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编著的《季羡林代表作系列（共6册）》内容介绍：《清华园日记》最真实流畅的心理画卷；《人生絮语》最真挚通透的人生智慧；《牛棚杂忆》最豁达乐观的伤痛记忆；《病榻杂记》最坚韧宽容的生活总结；《北京记忆》最不加渲染的北京风物志；《留德十年》最美妙难忘的留德岁月……

季羡林编著的《季羡林代表作系列（共6册）》内容提要：《病榻杂记》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平实朴素的言语，循序渐进，缓缓道来，一幅人生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不会是一首流行的音乐，而将是一曲清新的古筝之音，悠远深长，让人回味无穷。这到底是离题万里的散扯呢，还是蕴藉着聪明的游戏呢，抑或是得了中国散文的精髓之作？揣测着，仿佛看到季老眯着眼睛微微一笑。

《清华园日记》这本日记里。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他是孤独的，外面再热闹，内心是寂寞的，吝啬于感情，他处于严重的压抑中，内心奔放却冷面孤傲。他不是一个易于亲近的人，只有在安全的氛围里，他才恢复真挚的本性。他会顺水推舟，装糊涂。人情世故他看得很开，他是一个顽皮的生存大师。

《人生絮语》由季羡林著：人生，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结论的研究课题。人生就像是一种角度的折射，学着去透过阳光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人生，看自己拥有着的一切。我们不能盲目地陷入完美的误区，从而成就一段并不完美的人生。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不完美的人生才更易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留德十年》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

《牛棚杂记》不是一段历史的全景，更多的是一个纯朴、执拗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写照。老人最后的追问，当年他究竟应不应该活下来？答案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本书已经使一个简单的符号幻化成一个鲜活的人，印象中的这位老人不是别人口中崇高的“大师”，而是一个有爱、有恨、会笑、会哭的老者，就像那些在公园里常常看到的白发苍苍、积淀了岁月的悠然老人，真切而平凡。

《北京记忆》关于北京的记忆，可以有很多种，或怀念或惆怅，抑或是擦肩而过。但唯独这位老人这种对北京真挚、平淡、不加渲染的记忆最为真实感人。北京的物、北京的人、北京的事，一个个场景都是如此清晰地在我们眼前回放着。一花一树，一颦一笑，都在刹那间定格。本书是一位老人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季羡林代表作系列（共6册）》是一套文学合集。

《人生絮语》

上编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做人与处世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缘分与命运

 赋得永久的悔

 谈礼貌

 谦虚与虚伪

 牵就与适应

 容忍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三思而行

 论压力

 爱情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追梦

 不完满才是人生

 黄昏

 钲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世态炎凉

 毁誉

 走运与倒霉

 儿时的事

 一年的亡国奴生活

 我的新生

 鱼与熊掌

 留德十年

 我要活下去

 最后信念

 论包装

 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

 论“据理力争”

 漫谈撒谎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1)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2)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3)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4)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5)

 真理愈辨愈明吗？

 隔膜

 我们面对的现实

 漫谈伦理道德(1)

 漫谈伦理道德(2)

 漫谈伦理道德(3)

 谈孝

 论正义

 论朋友

 论恐惧

 忘

 坏人

 傻瓜

 我害怕“天才”

 爽朗的笑声

 才、学、识

下编

 梦萦未名湖

 八十述怀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老年谈老

 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写我

 《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序

 养生无术是有术

 老年

 新年抒怀

 开卷有益

 老少之间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人生箴言》序

 希望在你们身上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清华园日记》

引言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我的老师们

自序

日记第一册

日记第二册（1932.10.29—1933.10.31）

日记第三册（1933.11.1—1934.11.23）

《留德十年》

留德十年

楔子

留学热

天赐良机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在赤都

初抵柏林

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

怀念母亲

二年生活

章用一家

汉学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大轰炸

在饥饿地狱中

山中逸趣

烽火连八岁 家书抵亿金

我的老师们

学习吐火罗文

我的女房东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迈耶一家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

盟国

优胜记略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别哥廷根

赴瑞士

在弗里堡（Fribourg）

同使馆的斗争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船上生活

西贡二月

从西贡到香港

回到祖国的怀抱

附录 欧游散记

余音袅袅

去故国

表的喜剧

听诗

寻梦

海棠花

Wala

忆章用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重返哥廷根

《北京记忆》

上篇 北京旧事

报考大学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受用终生的两门课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师生之间

我和北大

我爱北京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我和北大图书馆

梦萦未名湖

梦萦红楼

梦萦水木清华

清华梦忆

北京忆旧

中篇 燕园睹物

二月兰

春满燕园

马樱花

夹竹桃

朵朵葵花向太阳

槐花

怀念西府海棠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园花寂寞红

人间自有真情在

幽径悲剧

老猫

石榴花

下篇 书斋怀人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为胡适说几句话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悼念沈从文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

怀念丁声树同志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哭冯至先生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怀念乔木

悼组缃

我的朋友臧克家

我眼中的张中行

回忆陈寅恪先生

悼念邓广铭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

赵元任先生

悼念周一良

痛悼钟敬文先生

悼巴老

《牛棚杂忆》

自序

一 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三 1966年6月4日

四 对号入座

五 快活半年

六 自己跳出来

七 抄家

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九 千钧一发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

十一 大批斗

十二 太平庄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

十八 半解放

十九 完全解放

二十 余思或反思

二十一 后记

附录：自传

《病榻杂记》

《病榻杂记》序

《新生集》序

小引

我的小学和中学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南高中

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忆念张天麟

寅恪先生二三事

痛悼钟敬文先生

痛悼克家

悼巴老

追忆哈隆教授

当时只道是寻常

元旦思母

天上人间

忆念宁朝秀大叔

病房杂忆

公德（一）

公德（二）

公德（三）

公德（四）

同胞们说话声音放低一点

时间

再谈老年

老年四“得”

在病中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儿什么

回家

难得糊涂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三进宫

我的座右铭

座右铭（老年时期）

我的美人观

九三述怀

九十五岁初度

笑着走

输液

白衣天使新赞

护士长

赠301医院

封笔问题

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北京记忆》

报考大学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竞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mlet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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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写于一九九二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决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哕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哕嗦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二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

《牛棚杂忆》

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化大革命”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谊，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产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