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王蒙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年，各种作品逾七百万字。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以鲜明的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欲读书结》主要包括东施效颦话语词，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洛伊宁格尔”与他的眼睛，全知全能的神话，咏叹与深思，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等作品。

《欲读书结》收入作者王蒙发表在《读书》杂志同名专栏中的文章，是一本文学、文化随笔集。古今中外，读书说事，评论各种文学、文化、社会现象，开阔宏大，又不失细致精到，显示了作者多方面的功力，以及捕捉话题的敏感、敏锐性。

《欲读书结》收录了夫妻怎样才能和谐，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谈学问之累，惊险的模式及其他，九死未悔的郑重，咏叹与深思，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等作品。

夫妻怎样才能和谐

谁了解毕加索？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回娘家》模式的意义

话说《雨人》

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时间是多重的吗？

作家是用笔思想的

讲点逻辑

旧体诗的魅力

话说“朝三暮四

谈学问之累

东施效颦话语词

一篇《锦瑟》解人难

懂还是不懂？

再话语词

再谈《锦瑟》

发见与解释

惊险的模式及其他

批评或有之隔

符号的组合与思维的开拓

相声的文学性

话说这碗“粥

“缘木求鱼

九死未悔的郑重

《读书》补

参古考今

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

人·历史·李香兰

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

躲避崇高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关于《女人的气味》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

文学与地理

不争论的智慧

“洛伊宁格尔与他的眼睛

旧梦重温

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后的以后是小说

想起了日丹诺夫

全知全能的神话

汉城盛会话东洋

周扬的目光

陌生的陈染

道是词典还小说

我心目中的丁玲

嘉言与警句

难得明白

咏叹与深思

永远的《雷雨》

绝对的价值与残酷

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读《大浴女》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据悉，在著作完成六十七年以后，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终于得以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公开发表。我国出版的《当代苏联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四期译载了这篇一九二四年即用英语出版了的作品。其实，早在两年前，此书即以作者“萨姆雅丁”的译名，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是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反面乌托邦，大概是指它们描写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不是理想化的自由幸福的乐园，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相亲相爱的大同世界，不是人类的美梦，而恰恰相反，这种乌托邦的特点是它的反人类性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是被控制被扭曲被扼杀了的人性，是严密的社会组织与先进精巧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并从而形成的对人类的恶性统治。

反极权，是三本书的不谋而合的主题。西方所谓的反极权概念里，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和暗示，包含着哪些合理的忧虑与或有的不着边际的偏见，本文暂不涉及。至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所可能生发的负面的影响，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也就不会提出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政权和国家的消亡的命题，我们也不必面对和探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

重要而有趣的是反面乌托邦的概念本身。我们已经习惯了历史乐观主义，乃至把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简单化——变成简单机械的历史进化主义。即简单地认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叫做“芝麻开花节节高”，把历史看成一个攀登高峰的跋涉，经过的时间愈长，爬得就愈高。因此，畅想未来就是我们用来鼓舞情绪的良方。在渴望现代化、痛感处境落后的今天，我们更是恨不得一个跃进、一个起飞就能摆脱过去进入未来。我们认定，未来是解决了今天困扰我们的一切矛盾的极乐世界，未来意味着肯定的进步和幸福，过去意味着一片黑暗而现在的意义在于通过牺牲和奋斗迎接未来。

而反面乌托邦的思路则提醒我们，未来也可能是坏的，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技术的日益先进，社会秩序的高度规范，优化原则的普遍贯彻，社会机制的高度效率化，都可能反过来变成人类的对立物，都可能使人变成技术、秩序、效率的控制物与牺牲品。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各有特色而又大同小异地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图景。

《美丽新世界》里，纪元二五三二年的人类是由“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来培育的，这个中心的工作原则即“美丽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共有、划一、安定”。“九十六个划一的孪生子，操作九十六架划一的机器”，而且，他们正在创造由“一个卵巢…‘生产’”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孪生子的新纪录。就是说，由于机器和工作的统一化，为了效率，必然要求人的统一化，因此科学家用人工方法使用一个卵巢的卵子与来自同一精巢的精子交配，产生同一类型的人。这真可怖！作者把这个二五三二年称为“福特纪元”六三二年。所谓福特纪元，是把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创立生产流水线的年代定为新纪元的开始，其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含义是很明白的。

在《一九八四》里，则写到一九八四年生活在一个超级大国里的人民。他们的电视机兼有接收电视广播与监视它的观众两方面的功能。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统一的监视之下。其结果是人人必须戴上假面，隐藏自己，讲假话。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写的，里面把一九八四当做反面乌托邦成为事实的时间。当然，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了，地球上还没有发生那样可怕的事，但这种戴假面讲假话的气氛的描写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并不令人感到作者在阴郁、悲观、病态以及反苏狂热之外没有严肃的警世思考。

在《我们》里，生活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王国”的第一千个年头的人们，被编成了符号和数码。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婚配和做爱，都是按照“王国”的无所不包的时刻表通知单来进行的。在那时，“号码”（即人）们回忆“在博物馆中见到的图景：那是二十世纪祖先们的大街，街上乱糟糟地拥挤着人群、车辆、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和五颜六色，颜色驳杂得使人发昏。听说过去确曾是如此，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看，扎米亚京笔下，我们现在的混乱的苦恼重重的二十世纪，倒成了一千年后的号码们的不敢相信其当真存在过的“向后看”的“乌托邦”了。

三部小说的共同倾向包含着对现代化的极端焦虑。工业化、合理化、优选化、标准化、统一化等等，会不会在带来效率、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增长、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对人生、对人性、对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的幸福的某种戕害呢？三位作家以相当夸张乃至乖戾的语调做了肯定的回答。虽然这只是小说家言，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文学家天生会有一种想入非非的、脱离实际的、追求绝对个性与自由而非组织、非秩序、非社会的倾向；但这些书的描述、这些回答仍然既严肃又沉重，既刺激人的神经又引人思索。即使从整体上我们不能也不愿接受他们的枭鸟式的预言，我们仍然有必要耐着性子去读一读、想一想，从中得出清醒的、更有远见的结论。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