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关系批判》由赵建国所著，中国式关系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人际资源以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使人际关系“资本化”、工具化的倾向。所谓中国式关系批判，就是从批判的角度对普遍存在、使用和传播的中国式关系进行梳理、剖析。中国式关系批判是对中国社会特征的一种整体性概括。是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图书。

《中国式关系批判》由赵建国所著，本书以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为考察对象，致力于关于中国式关系理论的梳理和拓展。内容包括中国关系社会的现状，中国式关系与官本位，中国式关系与潜规则，关系社会中的信任，关系社会中的人情与法治，“礼上往来”与官员腐败，中国式关系的负面影响，中国式关系的传播等。

《中国式关系批判》提出的强势关系和弱势关系两个术语，有助于读者理解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为了揭示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会增大社会成本，提出了“关系成本”的概念。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是普遍信任出现了危机，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增强社会信任度的重要思路是改造关系社会。针对潜规则，本书提出了“好的社会制度设计应该把潜规则限制到最低程度”的观点。

本书是研究关系社会和中国式关系的最新成果。透视中国人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并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进行理论阐释，无论学界还是普通读者都会从中获益。

导　言

第一章　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与中国式关系

第一节　社会关系和关系社会

 一　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　颠倒一下词序

第二节　人际关系和关系社会学

 一　人际关系

 二　中国人的三大类人际关系

 三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某些特点

 四　关系社会学

 五　强关系、弱关系

 六　社会关系网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第二章　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关系社会

第一节　什么是关系社会和中国式关系

 一　关系社会和中国式关系的内涵

 二　关系社会与社会关系网络的讨论

第二节　重人情、重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

 一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

 二　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

 三　从咸鱼干到银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学”的丰富实践

 四　“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唐代科举中的行卷

第三节　中国关系社会的现状

 一　没有式微，愈演愈烈

 二　农村关系社会现实

 三　经济领域是拉关系、走关系最活跃、最突出的领域之一

 四　已经渗透到教育、科研部门，而且很严重

 五　其他社会领域的情况

 六　干正当的事也走后门

 七　当下人格评价的实用取向

 八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式关系

第三章　关系社会相关理论：概括和拓展

第一节　费孝通的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理论

 一　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理论

 二　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拓展：工具性差序格局

 三　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关系的重构

第二节　纵向的庇护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私人关系

 一　纵向的庇护关系

 二　横向的工具性私人关系

 三　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

第三节　以家庭和单位为外围层的差序格局

 一　“单位人”以家庭和单位为外围层的差序格局

 二　“社会人”的两个差序格局

第四章　中国式关系与官本位

第一节　官本位及其与中国式关系的关系

 一　什么是官本位

 二　“权力资本”

 三　官本位与中国式关系密切相关

第二节　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以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

 一　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第一层含义

 二　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第二层含义

第五章　关系社会中的信任

第一节　信任及其分类

 一　什么是信任

 二　信任与镶嵌理论

 三　信任的分类

第二节　关系社会中的信任

 一　中国社会低信任度问题

 二　中国社会的信任状况

第三节　关系社会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

 一　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

 二　关系社会与熟人社会

 三　公民社会与熟人社会

 四　本节部分内容的图示小结

第六章　“礼尚往来”与官员腐败

第一节　礼尚往来、“礼上往来”与腐败往来

 一　“礼尚往来”、“礼上往来”与“腐败往来”的区别

 二　礼物近乎是一种契约

第二节　“礼上往来”已成为一种精神和经济负担

 一　礼尚往来的异化

 二　“人情大如债，头顶锅盖卖”

 三　“下命令”不要“再做事了”

 四　扬利弃弊、移风易俗

第三节　“礼上往来”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一　“关系学”两部曲

 二　人是要带着“包”跑的——从“礼上往来”到腐败

 三　越来越多的团体行为

 四　送礼盛行使礼品市场畸形

 五　“不收可能会使馈赠者和美国政府尴尬”

第七章　关系社会中的人情与法治

第一节　关系与人情、面子

 一　人情的含义

 二　人情交换与人情回报

 三　人情背后的利益考量

 四　面子的含义

 五　面子是位“女神”

 六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出自鲁迅之口吗

 七　面子掩盖下的实质

第二节　规章制度为什么总是走形变样

 一　一纸空文与走形变样

 二　孔夫子的“无可无不可”

 三　任何制度都有“变通”的可能

第三节　人情关系与法治社会的冲突

 一　关系网络利益与法律的冲突

 二　中国式关系阻碍法治社会的形成

 三　法律越来越被放在优先的位置上

第八章　中国式关系的负面影响

第一节　增大社会成本，减缓社会效率

 一　社会成本的概念

 二　正常成本和关系成本

 三　关系成本耗用的钱财最后到了谁的手里

 四　通过关系获益最多的是谁

 五　关系成本的结果最终由谁买单

 六　社会成本高就意味着社会效率低

 七　使某些社会改革步履维艰

第二节　助推腐败，形成不良社会风气

 一　如影随形

 二　“有面子不如有辫子”

 三　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

 四　吃喝成风

 五　凡事走捷径

第三节　破坏社会制度，扰乱社会秩序

第四节　导致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使政府和社会丧失公信力

 一　亲疏有别

 二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三　不公平竞争

 四　特殊的不公平

 五　丧失或降低公信力

第五节　误导社会价值取向

 一　关系为上

 二　“不务正业”

 三　人际关系复杂难处

第六节　人情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吗

 一　儒家文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核心因素吗

 二　亲情、人情关系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　利用和限制

 四　中国“关系”文化带给世界什么

第九章　中国式关系与潜规则

第一节　潜规则的内涵

 一　潜规则的提出

 二　潜规则的内涵

第二节　官场中“淘汰清官”的潜规则

 一　官场中“淘汰清官”的潜规则

 二 　“新官堕落定律”

 三　“劣官驱逐良官”现象

第三节　非正式制度与潜规则

 一　非正式制度与潜规则

 二　“非制度化生存”

第四节　把潜规则限制到最低程度

 一　好的制度设计应该把潜规则限制到最低程度

 二　如何治理潜规则

第十章　中国式关系的传播

第一节　传播关系与关系传播

 一　关系传播理论

 二　关系即交往和传播

 三　人际交往的过程就是“不确定性削减”的过程

 四　传播即关系

第二节　中国式关系的传播

 一　关系社会传递了哪些信息

 二　中国式关系传播的特征

第三节　社交媒体与关系传播

 一　社交媒体

 二　社交媒体：人类人际交流、交往的新阶段

 三　手机成为拉关系、走关系的便捷工具

结语：关系社会的前瞻

 一　“差序格局”并非儒家理想中的社会

 二　应对、改变关系社会

 三　保持亲情，强化理性、法治

后　记

四 关系社会学

在社会学家族中有一个分支叫作“关系社会学”。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际关系。在管理学中也有对“关系管理”的研究。

一提起“关系学”，中国人可能会立刻想到有些人为了谋取私利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投机钻营、拿原则做交易、昧着良心办事等。但人际关系学不等于“庸俗关系学”，不等于研究拉关系、走后门。

研究人际关系和关系管理，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信任的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协商能力，易于取得合作机会。可惜，在国内大家越来越不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人际关系并进行关系管理，却在“拉关系”、滥用关系、误用关系上下功夫。

本书取名“中国式关系批判”，就意味着它属于关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内容，但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式的、中国特色的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关系社会学将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这里是有潜台词的，因为“关系”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 强关系、弱关系

关系社会学对人际关系做了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划分，这就是强关系和弱关系。

(一)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弱关系理论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提出“弱关系的强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假说以来，研究者围绕关系强度对功利或非功利行为的效应问题展开了持久讨论，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提出和经验发现对欧美学界的社会网络分析产生了巨大影响。

格兰诺维特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如果把强关系、弱关系理论运用于中国，“铁关系”、“铁哥们儿”、“患难兄弟”、“为朋友两肋插刀”等都属于强关系，“一面之交”、“萍水相逢”、“敬而远之”等都属于弱关系。弱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则，公事公办。

格兰诺维特的理据在于，强关系(strong tie)同质化程度高，联系紧密，连接的是社会特征较为相似的人群，这些人之间由于来往较为密切，信息交流较为充分，因此信息的重复度也很大。弱关系(weak tie)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相异质的人群，而这些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很不充分，弱关系由于充当了沟通不同群体的“关系桥”(local bridge)，故能够传递对于行动者来说新鲜的、因而也有价值的信息。一个人拥有的弱关系越多往往拥有的讯息也越多。也就是说“弱关系充当信息桥”。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是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力量”的核心依据。弱关系可以创造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

一般说来，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的优势，而强关系则适于传递情感、信任和影响力。

格兰诺维特强调了弱关系的力量，但是后来的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在需要承担风险，面临危机时，强关系往往可以依赖。最强的关系，由于意味着承诺、信任、义务，因而互相帮助的动机最强。

(二)林南的三个假设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认为，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采取工具性行动时，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林南看来，弱关系的作用超出了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信息沟通作用。由于弱关系联结着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所以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通过弱关系纽带来完成。

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个假设：(1)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2)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强，通过弱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概率越高；(3)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社会资源理论否定了资源只有通过占有才能运用的观念。资源不但可以被个人占有，而且也嵌入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摄取。

但本书作者以为有一点必须指出，在中国社会中，通过关系网摄取社会资源时弱关系只能是一种纽带，通常需要强关系介入；如果没有强关系介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钱买通”，而且并不是总能奏效。

(三)运用强关系、弱关系理论对中国等就业市场的调查研究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强关系假设”占绝对优势：边燕杰1988年对天津就业人员的调查表明，高达7l％的被访者通过强关系找到工作；边燕杰和张文宏通过1999年天津就业调查发现，强关系在使用社会网络实现职业流动的被采访者中的运用率高达86．9％；渠敬东(2001)发现，强关系为生存阶段的农民工提供了流动的机会；曹子玮(2002)则指出，农民工主要通过强关系来寻找工作；赵延东(2006)也发现，大多数的武汉下岗职工通过使用强关系成功再就业。有人评价说，边燕杰的理论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提出了挑战。求职者即使获得了信息，也有可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在工作分配的关键环节，人情关系的强弱差异十分明显。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能和主管分配的决策人建立直接的强关系，必须通过中间人建立关系，而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双方必须是强关系。如果中间人与双方的关系弱，中间人和最终帮助者未必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因此，强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

另外，边燕杰和宋·安(Soon Ang)在另一项关于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国的多数求职者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新的工作。在新加坡，近70％的人通过亲属、朋友、相识等非正式渠道获得就业信息或实质帮助而变换工作。大部分人使用了直接的强关系，少部分人使用了间接关系。但在使用间接关系时，求职者和中间人、中间人和最终的帮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很强的。这种间接的强关系能帮助求职者找到一位地位较高的帮助者，协助他获得一份地位较高的工作。

韩国也有类似情况。据新华社报道，韩国国家智库韩国开发研究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被称为“人际关系社会”的韩国，约六成求职者是通过熟人介绍或推荐等人际关系而获得工作。

这份报告说，在对2003年至2007年6165个求职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56．4％的求职者是通过朋友、亲戚、家人等人际关系获得工作，远远高于网络(17．66％)和媒体广告(11．75％)的比例。

调查显示，企业规模越小，通过人际关系录用的比例越大。在职员不足50人的企业中，公开录用比例仅为5％。即使在拥有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人际关系录用的比例(47．3％)也高于公开录用的比例(32．9％)。

据调查，通过“介绍或推荐”而获得第一份工作的人占50．7％，而在有工作经历者中，这一比例高达63．9％。

韩国媒体称，“人际关系就业”的现象越普遍，对那些非名牌大学毕业或职场经验不足的人，以及普通家庭出身的求职者来说就越不利。

有学者依据有关资料指出：在就业求职中，美国人更多是通过弱关系获得资源、信息和影响力，中国人则更多地依赖强关系，这显示了“关系社会”不同于美国社会的一面。不难发现，中国人关系网络的核心是人情交换，而不是信息交流。而且，在中国信息的透露、交流和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有些重要的尤其是内部信息是靠人情关系获得的。

P8-11

有大量的实用性关系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侧重于搞关系的技巧、“秘诀”，有的带有厚黑色彩。有的带有很强的工具性和操作性，请看这些书中大部分章节题目：怎样找关系；怎样拉关系；怎样托关系；怎样攀关系；怎样送红包；怎样送礼；怎样请客吃饭；怎样获得权力；怎样获得财富；怎样获得名声；怎样混社会；怎样把生人做成熟人。这些章节题目是告诉读者怎样做的，其实用目的很突出。

而与中国式关系有关的学术研究往往停留在实证性的描述和分析上，理论升华、反思和批判相对薄弱。

本书研究的对象以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为主，但要上溯近现代历史和古代史。本书所说的关系，除非特别指明，多是指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

关于中国式关系的研究，较早就有了国际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不但表现在国际上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直接论述过中国人的面子、特殊主义等，也表现在一些外籍华裔研究者较深入的实证研究，还表现在最早提出“差序格局”理论的费孝通以及其他社会学家或文化学者具有国外留学的背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就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的比较中得到的。林语堂的《中国人》等正是中西对比的产物。

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式关系理论的全面梳理。在此梳理基础上，将既有的理论向前有所推进，从对中国式关系现实和历史的观察和整理中抽象和升华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更是本书的努力目标。显然，以上目标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作者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所定目标，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

笔者认为以下有新意的内容值得读者关注：

本书提出的以家庭和单位为外围层的两个差序格局，有两个内涵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继承和拓展。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把中国式关系与官本位联系起来考察的产物。

围绕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本书提出了强势关系和弱势关系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有助于理解以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本书认为，当前所谓社会信任困境或信任危机主要是指普遍信任出现了困境或危机。造成普遍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会降低制度信任度和普遍信任度，因而增强社会信任度的重要思路之一应当是改造关系社会和关系文化。

对中国式关系负面影响的理论梳理和揭示贯穿全书，但集中论述是第八章和第九章。为了揭示中国式关系的普遍存在会“增大社会成本，减缓社会效率”，本书提出了“关系成本”的概念。

在论述中国式关系与潜规则时，本书提出了“好的制度设计应该把潜规则限制到最低程度”的观点。同时，把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联系起来，就使这个中国式的概念与一般社会经济理论对接上了。

把中国式关系与传播联结起来考察是本书的思路之一，这方面一个有新意的观点是，社交媒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是人类人际交流、交往的新阶段。

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理论，力争让普通读者喜欢看，也是本书作者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由本书对中国关系社会全面研究的总体构想决定，作者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实证调查，只有小范围的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实证调查和访谈，目的是补充和验证某些现有的实证调查资料。更多的实证材料来自其他学者的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记者的新闻报道等。但写作本书的最重要基础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体验和观察。当笔者在1970年代中期刚刚步入社会时，就由堂哥介绍认识了一位朋友“老孙”。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老孙，有个专门记录各种关系姓名、职业、联系电话、特长等的“联络图”(本子)——当时《智取威虎山》中的“秘密联络图”家喻户晓。这使我感到很新奇，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发现还有搞关系的“专家”。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观察“关系”，也不时有机会亲身体验它——在中国大约没有直接体验过“关系”魅力的人很少——我的意思是本人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在“关系”泥淖的挣扎中有收获后的窃喜，更有失手后的沮丧，对关系社会“呼吸而领会之”。好在我一直对它保有一种警醒，“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没有这种警醒和这种矛盾纠结就不会有写此书的念头。

下面介绍两本本书参考、引用较多的研究著作。由于这些参考和引用出现在不同章节，为方便读者理解和节省文字，这里先对这两本著作的研究背景情况等做简要交代。

第一本著作是出生在中国台湾的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慧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杨美慧对关系学的田野研究主要是在北京居住两年期间做的。她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也收集了材料，还有在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重访中国时的材料。在起初两次访问中，她的角色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在首都做调查的民族志工作者。在1990年，她的角色上升为美国学者，访问了山东省的德州和河北省的一个县。在1991年、1992年、1993年她以海外华人和海外学者的身份，与其他人一道访问了上海和上海郊区、杭州、绍兴、温州和西安。回到美国后，在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她也对在阿拉巴马州和洛杉矶地区蒙特利公园的中国移民做了广泛的访问，也访问了她驻足过的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像在伯克莱、科罗拉多、康奈尔、圣巴巴拉、密西根和哈佛等大学。在上述调查访问基础上，杨美慧完成了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直译为《礼物、人情与宴席：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艺术》)一书，并于1994年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97年获得了美国民族志丛书奖，成为杨的成名作。后来该书被翻译成中文《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在中国出版。

第二本著作是美籍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971年，出生于山东的阎云翔来到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50公里的双城市下岬(xiajia)村，从17岁到24岁他在这里生活了7年。1989年留学美国后重返下岬村展开田野调查，调查范围不仅包括仪式性的礼物交换，还包括日常非仪式性的礼物或劳动力的交换行为。在调查基础上写出的The Flow of The Gifts，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后被翻译成中文《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本书的主体是对下岬村礼物交换风俗的实证性描述和分析。阎的《礼物的流动》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农村礼物交换现象研究最全面的一本书。

本书是作者到目前为止写的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一本著作。但紧追现实更要求理论阐释的跟进，否则就很难有深度。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向自己提醒这一点，力争使它避免停留在表面的描述上，而是要有穿透力。中国式关系不仅与人情、熟人社会、礼物等有直接联系，而且与官本位、信任、法治、潜规则等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本书力图揭示的就是这些内在的关联。

通常，人们可能会把此书列入社会学学科里，这当然有其道理。说实话，我的学科意识比较淡，只要抓住了重要的问题，不在乎它属于哪个学科。如果总是囿于某一学科，局限于某一学科，可能不利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笔者已经出版的跨学科传播学研究系列著作如《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观照》、《信仰及其传播》、《经济活动传播论》、《旅游传播论》、《人的迁移与传播》，不大好划归某一单一学科，我自己也不时有“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当下的中国学界，学科壁垒、学科观念很浓重，缺乏的是问题意识。

本书没有列人上述作者的跨学科传播学研究系列。其实，它与已经列入这个系列的《信仰及其传播》一书的结构模式是相同的，即都是以信仰或中国式关系为研究主干，而在最后一章谈信仰或中国式关系的传播。因此，本书也可以用这样的名称——“中国式关系及其传播”。如果能够深刻理解关系的含义，关系就意味着传播，关系包含了传播，加上“传播”就显得多余和不精炼了。

新华出版社编辑董朝合先生一再督促我把本书写得可读性更强些，如果在这方面有所长进的话，其中有他的功劳。我带的研究生付丹宇、王展为本书作了认真校对。感谢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院长、许俊峰书记、严励副院长和传媒研究所张举玺所长的帮助、支持。

如果读者有兴趣与作者就本书相关问题讨论、交流，欢迎写信给913216758@qq．com。

赵建国记于201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