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名字的由来
名的出现
名作为氏族成员互相区别的标志，是人的个体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因此，名的产生恐怕要比姓与氏晚得多，它是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氏族对部落成员中个体存在的文化认可和确证，是为了“别众猥而显此人”。对于社群组织来说，名的产生是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剂，它会使本来凝为一体、彼此无差别的组织变得松散而有距离。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个人私名的产生进一步从观念上促使原始公社的崩溃，私名同私有制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里程碑。
从民族学和文化考古学的资料来看，在原始公社的母系氏族阶段。人们已经有了个人的名字，并在交往和择偶中使用。从宋兆麟等人所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得知，我国云南宁蒗县永宁纳西族地区，母系亲族所占比例较大，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但上古时期人物的名字，还没有与姓氏彻底分离，而是更多地表现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人们聚集在一个英雄人物的周围，崇拜并服从他，以他的发明创造作为旗号，因此，很难说这就是个体的名称。比如有巢氏，是人们开始懂得构木为巢、营建住所的标志。
到了夏代，人们已有了确定的名字，据《史记·夏本纪》的夏世系知，鲧禹之后，有启、太康、仲康、少康、予（帝宁）、槐、芒、泄等，但在命名上究竟有什么规律，因文献阙如，我们不好妄作解释。殷商时期帝王以干支命名，是比较有规律的，现以《史记·殷本纪》为据，列殷王世系于后（见第26页）。据表可知，殷商帝王自帝喾到振等8人，不以十天干为名。微，《国语·鲁语》作上甲微，《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作主甲微。这样看来，自上甲微至帝辛（纣）止，三十七王，均以十天干为名。但这种命名究竟有何用意，古今学者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以生日为名。如《白虎通·姓名》中说：“殷人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书》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易纬乾凿度》亦云：“帝乙则汤，殷录质，以生日为名，顺天性也”。同说亦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又《太平御览》卷八十三亦引：“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
还有人认为是以死日为名。近人董作宾主张此说，他在《论商人以十日为名》一文中讲道：“汉人以为甲乙乃生人之名，所以解以‘以生日名子’，这是合理的。现在既由甲骨文字证明了甲乙不是生前的名子，只是死后神主之名，当然以死日忌日为神主之名、祭祀之日，最为合理。若说甲乙是死后的神主之名而取生日为标准，就未免迂远而不近人情。固然，从残缺的贞卜文字里，找出某人的生日，以证明神主甲乙命名的来源，是绝不可能之事，找死日也同样不可能。”
也有人认为是以庙号为名。如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引《古史考》：“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日甲也”。又引同书：“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日天乙”。这种看法在后来非常盛行，并对何以称庙号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陈梦家《商王名号考》中认为：“我们从周祭祀谱中，知道周祭先王先妣的次序，主要的是依了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而分先后的……卜辞中的庙号，既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与及位者无别”（见《殷商卜辞综述》第404～405页）。李学勤反对此说，他认为“殷人日名乃是死后选定的”，是通过占卜而定。张光直在分析批判了前人的各种说法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以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名的习俗不是照旧说根据生日（或死日）而来的，而是死后庙主的分类制度。庙主的分类反映活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的分类。”（见《中国青铜时代》第173页）
殷商时期，除以天干命名外，人们还另有称谓。如汤、微、纣、子渔，子画等，都是男子之名。而帚婔，帚好之类，都是女子之名。武丁的配偶中也有帚螓、帚周、帚楚、帚杞、帚矮、帚妹、帚庞等。这样看来，以天干相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命名，恐怕别有寓意。故生日说并不可靠，死日说亦牵强附会。庙号（或庙主）说，更有说服力。但究竟为何以十天干作为庙号的次序或庙主的分类依据，尚未有人作出确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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