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是乡土社会里宗法制度下除了住宅之外最重要的建筑。宗祠的基本功能是供奉宗族祖先的神位,定时祭祀。也就是说,它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祖先崇拜,加强宗法共同体的内聚力。
王俊编著的《中国古代宗祠》详细阐述了宗祠各个方面的文化意义,包括宗谱、姓氏郡望、宗族与族规、亲族习俗、祭祀制度以及宗族制度的演变等;介绍了各具特色的宗祠建筑,如晋陕宗祠、江南宗祠、岭南宗祠、台湾宗祠;详细列举了各个省地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的宗祠,还有一些历史先贤名士祠,如曲阜孔庙、终南山老子祠、韩城司马迁祠、马鞍山司马迁祠、岐山周公庙等。文字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结构严谨有序。仔细加以阅读,必会有所收获。
王俊编著的《中国古代宗祠》主要围绕传统宗祠的历史演变与现状,介绍了中国乡土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宗祠的性质、形制、建造、风水,分析宗祠的类型、地域特征、社会活动、管理、社会影响和建筑文化等方面情况,探讨宗祠、宗族、村落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变,总结宗祠发展变化对古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姓氏郡望
郡望,其本义为一个郡中的望族,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始于先秦、盛于秦汉、魏晋时期的一种行政建制、行政区划,在唐朝之后逐渐被废除。“望”指的是“望族”,即有声望的姓氏大族。这些宗族世代聚族而居在某个固定州郡之中,因人才辈出、门楣光耀而为当地人所仰望与敬重,成为该郡望族,故称“郡望”。后来,“郡望”还被用来指一个家族的根源与发源地,即一个姓氏或家族的郡望,就是指这个姓氏或家族所发源的那个郡。一般的小姓有一到几个郡望,而大姓郡望则更多。宗祠以显赫位置标示姓氏郡望,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姓氏别贵贱、分尊卑。
作为血脉延续的姓氏,中国的姓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绵延不绝。据最新的研究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人曾经使用过的姓氏高达两万两千个,而其中不少姓氏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在姓氏的传承之中得以很好体现。在最新公布的2015版《百家姓》中,姓氏人口总数在两千万人以上的姓有10个,其中,李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94%,王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41%,张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1%,其余刘、陈、杨、赵、黄、周、吴七个姓氏的人口也都在2400万人以上。这些姓氏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因为它们曾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姓”或“世代名门大姓”。
姓氏早在母系社会时就已经出现。当时,各个氏族为在往来中表明自己的身份,用自己的氏族图腾作为标志,图腾的徽记便是姓的雏形。氏始于父系社会,是姓族中的重要支系,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代表着功勋与地位。西周时实行“分封制”,皇亲与有功之臣都以封地为氏,这又使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先秦时期,姓与氏含义的区分也就更明显了,姓代表血脉关系,同姓之间禁止通婚;氏则是从姓中衍生出来的分支,是特权与地位的象征,用以别尊卑,有氏者为贵。秦代废止了最初的宗法分封制度,而实行的是郡县制,氏失去了代表别尊卑的意义,逐渐与姓合用,成为了父系社会血缘承袭的重要标志。中国现在大部分的姓,就是承袭的产生于周代的氏。
周朝初期,为控制已经征服了的地区,周天子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与周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与异姓功臣等,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十六人,同姓贵族四十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四十八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六十个。此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代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可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姓氏合流以后,从古至今,中国人所使用的姓氏大多数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而成的。 秦、汉时期,“姓”与“氏”逐渐合而为一,统称“姓氏”。伴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郡望”就成为彰显各世家大族社会地位与高低贵贱的重要标志,并区别于同一姓氏中的土族与庶族、豪门与寒门。
任何姓氏均源于自己的祖先,不到重大时刻是绝对不容变动的。然而,历史中由于诸多外力的影响,却使得改姓现象极其常见,这些均源于赐姓、避讳、避难、少数民族汉化、入赘、收养、字体简化等多方面原因,这些改姓的现象几乎贯穿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始终。
在门阀制度下,门第阀阅是指那些世代显贵、影响深远的贵姓宗族的家门,因无比显赫并世代传承,被称为“高门宗祠著姓”。它始于西汉末年,盛行于南北朝时期,此时“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这“四姓”分别指的是以王、谢、袁、萧为代表的“侨姓”,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姓”,以王、崔、卢、李、郑为代表的“郡姓”以及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代表的“虏姓”。这“四姓”出身的子弟,可以高居要职;而与之相对的“寒门宗祠庶姓”子弟即使是满腹才华,也只能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仅会出任低级官吏而不能升迁,沉沦一生。
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详定姓族制度,确立了门阀序列,其中,范阳(今河北涿州)卢氏、太原(今山西太原)王氏、荥阳(今河南荥阳)郑氏、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以及陇西(今甘肃临洮)李氏最为尊贵,被称为“五姓”。到了唐朝,这五姓加上博陵(今河北安平)崔氏、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被合称为“五姓七家”。这五姓世代显赫,如,两支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多达27人,五品以上的官员有400余人,时人称其为“宰相之姓”。
国姓,就是王朝皇室的姓氏,可见其地位不容小觑。将国姓赐给异姓大臣是历代帝王收揽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汉朝赐有功之臣刘姓,并规定凡是刘姓人家均可免除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待遇。唐朝更将赐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汉族的徐、邴、安、杜、胡、弘、郭等姓,少数民族的单于、阿布、阿跌、舍利等姓都被赐为李姓。这种“赐姓”对于中国姓氏的发展影响巨大,由此产生了人口学上的“马太效应”,使国姓逐渐变成了大姓。唐代由于赐姓,李姓得到了跳跃式的发展。及至宋代,李姓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7.2%,为宋代的第二大姓。除了李姓外,赵姓作为国姓在宋代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王姓、李姓。王姓虽然不是国姓,却排在了第一位,这就涉及到前面提及的“著姓”了。身处“高门”“著姓”之列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成为带动王姓人口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张姓的发展状况则与此相同。
据记载,宋代人口排名前四位的分别为王、李、赵、刘四姓。而2015年的数据显示,排名前四位的是李、王、张、刘。赵姓虽排第七位,但仍位于前列。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千余年前人口姓氏的格局就已经形成,而因国姓、贵姓得到发展的姓氏成为大姓。此后,随着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以及科举制度的盛行,士族阶层逐渐消失了。而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国姓、贵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将姓氏郡望作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依据,不同郡望品级的人所被授予的官职不同,不同郡望品级之间也不能通婚,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国家谱牒中抢占显要地位的名门望族控制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高门望族为了维护其特殊地位,往往会在高门之间自组婚姻以保持“血统”的纯正。由于郡望与一个人的政治生活、社会交往、婚丧嫁娶都密切相关,故而受到时人的特别关注。不少人千方百计都想挤进等级较高的姓氏郡望中,称为“冒籍”,但一旦被查出来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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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通常会把宗祠简单地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神灵所聚之地”。然而,宗祠却远非这些单一的简单概念所能述及。
宗祠起源于氏族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族权。宗祠也就成为了宗族祭祀的圣地,其象征着宗族的团结。
宗祠的初始基本功能是祭祀祖先,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怀念祖先,寄托先人的精神,给所有的子孙一个“根”,让所有子孙后代都能知道自己的来历,不至于迷失。宗祠的另一种功能是为族人修谱、进行文化研究。宗祠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族观念的影响,祠堂成为同族人供奉与祭祀祖先的场所,可谓收族敬宗的宗教意义上的引力场;另一方面,祠堂还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更是家族中重要的社交场所。典型的汉族祠堂,多为四合院式的院落结构,根据族人繁衍人口的多少以及权势的大小来确定宗祠的规模。祠堂内多搭有戏台与比武场,逢年过节时常会举行一些活动。
而在新时期的今天,除了作为“崇宗祀祖”之用外,宗祠又有了新的价值标准。各房子孙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的,利用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会将宗祠作为聚会场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大量宗祠被拆建为商铺或住宅,能保留下来的宗祠并不多。祠堂是我们祖先的“根”,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保护。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寻根热”的兴起,族人的凝聚力在不断加强,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文物古建筑祠堂,兴起了一股宗祠兴建、维修、保护的热潮,这对构筑和谐团结的乡村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书的出版旨在唤起人们对于宗祠的关注,以在社会发展的今天重新定义宗祠的概念,正确对待宗祠文化,继承并发扬先辈们的优秀传统。本书详细阐述了宗祠各个方面的文化意义,包括宗谱、姓氏郡望、宗族与族规、亲族习俗、祭祀制度以及宗族制度的演变等;介绍了各具特色的宗祠建筑,如晋陕宗祠、江南宗祠、岭南宗祠、台湾宗祠;详细列举了各个省地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的宗祠,还有一些历史先贤名士祠,如曲阜孔庙、终南山老子祠、韩城司马迁祠、马鞍山司马迁祠、岐山周公庙等。文字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结构严谨有序。仔细加以阅读,必会有所收获。
祠堂是我们的根,是连接您我他的纽带,是家族(民族)的认同和归属地,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是华夏儿女的中国印,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家族情结。