐牢，一辈子做苦工，日子不会比杀头强多少。但所有这些内心活动，宋希濂从没有向任何人流露过。他瞥了一眼凶相毕露的丁军长，心里有说不出、搅不清的滋味。可在眼下，丁军长冒出“死不投降”的誓言后，并无人响应。宋希濂判断，在座的几位，情况大同小异，一条路已经走到黑，现在反悔已无济于事。但这样闷着，拿不出半点主见，也就等于死路一条。宋希濂是会议主持人，是最高长官，有必要立即扭转会议的气氛。
“难道我们就只有坐以待毙，一死了之，而找不到任何出路了吗？”宋希濂没有正面答复丁军长的话，再一次提出问题，语气尽量表示沉着，有力，但在别人听来，语音明显是发颤的。
“我看出路有几条，有死路也有活路。”搭话的是比宋希濂还年长的顾军长。此人细高个，长着一张没有表情的长刀脸，历来沉默寡言，不露声色。他不理会刚才丁军长“激昂慷慨”的一套，站起来，搓搓发冷的手心，指划着桌上的军用地图，慢悠悠地说：“被共军包围歼灭，是死路。现在举白旗投降，也是百步五十步之差。活路有两条，一是退回重庆或成都，与顾祝同、胡宗南同谋共济；二是自己往西闯出一条出路，插到云南或西藏去。我们该选哪一条呢？”
顾军长的话立刻打破了死一般的沉闷。七嘴八舌，包括丁军长在内，一致否定了走前三条路的可能性，确定宗旨：不顾一切向西闯，走得越快越好，走到安全地带，避免被共军包围歼灭。前去的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会议确定，分三路行进，尽量不走大市镇，并禁止用无线电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以最快的速度到预定的地点会合……
参加会议的人，连宋希濂在内，都打心眼里佩服顾军长，认为他足智多谋，找到了一条“活路”。P3-6
初版后记
我与宋希濂先生相识，是在一九六二年我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以后。宋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底获首批特赦，在北京红星人民公社(今红星农场)劳动一年后分配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的职务。二十年来，由于工作、生活在一个单位，对宋先生的历史、为人、性格等，我逐渐有所了解。他同爱新觉罗·溥仪、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等首批获赦人员一样，有着几十年坎坷的经历。但是，在“文革”之前(更甭说“文革”之中了)，在客观上不具备给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写传记文学的条件。那时我只是十分留心地熟悉、了解他们，阅读他们撰写的在内部发表的史料文章，虽然那些文章是检讨式的，文中一律给自己和别人扣上若干帽子，但仍不失它的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样，渐渐地，宋希濂先生一生的轮廓在我头脑中逐步形成了。这可算是我写本书的准备时期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与他人合作，通过程思远先生的大力协助，撰写、出版了长篇文学特写《李宗仁归来》。这项任务完成后，我便投入宋希濂传记文学的撰写工作。宋先生和他的夫人易吟先都十分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第一、二章的初稿，他们夫妇俩阅后都表示满意。但是，不几天，宋希濂夫妇决定去美国探亲，行前，宋先生向我提供了他一生的几个关键时期的情况，并嘱我向有关的人作调查了解，他本人也将继续协助我完成这个工作。
不料由于美国五个儿女的挽留，宋先生在国外一住就是三年。我的工作虽没有停止，却不得不大大放慢了速度。一九八三年全国政协换届，宋先生从美国赶回北京出席六届政协一次大会，继任全国政协常委；一九八四年又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并担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我便抓住宋先生回国的机会，加快写作速度。于一九八四年底完成全部初稿。宋先生向我提议，要我在他的故乡湖南找个刊物先行发表。随即自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开始，湖南《文艺生活》连载半年。接着《东西南北》《传奇·传记文学》等报刊相继选载。今年七月一日《文艺生活》创刊三十周年评奖，拙作《一个失败者的新生》(即《宋希濂今昔录》)获二等奖，这对于我，确是莫大的鼓励了。
但是，回顾本书写作过程，我确实是在受到许多人的协助和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本书的。除宋希濂夫妇之外，一直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杜聿明(已故)、侯镜如及夫人李嵩云、沈醉、郑庭笈、唐生明、文强、董益三、杜建时、杨伯涛等先生，都给我提供了许多方便。他们都称得上是这段历史的“活字典”，我经常向他们求教，有时只是打一个电话，他们都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十分热情。年逾八旬且在病中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为本书题写书名。在出版工作中，《文艺生活》杂志社的黄剑锋、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肖屏东、徐日晖等同志，都付出了心血。新华社记者薛铁军、《人民画报》社记者过桔新、《人民政协报》记者邵焱、邹士方等给本书热情提供图片选用。我在这里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关于对宋希濂先生的写作计划，现已告一段落。但在我准备完成的人物传记写作总任务中，这还仅仅是其中之一。我还要继续写下去，不管报社的工作多么繁忙，我坚信“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白天不成夜晚写，平时不成假日写，积少成多，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长了，果实总会有的，摘不得大苹果，也可得小沙果吧。人们在尝过了大家们的甜美果味之后，有时也需要换换口味，品品酸梅之类的小果果的。最近五六年来，我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百篇长短文章，它们虽然肯定不是上品之作，却常常接到编辑部和读者的来信，其中多有溢关之词。我想这就是对自己劳动最好的补偿和报答了。因为这，我还要努力，再努力。
汪东林
一九八六年盛夏之夜
于北京前英子寓所
再版前言：为了人民政协的文史事业
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1984年春夏之间，宋希濂先生从美国回北京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大会。由我撰写的关于宋希濂先生的传记文学作品早已脱稿，他审看后对41稿的内容没有大的修改意见，还多加称赞，却对稿总题目的选定，迟迟拿不定主意。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宋希濂先生和夫人易吟先应几个子女的要求，于20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纽约定居，但每年仍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大会并在北京居住一段时间。我撰写的书稿在宋希濂先生去美国定居之前已基本完成初稿，但由于当时我手上有几部书稿在前后或同时进行运作，一是《李宗仁归来》，因与他人合作，进度快，1980年即出版发行；二是《梁漱溟问答录》，正在艰难地边写边换着题目，发表了少数章节的内容，全书至1988年才出版发行；三是《一个女子的传奇——记董竹君》，刚刚在《团结报》连载完第一章，就因故被腰斩，至今仍摆放在旧书稿的原稿堆中。唯有关宋希濂先生的传记文学书稿，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敏感之处，却由于宋希濂先生中间突然远去美国定居而不得不放慢了速度，而只能利用他每年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大会的间隙审看稿件，又根据他本人的建议，我已事先将书稿抄送湖南《文艺生活》文学月刊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而该刊在连载前将书稿总题目改为《一个失败者的新生——记宋希濂》，出版社则定名为《宋希濂今昔录》，而我的原稿总题目则是《殊途同归——记宋希濂和他与陈赓大将的故事》，这也是事先征得宋先生本人同意的。出于对刊物和出版社的尊重，我把这个难题提到宋先生的面前，让他定夺。他看后缓缓地说：“这事容我再考虑一下。”几天后他才明确对我说：“原来的题目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刊物和出版社恐怕各-有各的考虑，他们有权定夺，我们可不表示意见。这本书能在我的家乡湖南发表并出版，我表示满意。”而后，这本书又在山西和河南的两家杂志连续转载。现在拙作《宋希濂今昔录》初版三十年后，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究竟改用什么书名为好，窃以为还是保留宋希濂先生的意愿，由出版社定夺。
岁月匆匆。当年撰写、发表、出版《宋希濂今昔录》一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转眼间自己如今已到了逾七望八的垂暮之年。屈指算来，自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过去三十六年的时光。祖国面貌的巨变和屹立全球的地位自不必说，仅就我个人而言，在人民政协的岗位上工作了四十二年之久，并在工作之余和退休之后，一直在做着一桩自以为颇有意义的为人民政协文史事业增砖添瓦的基础工作。几十年来，我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出版了十多部政协知名人物传记的专著，较为突出地为梁漱溟、李宗仁、程思远、宋希濂、赵朴初等众多的政协知名人士或称爱国人士立传，有了一定的读者群，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几十年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求是)杂志等主流媒体至其他众多的报刊杂志，均对我的作品发表过评论文章，其中颇多的溢美之词我至今都不敢接受。其中只有两句话我可以认同，即一是称我是“有心之人”；二是称我一直遵循“亲历、亲知、亲闻”的方针。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儒学专家郭齐勇先生在一篇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中说：“汪东林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有幸与梁漱溟先生直接接触近三十年，掌握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政协学习会的大量秘闻。”又说：“我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一位研究者，作为梁漱溟思想的研究者，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梁漱溟，走近梁漱溟，而这本书(指拙作《梁漱溟问答录》)就是我们了解、走近梁漱溟的桥梁。我更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通过梁漱溟这座桥梁去了解中国现代史，了解中国的古代的思想文化，因为梁先生本人就是现代中国缩影，又携带了大量中国古代文明的密码。”称我是“有心之人”者，不仅有我所熟悉的赵朴初、程思远、费孝通等老一辈知名人士，还有苦于相识或不相识的不同年龄段的研究者和读者。他们所指的是凡我经历过的重要的人和事，只要有原始记录和材料的，包括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能保存的我都尽量保存下来。当初我并不预知这些记录和资料将来能写成文章，出版成书，我只是出于对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的尊敬，出于对自己工作过程的一种责任，无意中留下了后来才被证实确有史料价值的笔记、日记和资料。
写到此，我又想起发生在1969年秋天的那个非常的岁月，全国政协机关绝大部分工作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自然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回北京，还能不能再从事人民政协的工作。以我的小家庭而言，夫妇下放，孩子送回浙江老家，住房退掉，所有存书统一作为废纸卖掉，但我却舍不得自己的笔记本、日记本和各种自己搜集的资料。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打进肥皂箱里，钉得牢牢的，扔在政协机关的仓库里，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也许是我“有心”的一个例证吧。至于遵循“亲历、亲知、亲闻”，这首先是1959年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初创时期确定的方针，我不过是几十年来一直努力执行这一方针的政协文史工作队伍中的一员。由于我所写的人物都是我所服务过的工作对象，或者是共事过的人，我有条件这样做，广大读者也喜欢这类真实性更可信的传记作品。我的部分作品几十年来能多次再版，这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更加重要的还有所写人物和内容应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这，我的确也为自己的这类作品能得到不同年代、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的认可而感到欣慰。
宋希濂先生是我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小组担任小组秘书二十年相处多年的几十位政协知名人士之一。他的传奇人生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纳入我的写作计划的。最初的动因有两个：一是他和陈赓将军“殊途同归”的传奇故事，二是他和瞿秋白烈士的一段关于生死气节的重要交往。关于《宋希濂今昔录》当年成书的细节，各位读者可参看初版书附后的《初版后记》。我想指出的是，这本书是我最早以传记文学的体裁撰写的作品之一，另一本是与他人合作的《李宗仁归来》，这两本书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李宗仁归来》是在程思远先生直接指导和审看下才完成，并于1980年出版发行的。此书出版几年以后，程思远先生自己才撰写并出版《李宗仁晚年》一书，同样，也是在《宋希濂今昔录》一书1985年连载发表、1986年出版全书之后，又过了两年，宋希濂先生本人才在美国撰写并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鹰犬将军》。
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三十年前的传记文学时，仍然会看到宋希濂、陈赓等众多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从排长到将军的角色不断转换的传奇故事，看到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风云际会的奇缘；以及在他们的坎坷经历中所折射出的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所发生的风风雨雨，并为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自然，今天的读者也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作品的若干局限性。对此，亲爱的读者也只能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了。
汪东林
2014年9月写于浙江江山文溪斋
陈赓与宋希濂都是从湖南湘乡走出来的战将，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陈赓是共产党的大将，宋希濂是国民党的“鹰犬将军”。他们在战场上有过并肩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斗岁月，也曾代表各自阶级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拼杀。两人虽然走过的人生道路不一样，但相互真挚的情谊却延续一生。汪东林编著的《殊途同归(宋希濂与陈赓大将的故事)》讲述了宋希濂与陈赓之间在有合有分的历史中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
汪东林编著的《殊途同归(宋希濂与陈赓大将的故事)》记录了宋希濂由一位热血青年到参加革命；由一位共产党人到追随蒋介石；由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成为人民的公仆的历程。同时通过宋希濂与陈赓的相遇、相知到分道扬镳，折射出不同的理念、不同的道路造就出不同的人生的真理。尤其是对“殊途同归”“新的生活”等章节的描述，赞美了共产党的无比英明和正确。全书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